西周金文地名集證

天津師范大學杜勇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西周金文地名集證”（項目批準號為：14AZD112），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陳絜、趙慶淼、孔華、雷鵠宇、王偉、李晶、白國紅、周寶宏、葉先闖、王凱。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商周金文地理作為中華民族早期歷史發(fā)展的重要空間要素，蘊含著豐富的歷史信息，展示出商周歷史文化的不同剖面，一直受到學者的高度重視。以地名考訂為中心的金文地理研究，原屬于金石學研究的范疇，在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傳統(tǒng)。近代以降，隨著現(xiàn)代地名學、考古學的引入與發(fā)展，以及古文字學的不斷進步，從而使新舊學科相互激蕩，有力地推動了金文地名研究的深入。王國維《周時天子行幸征伐考》對周天子親自行幸征伐之事略加統(tǒng)計，發(fā)現(xiàn)見于彝銘者“凡二十有五，而為地凡十有九”，凸顯出地名對考索銘文史實的重要性，初步奠定了金文地名研究的基礎。

近百年以來，商周金文地名研究業(yè)已取得可喜成績，涉及的內(nèi)容非常廣泛。在充分運用傳世文獻的基礎上，結(jié)合考古材料和其他類型的古文字材料來解決金文地名問題，每有新的發(fā)現(xiàn)與突破。但是由于條件的限制，也明顯存在一定的不足，諸如研究內(nèi)容單一，未解難題較多，綜合研究薄弱。這既不利于歷史學、歷史地理學科本身的發(fā)展，也有礙中國地名學研究水平的提升。

有鑒于此，加強金文地名研究也就具有特別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社會意義。其一，現(xiàn)有金文地名研究缺少宏觀考察與系統(tǒng)整合，碎片化傾向較為突出，以致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本課題對金文地名進行全面梳理和綜合研究，有助于適應學科階段性發(fā)展的需要，改變金文地名研究分散、零碎的局面，彌補綜合性研究性專著的缺失。其二，金文地名不僅具有地理層面的屬性，同時也是商周時期歷史的載體。金文地名的考釋與研究，有助于正確理解金文史料透露的重要歷史內(nèi)涵、更深刻地把握商周時期的有關史實，從而推進先秦歷史文化研究的深入。其三，一個民族及其文化的來源，和這個民族的發(fā)祥地以及其遷徙的路線有著重大的關系。因此，對商周金文的系統(tǒng)整理和研究，無疑有益于全面認識商周古國、古族分布的地理背景，對于探索中華文明的早期歷史和源流，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二  成果的主要內(nèi)容

該成果分為上下兩編，著力對西周金文地名的現(xiàn)代地理方位及相關歷史問題進行深入研究。

上編《西周金文地名匯考》，以西周金文中的地名為主線，以王畿、東土、南土、西土、北土為分域，對域內(nèi)123個人文地名和自然地名系統(tǒng)加以考訂，先作區(qū)域概述，次摘學者已有研究成果，以時間先后集中編排，最后通過按語形式加以分析總結(jié)，明辨是非得失，就其地名的現(xiàn)代地理位置提出結(jié)論性或傾向性意見。

卷一《西周王畿金文地名匯考》，主要針對西周王畿地區(qū)出現(xiàn)在金文中的國族、都邑、聚落、山川等27個地名，就其現(xiàn)代地理方位及其變遷進行考索。如關于京的地望，舊有鎬京說、蒲坂說、豐京說、豳地說、岐周說、近鎬說等不同意見，經(jīng)過對文獻和新出金文的深入研究，提出京位于鎬京南郊即今西安市長安區(qū)斗門鎮(zhèn)以南一帶的新看法，認為京是一個特殊的王家之邑，是一個行政副中心，具有文化教育中心、觀賞游樂中心的功能和地位。再如井氏家族的居邑，過去有散北、鳳翔、扶風等不同說法，經(jīng)過對相關文獻、銅器銘文和“井”字陶文及其出土地的深入考察，進一步肯定了井氏家族的封邑在今陜西扶風縣東北一帶。又如畢地，古有渭北畢陌和渭南畢郢（或曰畢原）二說。結(jié)合文獻與新出金文全面考析，認為渭北畢陌說把秦武王冢說成周武王冢，為傳聞之誤。而渭南畢郢說不僅有《孟子》《古本竹書紀年》《史記》等文獻材料支持，而且與新出吳虎鼎銘的地理指示相應，故把畢地定在豐鎬一帶（今西安長安區(qū)）應屬可信。

卷二《西周東土金文地名匯考》，主要針對西周東土地區(qū)出現(xiàn)在金文中的國族、都邑、聚落、山川等51個地名，就其現(xiàn)代地理方位及其變遷進行考索。如齊國始封地營丘的地望，歷來有山東臨菑和昌樂二說，今據(jù)臨菑故城新出土的西周中期銅器看，知此故城在西周中期以前即已存在并具重要地位，是營丘的可能性很大。又如杞國，作為夏禹的苗裔，周初封于雍丘（今河南杞縣）。從分析相關出土銅器可知，杞國在西周晚期即已遷往今山東新泰，而不是通常認為在春秋時期才遷至山東地區(qū)。又如西周金文中的“伊”為族氏之名，當系商代伊尹之后，為王族支裔，而非通常所說的有莘氏。但伊族與有莘氏關系密切，其居地應相距不遠，大體活動在今山東曹縣一帶。

卷三《西周南土金文地名匯考》，主要針對西周南土地區(qū)出現(xiàn)在金文中的國族、都邑、聚落、山川等17個地名，就其地望及變遷加以考索。如鄂國的都邑，由于近年隨州安居鎮(zhèn)羊子山和南陽夏響鋪鄂國墓葬的發(fā)現(xiàn)，證明西周早中期的鄂國都邑不在山西，應在安居鎮(zhèn)羊子山一帶。周厲王時期，鄂侯馭方發(fā)動反叛，被周王朝的軍隊伐滅，少量鄂遺民遷往南陽夏響鋪一帶，得以續(xù)其宗祀，清華簡《系年》稱之“少（小鄂）”，后世亦稱“西鄂”。再如曾國，西周初年即立國于漢東，兩周之際西遷棗陽郭家廟一帶，在文獻中顯示為擁嫡叛周的南陽申繒之繒。后來繒（曾）國又遷回老家隨州一帶，直至戰(zhàn)國中期被楚國滅亡。但相關銅器銘文和竹簡資料顯示，這個繒（曾）國與同地存立的隨國并不能等視齊觀，實際各別為國。又如宗周鐘銘中的“南國服子”，有可能指的就是當時淮夷東夷二十六邦的宗主徐子國，其時徐子國定都于大徐城（今安徽泗縣北），是淮夷諸邦的主腦國。

卷四《西周西土金文地名匯考》，主要針對西周西土地區(qū)出現(xiàn)在金文中的都邑、國族、聚落、山川等17個地名，就其現(xiàn)代地理方位及其變遷進行考索。如豳為周人先公劉遷居之地，在先周歷史發(fā)展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然豳之地望多有歧義，古今大體有五種不同說法：陜西旬邑說、武功說、彬縣說，山西新絳說，甘肅寧縣說。經(jīng)考察，除彬縣說外，余皆有誤，即使影響最大的旬邑說亦非確當。根據(jù)杜預、徐廣舊注，結(jié)合多友鼎、克鐘銘文和《詩·公劉》《綿》加以綜合考察，可知豳邑不在涇東而在涇西，即與漆縣縣治（今陜西彬州市）相距不遠的東北方向。再如，京師屢見于銅器銘文及近出清華簡《系年》篇，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然其所指則異說紛紜。實際上不同出處的京師是不能當作同一地名來對待的。金文克鐘、克鎛和多友鼎銘文中的京師因有涇水的地標限定所指必為周人故地豳邑，晉公和晉姜鼎銘中的“京師”是指稱晉國境內(nèi)之地，清華簡《系年》中的兩處“京師”是指晉人的龍興之地，三者不可混為一談。又如，霸國是文獻失載的西周封國，從霸國銅器集中出土于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來看，霸國當族居此地。

卷五《西周北土金文地名匯考》，主要針對西周北土地區(qū)出現(xiàn)在金文中的國族、都邑、聚落、山川等11個地名，就其現(xiàn)代地理方位及其變遷進行考索。如北燕始封地舊說在薊，然周初薊為黃帝之后的封邑，而北京房山琉璃河遺址的董家林城址為周初城邑，遺址1193號大墓又發(fā)現(xiàn)“命克侯于匽（燕）”的銅器銘文，證明所謂召公封燕最初應即此地。《漢書·地理志》謂薊為燕國始封地，是以后來著名的燕上都言說其事，致使文獻記載與考古發(fā)現(xiàn)略有出入。再如，孤竹是商周時期北方的一個古老方國。晚商孤竹族居于遼西喀左地區(qū)，西周成康以后遷至今河北盧龍縣西北，但《括地志》卻說位于盧龍縣南十二里，原因是作者誤將唐代的盧龍縣和北魏的肥如縣當成了同一個地方，以至產(chǎn)生歧說。又如，商周之際國族的居地距周初的燕國不遠，為燕國的附庸。兩周之際，國族為避戎禍將都邑遷徙到山東黃縣一帶，過去認為居莒縣北部并不可信。此類地名方位的落實，對于正確認識相關歷史事實大有禆益。

下編《西周金文地名專題研究》，主要匯集西周金文地名研究的專題論文。內(nèi)容涉及王畿與四土出現(xiàn)在金文中的眾多國族與地名，除了考訂具體地望外，還對當時國家結(jié)構、政治體制、族群變遷、生態(tài)環(huán)境、交通路線等相關史事進行了多方面的探索。

Z. 1~Z. 2兩篇文章屬于總論性質(zhì)，前者論述金文地名的語言學特點，后者說明四國即四域，與四土、四方、天下同義，是周王在法理上的統(tǒng)治區(qū)域。

1. 1~1. 4四篇文章屬于分域研究，主要考察西周王畿地區(qū)出現(xiàn)在金文中的京、井、棫林、康等地名的地理位置，兼及京的性質(zhì)與地位，以及采邑制所體現(xiàn)的世卿制度的尊賢功能。

2. 1~2. 12十二篇文章主要研究商周時期出現(xiàn)在甲骨金文中的東土地名，諸如商、滴水、京、鴻、榆、黎、謝、萊、郳、鄫、鑄等地方位，以及東土生態(tài)環(huán)境、交通路線和族群交流。

3. 1~3. 4四篇文章主要要研究西周南土地名及相關歷史問題，如昭王南征荊楚的史事與交通路線，曾、隨、鄂的空間位置及其與中央王朝的關系，以及伯諸器地名的釋讀與定位。

4. 1~4. 3三篇文章主要涉及西土國族、地名及相關史事的研究，如不其簋銘中秦與周的關系，秦地西俞、西、略、高陶等地名方位，吳、虞、夨、芮等國族的封邑及其地理位置的考訂。

5. 1~5. 5五篇文章主要研究西周北土地區(qū)出現(xiàn)在金文中的有關國族和地名，如北國、孤竹、國等國族的來歷、都邑變遷及與中央王朝的關系，邶、鄘、衛(wèi)、沬作為地名的具體方位。上下兩編前后呼應、相得益彰，共同構成本項目的主要研究內(nèi)容。研究過程中，既注意吸取已有成果的學術營養(yǎng)，又大膽突破傳統(tǒng)或舊說的藩籬，力求提出自己的創(chuàng)新見解，看法未必都對，但體現(xiàn)了作者對探索古代文明真諦所做的不懈努力。

三  成果的主要價值

該成果除作金文地名方位考訂外，實已擴展到政治地理、生態(tài)環(huán)境、交通路線、民族遷徙以及地方與中央的關系等諸多方面的探索，從不同角度深入揭示各區(qū)域文明在中國上古文明整體演進過程中的發(fā)展脈絡和歷史地位。與過去同類論著相比，本成果的系統(tǒng)性、創(chuàng)新性、集成性更為突出，更好地適應了學科階段性發(fā)展的需要，改變了金文地名研究分散、零碎的局面，彌補了綜合性研究專著的缺失。金文地名也是商周歷史的載體，正確考訂金文地名的地理位置，有助于正確理解金文史料透露的重要歷史內(nèi)涵，深刻把握商周時期的有關史實，全面認識商周古國、古族分布的地理背景，對于探索中華文明的早期歷史和源流，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