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勝前：淺議中國考古學的主體性

作者：陳勝前，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時代中國特色考古學理論體系研究”首席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是當代中國學術發(fā)展的重要使命，各學科都在朝著這個方向努力，中國考古學也不例外。建構自主的知識體系需要具有合理性的知識前提，學科的主體性問題由此得以凸顯。

考古學是否有主體性

不同學科對主體性的強調存在較大差異。在自然科學領域，主體性很少單獨成為問題。在藝術學科中，主體性則成為需要彰顯的對象，離開了主體性就無所謂藝術。如果考古學只是一門研究物質遺存的學科，那么它就更接近自然科學，沒有太大必要討論主體性問題。但是，考古學是通過物質遺存去研究人的學科——從人的活動到人的社會，再到人的精神生活。可見，考古學是一門交叉學科，處在自然、社會與人文科學的交叉領域。正因如此，主體性對考古學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主體性問題的凸顯也是考古學學科發(fā)展的結果，走向闡釋的當代考古學發(fā)展必定要關注主體性問題。考古學的根源古老，但是現(xiàn)代考古學的歷史只能追溯到18世紀末19世紀初，在此之前，中國有金石學，西方有古物學。現(xiàn)代考古學的創(chuàng)建者們把科學的理念與方法引入古物學中，通過物質遺存研究來了解人類的過去。他們建立考古類型學，通過器物形制的演變來構建歷史序列，提出石器、青銅、鐵器前后相繼的三個時代。他們還吸收了地質學的成果，以均變論為基礎，建立考古地層學，以此確定遺存的相對早晚關系。在學科的基本理論方法成型之后，隨著西方的殖民狂潮，考古學進入了大發(fā)現(xiàn)時代，海因里希·謝里曼在希臘，威廉·皮特里、霍華德·卡特在埃及，倫納德·伍雷在西亞，約翰·斯蒂芬斯在中美洲……發(fā)掘出人類文明的多個重要遺址。

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考古學的中心任務從發(fā)現(xiàn)與整理材料轉向解讀材料，即盡可能準確地揭示物質遺存所包含的有關人類過去的信息。物質遺存不會自己講話，它所包含的信息需要考古推理才能為人所知。考古推理的主要途徑有二：一是歸納，發(fā)現(xiàn)與發(fā)掘保存完好的材料，利用盡可能豐富的科技手段分析材料，這些方法往往有較好的古今一致性，能夠從物質殘留中推知古人的活動；二是演繹，即建立更準確的理論模板，根據(jù)理論模板來組織材料，即便材料是零散的。過程考古主張發(fā)展中程理論，建立符合考古學目的的理論模板；后過程考古強調關聯(lián)的方法，把在場與不在場的因素綜合起來考慮。二者的目的都是從物質遺存中更準確地獲取更豐富的人類信息。

但是，解讀出來的信息仍然只是歷史事實的片段，它們并不能自動構成可以為主體理解的歷史，需要主體按照某種線索、結構與原則加以組織，由此構成考古學的闡釋。闡釋是主體發(fā)揮創(chuàng)造性的舞臺，主體性問題隨之浮出水面，成為學科發(fā)展的焦點。實際上，還在學科形成階段就有研究者試圖發(fā)展闡釋，構建史前史。英國學者約翰·盧博克以民族志材料為基礎，寫出《史前時代》一書，他把民族志上的族群按照他理解的發(fā)展程度，劃分為不同的發(fā)展階段。這部充滿種族主義意味的著作以西方為主體、按照所謂進化原則來排列不同族群的發(fā)展程度，認為落后就必須被淘汰，這樣的闡釋服務了西方殖民主義。

20世紀二三十年代，英國考古學家戈登·柴爾德以考古材料為基礎，寫出一系列重建史前史的著作。他對史前史的闡釋側重經(jīng)濟，強調技術進步的重要作用。不過，柴爾德的主要目的還是探索歐洲文明從何而來，為什么能夠后來居上，其闡釋的主體性仍然是西方文明。過程考古學興起之后，研究者更強調跨文化的統(tǒng)一性，放射性碳測年技術也為不同地區(qū)文化的比較提供了統(tǒng)一的時間尺度，寫作世界史前史成為可能。從既有的史前史來看，其組織框架仍然是圍繞西方展開的，作為世界三大文明體系之一的中國所占的篇幅通常是三四十分之一。20世紀80年代，后過程考古學興起，強調發(fā)展多元的闡釋，關注考古學研究的歷史意義，以西方社會為基礎展開闡釋，因此諸如身份、性別、自由市場等具有西方政治正確意味的主題成為闡釋的熱點與角度。

簡言之，考古學的發(fā)展越來越重視闡釋，而闡釋離不開主體。由于現(xiàn)代考古學起源于西方，并得到以西方為中心的國際體系的支持，因此既有的闡釋是以西方為中心的。中國考古學必須擺脫西方中心主義的羈絆，確立自己的主體性。

中國考古學的主體性是什么

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人類社會或人本身，研究者自身所處的人文與社會關聯(lián)會影響到其對研究對象的理解，作為利益攸關方，研究者的研究目的也必然與研究對象關聯(lián)在一起，因此，人文社會科學都會存在主體性問題。豐富多彩的人類文明都有自己存在的價值，承認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主體性，對人類整體而言也是有益的。

考古學以物質遺存為研究對象，但最終目的還是研究人本身。在具體物質遺存研究層面上，考古學類似于自然科學，面對客觀對象，復原歷史事實。但是，一旦考古學的研究進入社會與人這個層面上，它就成了人文社會科學。20世紀60年代，過程考古學興起，美國考古學家路易斯·賓福德曾經(jīng)主張把考古學發(fā)展成為一門類似地質學的科學，兩門學科同樣關注歷史進程，同樣立足于經(jīng)驗基礎。如果考古學只是一門研究物質遺存而與人類本身無涉的學科，那么他的主張無疑是合理的，但考古學不是這樣的學科。物質遺存本身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特定人群在歷史不同階段留下的。半個多世紀過去了，考古學的發(fā)展并沒有如他所愿，而是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發(fā)生了“人文轉向”。

中國考古學的主體性應與中國人、中國文化、中國社會的歷史與現(xiàn)實密切相關。考古學家在把握物質文化的歷史意義時，是從現(xiàn)實出發(fā)的。考古學家生活在現(xiàn)實之中，并不存在一個超越現(xiàn)實的視角。否定考古學存在主體性的主張往往會假定存在這樣的視角：絕對客觀、絕對普世，人與社會都必須遵循絕對真理。這種思想在實踐上早已破產(chǎn)，但在考古學及其他一些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仍有殘留。

我們通常用“中華文明”來泛指中國人、中國文化、中國社會的歷史與現(xiàn)實，這個泛稱成立的前提是中華文明存在顯著的連續(xù)性。考古學研究已經(jīng)證明，早在舊石器時代早期，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與東南亞地區(qū)就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化體系。進入農(nóng)業(yè)起源階段之后，世界上存在三大史前農(nóng)業(yè)體系：以西亞為中心的西方體系、以華北與長江中下游地區(qū)為中心的東方體系、以中南美洲為中心的新大陸體系。其中，新大陸體系的農(nóng)業(yè)起源相對較晚，缺乏適合馴化的大型哺乳動物，體系不完整。在三大史前農(nóng)業(yè)體系基礎上形成了三大文明體系，新大陸文明體系因為農(nóng)業(yè)體系不完整以及孤懸一方、難以與其他文明溝通的地理位置，相對脆弱，在面對西方殖民主義侵略時無力抵抗，目前已基本消失。從人類文明史來看，從東西方文化體系到東西方文明體系，中國都是其中的一極。近年來的古DNA考古研究顯示，生活在當代中國這片土地上的人群，早在距今一萬多年前就已格局初定，即分為南北兩個群體。歷史的連續(xù)性與文化格局構成了中國考古學主體性的歷史基礎。

20世紀70年代末，考古學家蘇秉琦率先提出中國考古學要研究“中國文化起源、中華民族的形成、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fā)展”等重大問題，和上面泛指意義上的“中華文明”內涵基本一致。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華文明探源一直是中國考古學的代表性課題。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國”重大項目等持續(xù)推進，發(fā)揮體制優(yōu)勢，開展大規(guī)模的田野工作，組織多學科攻關，代表中國考古學研究的最高水平，在學科內外產(chǎn)生廣泛影響。

從學科發(fā)展的時代背景來看，改革開放后，中國與世界各國、中華文化與各種文化的交往更加頻繁，交流強化了自我身份認同，更多的文化比較機會也促進了對自身文化的反思。近十余年來，中國快速發(fā)展的趨勢進一步提升了對自身文化的認同。從這個意義上說，中華文明探源的考古學是時代的必然選擇。

當然，學科內部的發(fā)展邏輯也是不可忽視的，20世紀80年代初，牛河梁遺址的發(fā)現(xiàn)為中華文明探源提供了契機，石家河遺址、陶寺遺址、良渚遺址、石峁遺址、南佐遺址等一系列重要發(fā)現(xiàn)，為中華文明起源的考古學研究提供了材料基礎。同時，中國考古學文化區(qū)系類型已經(jīng)建立并不斷完善，為中華文明探源提供了必需的時空框架。在學科內外因素的推動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成為引領中國考古學發(fā)展的標桿。反過來，它也促進了我們對中國考古學主體性的關注。

現(xiàn)實與展望

對中國考古學主體性乃至中國學術主體性的關注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即“古今中西”問題。中國學術何去何從？中國學術與來自西方的現(xiàn)代學術是“古今關系”還是“中西關系”？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現(xiàn)代考古學從誕生之初，其主體性就存在深刻矛盾。如果只是古今關系，就不應該存在中國考古學的主體性，一切應以“現(xiàn)代”為皈依。現(xiàn)實情況并非如此，考古學的人文社會科學性質決定了這門學科存在主體性。在考古學的實踐中，我們能夠清楚地看到，中國考古學之外的世界考古學是如何構建的。它也是由西方所定義的，近代以來，西方憑借先發(fā)優(yōu)勢定義了“世界”，甚至定義了主體。任何知識都要經(jīng)過西方“審查”之后才可能進入世界學術體系之中。當中國現(xiàn)代學術的發(fā)展還處在依附階段時，是沒有能力討論主體性問題的。現(xiàn)在，已經(jīng)到了討論它的時候。

當代考古學正在走向闡釋，中國考古學也迎來前所未有的大發(fā)展，學科所處的時代背景也發(fā)生深刻變化，中華民族再次行進在世界文明進程的前列。回歸中國歷史、文化與社會，成為中國考古學發(fā)展的必然選擇，必須承認并重視中國考古學的主體性。如果不承認中國考古學存在主體性，結局只能是被同化或被拋棄。承認中國考古學的主體性，不等于否認西方文化與西方考古學的主體性。因為交流是需要主體的，沒有主體，就不會有文明互鑒。解決“古今中西”問題首先要承認中西的存在，然后在此基礎上，取長補短。

建立這個認識之后，也就意味著，中國考古學首先要研究“中國文化起源、中華民族的形成、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fā)展”，要理直氣壯、旗幟鮮明地研究。在此基礎上再去研究世界考古學的問題。我們學習借鑒人類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要從中國去看世界，定義屬于自己的“世界考古學”，而不是說，因為已經(jīng)有了世界考古學，就不再需要自己去定義，因為主體性是不可替代的。既有的世界考古學是西方定義的，這是屬于他們的視角。我們可以借鑒，但是不能因此就把他們的視角當成我們的視角。

當前，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已經(jīng)成為中國學術的重要任務。無論從歷史、現(xiàn)實還是從未來來看，中國都不可能是固有體系的依附者。我們要清醒認識到，脫離中國考古學的主體性去談中國考古學，是緣木求魚、本末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