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錚，系國家發展改革委市場與價格研究所室主任、研究員

2024年1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強調，“高質量發展需要新的生產力理論來指導，而新質生產力已經在實踐中形成并展示出對高質量發展的強勁推動力、支撐力，需要我們從理論上進行總結、概括，用以指導新的發展實踐”。新質生產力的形成必定突破舊的科學技術范式、要素配置模式、產業組織形式，是經濟社會矛盾運動的結果，同時對社會經濟形態產生重大影響。在理論上研究新質生產力，除了研究其產生的技術特質、產業特性、市場特征等微觀層面的理論問題之外，更需從經濟社會發展的宏觀角度充分認識其歷史發展的規律與邏輯、技術范式的趨勢與進程、生產關系的適應性。

充分認識新質生產力形成的歷史條件和現實基礎

科技進步是推動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力量，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是促進生產力進步最重要的因素，人類近現代史上歷次生產力的跨越式進步都伴隨著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發生。科技進步是人類對自然認識的深化，自然界是客觀存在的，只要人類保持對自然認識不懈的努力，就必定會產生科技革命，隨后形成產業革命，因此產業革命的產生具有歷史必然性。但是，科技革命只有在適宜的經濟條件與社會體制下才能誘發產業變革。其實在歷次產業革命發生之前，與產業革命相關的科技革命就已經發生了，比如第一次工業革命時二者間隔的時間長達百年。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科技革命出現后，產業革命需要伴隨某些國家或地區的要素價格變化、市場體系嬗變、社會體系變革才能應運而生，并率先形成新興的生產力，進而極大促進當地經濟社會的發展。

以人工智能、清潔能源、無人控制、量子信息、虛擬現實和生物技術為重點的新一輪科技革命業已開啟，第四次產業革命正在發生，由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催生的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必然性已經顯現。此輪產業革命的最大特點就是在世界主要國家之間同步推進，各國紛紛加快實施催生新產業革命的國家戰略，比如美國的“先進制造業伙伴計劃”、德國的“工業4.0”、日本的“再興戰略”、法國的“工業新法國”、英國的“高價值制造戰略”等。通俗地講，全球已進入爭奪產業革命策源地的“突破戰”。

從我國看，發展由新一輪產業革命所帶來的新質生產力擁有顯著的優勢條件，在人力資源方面，我國中高端人才數量紅利逐步顯現；國內市場規模巨大，位居世界前列，商品市場規模優勢明顯，資本、技術、數據等要素市場規模迅速擴大；在產業的裝備和配套方面，我國產業鏈結構全、鏈條長，且工業裝備數字化轉型較快，規模以上工業企業關鍵工序的數控化率已達到55.3%，數字化研發工具的普及率達到74.7%。但在實踐中也面臨一些困難和挑戰，比如：滿足發展新質生產力需求的領軍和頂尖人才數量依然不足；要素市場仍存在制度規則不夠統一、要素資源流動不夠暢通、商品服務質量體系不夠健全等問題，對利用龐大規模市場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構成了一定約束；傳統行業數字化、智能化滲透率不足，數字化裝備水平在行業間差距較大。為此，我國需要通過加快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釋放新的人力資源紅利、提升產業裝備數字化水平、引導市場消費升級等方式，形成更好地支撐新質生產力形成和發展的基礎條件和優勢。

充分認識新質生產力形成的創新漸近性和技術反復性

事物發展是波浪式前進和螺旋式上升的，人類歷史上的技術創新也是一波三折的，呈現出反復性和漸進性的特征。形成新質生產力的科技創新不是一般性的技術應用創新，而是具有巨大潛力的基礎科學、前沿技術和顛覆性技術的創新。從歷史看，一些突破性技術的應用存在反復性的特征。比如，15世紀時后膛炮裝填快、射速高，曾廣泛流行，但由于材料和工藝不到位，其密封和精度一直是難以解決的問題，因此一度被前膛炮完全取代；19世紀中葉后，隨著炮閂的發明解決了密封問題，同時膛線的使用大幅提升了后膛炮的精度，后膛炮又取代了前膛炮成為技術主流。此外，由于各國在創新中的技術路線不同，形成了技術路線競爭，也使得技術創新及其應用是在螺旋上升中演進的。比如，在第二次產業革命過程中，愛迪生等電力科學家認為電動車將取代蒸汽驅動的汽車成為主流；到了20世紀30年代，隨著福特等汽車公司的燃油車技術路線逐步統治市場，電動車技術路線幾乎銷聲匿跡；但時至今日，隨著儲電技術的不斷提升，電動車又一次成為新的主流技術路線。

當前，各國在重點產業領域的技術創新方向上基本一致，但又根據本國的產業基礎、技術慣性、市場特點、國情特征，選擇了不盡相同的技術路線。比如，在新能源汽車產業選擇的技術路徑上，有的國家選擇了純電驅動的技術路線，有的國家選擇了混合動力技術路線，還有的國家正在加速布局氫電驅動技術路線。再如，在人工智能領域，許多國家選擇了面向個人的交互型技術路線，而包括我國在內的一些國家則選擇了面向產業的賦能型技術路線。又如，在電力加算力發展上，美國選擇了二者分離發展的技術路線，導致算力增長受到電力不足的約束；而我國正在加快推進“綠電+算力”的技術路線，很有可能在算力需求激增的情況下走出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能否贏得技術路線的競爭，關系到各國是否能在產業新賽道上率先超出，引領全球生產力的發展。

我國是全球較早認識并推進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國家之一，重點在數字化和綠色化兩個層面強化科技創新和促進生產力發展。隨著世界新一輪科技革命的競爭日益激烈，我們要充分認識到技術創新的漸進性和可能存在的技術路線選擇的反復性，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高效利用好國內與國外兩個市場，在新質生產力的形成過程中少走彎路、降低成本、搶得先機。利用新型舉國體制選好賽道，集中力量加強關鍵核心技術攻關，邊摸索邊推廣，加快重大突破性技術應用試點建設。發揮市場在科技資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防止各地在發展新質生產力方面一哄而上、重復建設，維護和激發各類創新主體的活力，促進科技成果轉化能力不斷提升，通過市場競爭推動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領域技術路線的優化調整。通過擴大開放強化國際合作，加快構建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科技開放合作新格局，在競爭合作中確保技術路線的動態調整與相互融合，避免技術路線競爭帶來的標準鴻溝和規則壁壘。

充分認識新質生產力形成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相互適應和動態互動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二者具有辯證統一的關系。從歷史看，科技革命促生的新的生產力發展必然帶來生產關系的變革，而生產關系的變革又會促進新的生產力進一步持續發展，生產力新的發展又對生產關系進一步優化提出要求，二者之間存在相互適應和動態互動的關系。

此輪產業革命中，我國通過加快發展以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等為引擎的新質生產力，促進了生產關系領域的變革，出現了共享經濟、平臺型組織等新的經濟形態，這種變革反過來又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但其中仍有一些因素在動態調整中成為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約束，比如一些數字平臺存在的數據壟斷，又如數字技術應用帶來的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等等。這表明，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決定了新型生產關系的出現，這種關系又反作用于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對于其中不適應新質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因素要盡快調整，以促進新質生產力的可持續發展。

從生產方式變革推進生產關系調整以及生產關系動態變化進而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來看，我國應堅持推動數字經濟發展和完善監管規范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防止數字資本壟斷和平臺數據壟斷對勞動剩余的過度占有，促進數字技術成為構建和諧勞動關系和產業關系的有力推手，保護數字經濟從業人員和廣大消費者的切身權益，同時進一步讓各類先進優質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順暢流動和高效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