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圖與古典幸福論研究

浙江大學包利民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柏拉圖與古典幸福論研究”（項目批準號為：12BZX050），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孫仲、金建偉、林志猛、包大為、張波波、陳鄭雙。

該成果是對以柏拉圖為代表的西方古典幸福論的一個研究，重點放在柏拉圖的幸福論上，同時考察柏拉圖之后的亞里士多德和希臘化羅馬主要三派新哲學的幸福論。本課題力圖立足當代視野和有關學術研究傳統，做到在問題意識上、思路上和成果上都有所創新和深化。課題組利用了大量古典文獻和中外文最新研究資料，在立足文本的基礎上大膽進行理論創新，不斷精練理論框架和更新核心概念。

首先，成果將柏拉圖的幸福論的主題定位在幸福論上。傳統以來，柏拉圖幸福論被歸入柏拉圖的倫理學。然而成果在研究的開始就確定，“幸福論”與“倫理學”既密切相關又有各自相對的獨立性。古典幸福論確實屬于廣義倫理學，甚至被用于命名倫理學的一個派別，與道義論和后果論并列。但是同時，幸福論的內涵外延又超出了狹義的道德學，它有自己的主題：即什么是人生的意義，什么樣的生活值得過，個人的人生終極目的是什么，歷史有沒有最終任務要完成，以至于完成后可以宣布歷史的終結。如果說現代幸福論往往和倫理學緊密融合，那么古典幸福論的獨立性就更為明顯，它屬于某種“為己之學”，而不是僅僅服務于“利他主義”。希臘化羅馬哲學雖然被稱為“倫理學中心的”，其實都是“治療型哲學”，即關心的是個體自己的心靈健康。這種區分引導我們考察柏拉圖及古典幸福論。成果一方面小心分析柏拉圖幸福論與正義論（狹義倫理學主題）的緊密糾纏，另一方面又仔細梳理他的獨立的幸福論關切，后者并非他解決前者的工具而已。這有助于解釋柏拉圖的幸福論的許多特色或獨特缺陷，這也有助于人們理解柏拉圖倫理學和幸福論的研究傳統。

其次，成果系統梳理了各種關于柏拉圖的幸福論的研究傳統。古代的中期柏拉圖主義和新柏拉圖主義就強調柏拉圖幸福論的超越性乃至宗教性一面，從哲學或神學的角度論述如何成為一個真正的人。這讓許多現代民主派古典學家感到尷尬和不滿（比如Vlastos和Cooper），但是有的學者比如Annas認為不必避諱，因為這些古人離柏拉圖更近、態度更虔誠，所以也許認識得更為準確。到了基督教時代早期，奧古斯丁受到新柏拉圖主義大師普羅提諾的深刻影響。然而同時，基督教教父認為幸福之事屬于信仰，哲學只應該承擔準備工作。這可能導致了古代熱鬧的哲學人生學說的消逝（Cooper）。在近代，施萊爾馬赫對柏拉圖哲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理解：（1）將柏拉圖作品視為一個有機整體，以思想上的內在關聯確定各篇對話的先后時序并剔除偽篇；（2）柏拉圖的全部思想皆可在其對話作品中得知。也就是說，不存在口頭內傳和書面外傳之間的差別；（3）柏拉圖哲學是一種處于轉變過程中的哲學，而不是一種到達終點的哲學，“愛智慧”不等同于“智慧”，哲學乃是對智慧的永恒追求。

在現代，許多學者對古典幸福論做出了有益的探討，分析哲學的古典學研究成果累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納斯鮑姆的《善的脆弱性》詳細探討了哲學家包括柏拉圖對消滅生活中的悲劇性的努力，在此當中的得失。此外的分析哲學派古典研究代表比如Vlastos、安娜思、弗雷德、Cooper、安東尼·郎等也都提出了有益問題和研究。之外，施特勞斯派，包括施特勞斯、伯納德特和布魯姆、Bolotin等人，也對柏拉圖幸福論做過非常富于啟發的研究。他們強調展現在對話錄和古代人物的真實生活中的價值觀。此外，海德格爾、阿倫特和沃格林的古典學研究也從宏觀角度出發讓我們看到了柏拉圖幸福論的歷史意義。

再次，該成果還有一個特色，就是時代敏感性強。今天人類面對的是第三次科技革命，這是一次以人為中心或主題的革命。它對人類的自我理解和實踐可以從兩個方面看，一個是學理上的自然主義，另一個是更為重要的技術上的突破。它對人類的幸福論的影響的最終形態，因為還是進行時，所以并無確定答案，但是一些主要的方向卻很明確：從手段上說，新科技革命很可能帶來無法想象的物質富裕，這意味著人們將從必然性勞作中徹底脫身，人的作為與能力在人工智能和互聯網面前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被徹底“代工”。于是，如何在不必從事謀生勞動之后追求和享受終極幸福的問題，可能很快會來到每個人的面前。換句話說，古典幸福論即將復興。從終極目的上說，新科技可能直接介入“終極目的”，通過無法想象的新技術大規模、全方位制造地球上從未出現的“超級幸�！�。這包括通過基因增強術、腦科學增強術和人機接口技術等造出超人，也包括通過VR和刺激下丘腦技術制造聞所未聞的高強度快樂。此時此刻，是否接受這樣的“幸�！保�是否認可這是“歷史的終結”，是一個非常緊迫的現實問題。

最后，該成果研究的特色是積極進行理論建設。為了使得研究深入，課題組首先提出了幾個理論模式。第一個是主觀價值與客觀價值的區分，第二個是強者政治學和弱者政治學的異同，第三個是價值ABC維度（自我-行動-對象）的展開。在建模階段，我們探究的主要古典思想主要是柏拉圖的《呂西斯》、《尤昔底莫斯》、《菲麗布》和《理想國》等對話錄，以及亞里士多德的《尼各馬克倫理學》。

在這些理論模式的指導下，課題組分別深入考察了柏拉圖幸福論中的三個維度。

首先，課題組用了專門的一章探討柏拉圖對于自我（主體、行動者、位格）的“好”是怎么看的，這主要涉及他的“德性”（人的卓越）和“內在正義”（理性主導欲望，形成真正的內在強者）學說。為此課題組主要考察了《理想國》前面4卷以及“蘇格拉底對話”諸篇對話錄，包括《高爾吉亞》。在此當中，討論了柏拉圖的靈魂學說。

其次，課題組還專門用第四章考察柏拉圖的哲學愛欲學說，即他的對象好之學說。這涉及柏拉圖的客觀價值本位即理念論和至善學說怎么理解，也涉及他對一種獨特的對象好即快樂的系統批判是如何進行的，以及是否有道理。課題組主要分析的是《理想國》第5-7卷、《會飲》、《呂西斯》、《高爾吉亞》、《菲德羅》等對話錄。

最后，第五章討論了柏拉圖是怎樣看待“行動”和個體生活的價值的。作為一位客觀價值信仰者，柏拉圖能接受行動作為他的幸福論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嗎？課題組主要考察了《理想國》第8-10卷、《會飲》、《普羅泰格拉》和《高爾吉亞》等篇對話錄。在考察中，課題組分析并處理了思辨與行動的對立，哲學生活與其他生活的關系，并指出了以安東尼·阿多和Cooper等人為代表的哲學生活論在今天是如何試圖復興古典幸福論的。

在第六章中，課題組對柏拉圖三個維度的價值論進行了一個綜觀式的總結。研究結論是：柏拉圖是一個非常豐富復雜的思想家，他的“幸福”圖景是一個打開的存在論和價值論世界，他既嚴肅對待主體自我的價值，又認真重視客觀世界的價值，他不回避不同的價值維度必然帶來的內在張力。同時，在每個維度上，他都盡量升華、向上、超越，開出了全新的客觀價值大序。他一方面建立了堪與現代浪漫派抗衡的“古典主義”價值范式，比如《菲麗布》，但是同時又論證了相當成熟和美好的浪漫主義價值理念，比如《菲德羅》。

課題組研究了柏拉圖之后古代幸福論哲學的發展。隨著晚期希臘現實政治的失敗，“晚期希臘－羅馬哲學家”如伊壁鳩魯、斯多亞派和懷疑論紛紛指出“公共大序”的幸福論路徑完全錯了。以“自足強悍”為核心的幸福不能依靠政治技藝達到。新的哲人通過開掘內心的力量和哲學認識的力量對抗命運，在更高的層次上回答“強者政治學”的經典問題：“什么是真正的強者，什么是終極幸福？什么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足’”？希臘各種幸福論沿著對柏拉圖的批評建構自己的新理論，但是其實也可以視為是集中地、極端地發展柏拉圖思想中的某個維度，比如亞里士多德集中發展了柏拉圖的行動論，反對柏拉圖對于理念幸福論的過分強調；晚期希臘哲學更是發展了柏拉圖的主體內部自足幸福論，反對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客觀價值論。這種西方古典幸福論的發展邏輯，與中國古典幸福論的發展既有相同之處，又有許多有意義的差異。另外研究結果表明，雖然希臘化羅馬時期的“倫理學”非常清晰地、毫不動搖地以個體幸福或治療哲學為第一重要的主題，但是它們也都同時認為自己的個人幸福論與人際道德不矛盾；或者說，能夠更穩妥地幫助建立人際關系的德性，只不過后者是第二性的關切。比如伊壁鳩魯雖然否認古典哲學的“內在正義”或“正義自身”的存在，但是認為根據自己所觀察到的快樂與痛苦與人類行為動機的關系，可以采取嚴密法制來達到本來靠德性和知識達到的人際互不傷害的效果。

課題組在第八章回到時代問題上，強調今天對柏拉圖幸福論的研究不僅有理論意義，而且具有刻不容緩的現實意義。古典學者應該積極利用新科技革命帶來的機緣，充分展開古典哲學家已經展開的人類自我認識和了解的歷程。其實，古典幸福論是當時的哲人對人的存在方式、生活形式、價值性存在和目的論存在等的認識。因為這些研究的全面性和深刻性，它們對我們今天的人來說是非常寶貴的資源。在本章當中，從自我價值、行動價值、對象價值等三個維度考察了新科技革命的可能影響和柏拉圖幸福論對于回應這些變化的各種可能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