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韓朱子學的傳承與創新研究

復旦大學吳震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日韓朱子學的傳承與創新研究”（項目批準號為：13AZD024），最終成果為專著《東亞朱子學新探——中日韓朱子學的傳承與創新》。課題組成員有：黃俊杰、蔡振豐、楊儒賓、陳立勝、東方朔、郭曉東、土田健次郎、山本正身、藤井倫明、傅錫洪、吾妻重二、永富青地、張崑將、崔英辰、李紅軍、井上厚史、邢麗菊、崔在穆、蔡家和、謝曉東、林月惠、李明輝、川原秀城、吳偉明、金培懿、韓東育、楊祖漢、艾文賀、陳佳銘、洪軍、陳曉杰。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該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推動儒學研究的國際化。課題組成員包括中日韓以及我國臺灣地區學者，開拓了跨學科、跨地域的協同創新研究的新方向，使研究具有國際化和開放性的特色，打破朱子學作為中國哲學史或中國思想史的固有分支的局限。該成果在朱子學研究領域具有學術創新性。該成果突破了以往就朱子學而談朱子學的模式，而將朱子學放在東亞儒學的視域中進行了多方位、多視角的立體考察，并推動了東亞地域的儒學資源、研究資源的積極互動。該成果的學術意義還表現為：對于同屬漢字文化圈的日韓兩國儒學文獻資料的開拓性運用，從而使得本項目研究在理論與文獻兩個方面得到了有機的結合。相信該成果對于中國學界乃至東亞學術共同體將產生積極的影響。

二 成果的主要內容

該成果分為四篇：“東亞儒學與中國朱子學”“日本朱子學的傳承與創新”“韓國朱子學的傳承與創新”“比較研究與回顧綜述”。

第一篇“東亞儒學與中國朱子學”。其中關于東亞儒學的兩章以特殊性與普遍性、視野與方法為中心，對“東亞儒學”這一研究新領域的各種學術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理論探討，指出東亞不是一個“實體”性的存在，而是指具有多元文化特征的“文化東亞”，其內部帶有民族性及地域性等多元特征，故有必要打破前近代或近代帝國時期的“中心一元論”的自我設限，并將東亞儒學視作“文化認同”意義上的一種文化傳統，而儒學作為一套文化價值系統也必然具有普遍性價值，例如“仁心”與“良知”、“王道”與“仁政”等。東亞儒學又有“多元一體論”的特征，從理論上看，這也符合中國哲學的“理一分殊”觀念。我們主張以中國“原生態”的朱子學為審視坐標，去考察經本土化轉向或思想再生產而形成的日韓朱子學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故“中國朱子學”各章分別從朱子的仁學思想、功夫論系統、“德性之知”、“真知”理論、慎獨思想、氣學論述等視角出發，以朱子哲學內部的某些關鍵問題為導向，進行了深入而有創見的思想考察和理論闡發，代表了近年來朱子學研究領域的最新成就。

日韓朱子學的開展雖不能游離于朱子學之外，然不必受中國本土朱子學的局限，相反，經過日韓本土文化的汲取與轉化，朱子學在異域的發展便會展露出異彩紛呈的景象。朱子學東傳日本大致在13世紀鐮倉末期，但在日本社會各界開始廣受關注則是在17世紀以后德川幕府的江戶時代（1603~1868）。第二篇“日本朱子學的傳承與創新”中“近世日本朱子學與反朱子學”一章，指出日本朱子學的開山祖師藤原惺窩其實“并非純粹的朱子學者”，其思想不免有儒釋道三教合流之趨向；而其大弟子林羅山雖深受幕府賞識，被委以“大學頭”重任，似乎意味著朱子學在德川時代占有主流地位，然而他對朱子學是否有正確的理解和把握卻受到后世的質疑，更為重要的是，就在江戶初期，朱子學開始流行之初，幾乎同時就出現了一股“反朱子學”的思想運動，這就表明江戶儒學呈現出多元、交錯的樣態，朱子學也難以被認定為德川幕府的政治意識形態，這與日本社會是武士階層構成的特殊形態以及缺乏中國和韓國的科舉制度有著密切的關聯。“仁齋學的‘天人合一’理論”一章則深入探討了仁齋學“天人合一”的思想，認為其正是通過對“天人合一”的獨到理解和重新定義，將“天人合一”轉化為實踐命題，認為“天”的世界就是“人倫世界”而不是權力階層獨占的“政治世界”。再看“徂徠學對形上學的顛覆”討論了古學派重要人物荻生徂徠對朱子學的批判及其獨特的經典詮釋方法，指出徂徠學思想內部所存在的問題可能比仁齋學更為嚴重，因為在其所謂的“以古言征古義”這套方法論的促使下，反而導致“以今言視古言”的相反結果，走向“以古言視今言”的另一極端，因此，徂徠學竭力復歸原典、重現孔子之道，實質上，卻有非常濃厚的價值判斷，不免忽視了歷史文化發展的連續性。此外，“崎門學的‘智藏’論”關注崎門學的獨家密義——“智藏”說，“智藏”一說雖源自朱子，然在中韓兩國朱子學的傳統中卻從未引起朱子后學的足夠重視，日本崎門學卻對此展開了獨特的詮釋，構成了崎門學的一大特色，同時也是日本朱子學的重要特色之一。

第三篇“韓國朱子學的傳承與創新”，分量較大。其中“高麗末期韓國對朱子學的吸收”一章指出高麗朝末期由朝鮮儒者安珦自元朝攜帶朱子書籍回國，成為朱子學傳入朝鮮的重要標志。及至高麗朝末期李穡的出現，對朱子學的思想義理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理論研究的水平也有了明顯的提升，并在新舊兩派的政治勢力當中，朱子學成為兩派共同的思想基礎。關于韓國的朱子學史，“韓國儒學史上的退溪學與栗谷學”從思想史的角度，梳理了16世紀李退溪與奇高峰的“四端七情”之爭、17~18世紀栗谷學派內部的“未發論爭”以及19世紀退溪學派與栗谷學派的“心說論爭”的三大思想辯論。“栗谷學派的儒家‘圖像學’構想”探討李退溪撰《圣學十圖》進呈宣祖，宣祖命儒臣進行注釋而出現了“圣學”之圖的解釋學動向以及韓國儒林編寫“圣學”圖說的新潮流，構成了韓國朱子學“圖像學”的奇特現象，這是不同于中國朱子學的一個重要方面。“宋時烈的方法論及四七之辯”“栗谷后學田愚的四端七情論”兩章為李退溪與奇高峰、李栗谷與成牛溪之間發生的兩場“四七之辯”，進而對17及18世紀末兩位大儒宋時烈與田愚進行思想考察，為我們揭示出“四七之辯”的豐富哲學意涵以及韓國朱子學在理論上的獨特發展。此外，“韓儒實學思想與朱子學”關注朝鮮朝后期出現的“朱子學相對化”這一新現象，具體表現為朝鮮實學兩大學派的代表人物李瀷與洪大容的思想纏斗，出現了“宗朱與攻朱的奇妙混合”，發人深思。“韓儒崔象龍的經學思想”探討18~19世紀之交的韓儒崔象龍的獨特經學思想，揭示了嶺南退溪學派四書注釋學的面相，同時也提醒我們有必要重視研究韓國性理學傳統中的經學思想。

東亞文化的多元性決定其研究內在地具有比較視野，在研究韓國或日本朱子學的過程中，會自覺或不自覺地與中國本土進行比較，展示出朱子學在東亞地域的理論新發展。第四篇“比較研究與回顧綜述”中“近世中日儒者的‘制心’問題”一章通過跨文化比較，對近世中日儒學史上如何應對“制心”問題進行全方位、多角度考察，其中涉及朱子學對“制心”問題的獨特思考，并對江戶時代“以禮制心”說的思想特色及其理論盲點進行了仔細縝密的考察與剖析，富有創見。“田艮齋的朱子學理解與牟宗三”通過對田愚與牟宗三有關朱子學理解的比較，發現牟宗三對朱子學的兩項基本判定竟在19世紀韓儒田愚及其上幾代祖師栗谷當中可以找到異國的“知音”，但田愚等栗谷學派卻堅持認為，他們的理解是符合朱子學之本意的，由此推論，則朱子不但不是別子，反而是儒家的正宗，這就與牟宗三的判斷形成了有趣的對照，值得深思。“仁齋、戴震與茶山的比較研究”一章將中日韓的三位重要儒者置于同臺競爭的比較平臺，18世紀互不相識的三位儒者卻不約而同地對朱子學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他們的多數批評具有內在的合理性和自洽性，展示了儒學發展的“獨特面向”，對于我們重新理解儒學傳統在當代的豐富性、多樣性具有重要意義。最后四章，則從不同的角度對日本、韓國、我國臺灣地區以及大陸的儒學與朱子學研究進行學術史的回顧與方法論的反思，進而對朱子學研究的未來發展提出了新的期望。附錄兩篇則是有關近十年來日本和韓國朱子學研究著述的簡目，可為學界提供必要的參考。

三 成果的主要價值

首先，從總體上看，推動東亞儒學或東亞朱子學的研究是以中國為“主體”，以東亞為“視角”，因為“東亞”并不是一個實體存在，而是一個文化交涉的“場”，在當今多元文化的世界，我們的研究立場為：立足中國、放眼世界，既要厘清朱子學在東亞的歷史脈絡，又要展示朱子學在邏輯上的發展可能性，通過回顧東亞儒學歷史來思考儒學的當下性，這是本項研究不同于以往研究的問題意識之所在。

其次，具體而言，我們所要做的工作大致有三點：其一，從跨文化研究的角度出發，在中國朱子學研究的基礎上，推動東亞朱子學的協同創新研究；其二，以日本朱子學和韓國朱子學作為問題的切入點，對朱子學在東亞地域文化傳統的歷史“承傳”及思想“創新”做一番多視野、多方位的跨文化考察；其三，對21世紀以來世界各國的東亞朱子學研究成果做一番綜述，也即目錄索引學的工作。

再次，歷史上存在將朱子學視作一種書本知識的傾向，而與社會實踐完全脫節，這在當今日本學界尤其明顯。我們的東亞朱子學研究的關懷并不在于單純的傳統知識追求，而在于運用知識以進一步思考和展示如何將傳統文化落實為實踐的可能性，因為“回顧”傳統的目的正在于“展望”未來，通過探討儒學價值在當今社會的當代轉化以便使其重新獲得符合新時代的社會意義。

最后，儒學是中國的，曾經是東亞的，今后則是世界的，“世界儒學”也完全可能從學理上進行多方位、跨國界的探討，由東亞出發來審視朱子學則是為了達此目標而跨出的重要一步。通過東亞朱子學研究，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中國儒學其實是一個開放的多元系統，進而增進東亞文化之間的相互了解，我們這項研究的社會影響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