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易學研究

山東大學李秋麗主持完成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元代易學研究”（項目批準號為：13CZX040），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張鑫、蔣承偉、李磊等。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自《周易》經傳成書，易學家對于經傳的解讀與研究構成了易學發(fā)展史的豐富內容。元代易學前承宋代易學之遺緒，下啟明清易學，不僅對明代官方易學的形成頗有影響，還在從宋代易學到清代樸學發(fā)展過程中，起到了承前啟后的關鍵作用，是易學發(fā)展史上不可忽視的階段。元代易學內容繁多，易學著作豐富。易學家面貌各異，皆有其自身特色，他們的易學貢獻呈現(xiàn)出元代易學發(fā)展的生生不息的面貌。元代時，由于官學推崇，易學承襲兩宋，奉程朱為易學正宗，易學家以治宋易為主，尤其是治程朱易學居多，重在解釋和闡發(fā)程朱易學，闡發(fā)和完善儒家義理。在程朱易學流行的同時，也有其他易學流派在逐漸發(fā)展。

該成果的意義主要有四方面。一是對于從整體上透徹理解和準確把握易學本身學理具有基礎性意義�！吨芤住繁旧碛衅渥陨淼膶W理內涵，元代易學對這些易學基本問題的把握和解釋有其獨特的地方，為我們今天重新詮釋《周易》經傳、建立一個兼顧象數(shù)義理、具有方法論意義的詮釋學體系，能夠提供資料和方法的借鑒。二是對于進一步把握和理解整體易學史具有不可或缺的意義。將元代易學重新置于當代學術視野之下，專門從易學史角度總結和檢討其所取得的成果、使用的方法和所彰顯的求實學風，揭示其內涵、特點及其對于今天易學研究的意義，有助于整體易學史的研究。三是對于深入理解元代經學、元代思想史具有根源性意義。易學是一門復雜的專門之學，它是思想史和經學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元代易學中的理學問題也都是思想史和經學史的核心問題，本課題從易學角度闡明理學問題，更深入地認識易學的發(fā)展史，對于全面深入地開展此時期的思想史和經學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四是具有現(xiàn)實意義。元代易學內容豐富，尤其是在象數(shù)易學研究方面關于天人關系的詮釋對于今天的傳統(tǒng)文化復興與文化建設具有指導意義。

二 成果的主要內容

該成果對元代易學的發(fā)展歷史和特點進行了總結。元代易學的發(fā)展既是易學自身發(fā)展的必然，也是經學發(fā)展史中的重要內容。百年元代易學薪火相傳，其成就雖不及宋代易學之輝煌，但是直接關系到中華學術慧命的傳續(xù)。該成果從易學發(fā)展史的整體視野出發(fā)，擇取20位有代表性的易學家作為研究對象，通過對其易學思想的把握，梳理了元代易學產生、發(fā)展、演變的脈絡，揭示了元代易學的基本精神，闡明了其在易學發(fā)展史上的價值與意義。

該成果借鑒知識社會學的視野，易學在象數(shù)和義理上的不同思想的提出不僅僅是易學家個人的主觀研究結晶，還有社會場域對其的制約。場域不同形成了不同易學家共同體。首先面對宋元易代、蒙古入主的歷史情勢，有著積極促進與不愿合作的差異；其次隨著程朱理學被尊為國家意識形態(tài)，朱熹后學以及故里易學研究隊伍被凸顯，尤其圖書易學研究被發(fā)揚；最后還有著奉持蒙古與漢、儒和道等不同文化的差異。根據(jù)這三方面，元代易學家可分為七種類型的共同體。

第一是元代理學家易學。許衡易學義理與象數(shù)兼綜，對程朱易學皆有繼承與發(fā)展。其易學開始于王弼易學，后又程頤易學，再又朱熹易學，體現(xiàn)出一種對義理易學與先天象數(shù)易學的綜合創(chuàng)新。劉因對象數(shù)易學尤其是對圖書易學的推重，當對整個元代興盛的圖書象數(shù)之學有助推之功。不同于許衡的“私言”研究，吳澄“纂言”具有對程朱易學尤其是朱熹易學之正統(tǒng)尊崇的自覺，通過象數(shù)而入于義理。故易象學用力頗深，取得較大成就。吳澄對于《周易》經傳所做的義理詮釋也是有目共睹，對于易學術數(shù)慧命的傳承功不可沒。吳澄弟子鮑恂繼承了吳澄的易學，對朱熹易學做了提綱挈領的解說。

第二是元代隱士易學。面對宋元易代、蒙古入主的境遇，注重氣節(jié)的宋末讀書人中有部分采取了與蒙古政權不合作的態(tài)度。特別是那些以“南人”為主的士人并不接受元朝統(tǒng)治的合法性地位。因此在易代之后，往往隱居山林或書院，避世讀書，著述以傳世。王申子易學匯通象數(shù)與義理，一方面推動了圖書之學的發(fā)展，另一方面也豐富和完善了朱熹之學。丁易東以易象為核心，以易圖為線索，既繼承發(fā)揚了漢易，也吸取了宋代易圖學的營養(yǎng)，從象數(shù)學的角度來解讀和解釋《周易》經傳，是元代易學家群體中比較有特色的。黃澤易學提倡立足于《易》之本，因象以明理，于象數(shù)易學和義理易學皆有發(fā)揮，關注象學本源，是元代象數(shù)易學的代表性人物。

第三是元代朱子后學易學。與程朱理學被尊崇相應，程朱易學尤其是朱熹易學研究進路和思想被繼承，形成了一種宗朱、述朱和翼朱易學研究思潮。其中，元代朱子后學的易學研究是這種思潮的發(fā)軔。對于朱熹《易學啟蒙》《周易本義》的解讀與詮釋是核心內容。胡方平通過朱子及后學諸家之說，對《易學啟蒙》中的象數(shù)易學進行了全面系統(tǒng)的解說。熊禾以陰陽進退之理以明卦畫陰陽之進退。蓍策陰陽之進退、變占陰陽之進退。熊禾多年授徒講學，對朱子易學的傳播做了很大貢獻。熊良輔旨在羽翼《周易本義》，有集合眾說、保存散佚文獻之功績。

第四是明官方易學之先聲。作為朱子后學的胡一桂、胡炳文、董真卿等人的易學在明代被收錄進《周易大全》，成為官學。胡一桂易學思想基本避免了對朱子易學本來面目和思想精義的遮蔽和歪曲，主觀上實現(xiàn)了他弘揚朱子易學的為學目標，客觀上也造成了不僅對明代官方易學形成有著重大影響，而且他在《易》學文獻搜集和整理等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圖書之學、易象說等方面思想，也對清代易學發(fā)展產生了深遠影響。胡炳文堅守朱熹易學，在儒家視野下詮釋、理解《周易》，在注《易》過程中折射而出的充滿憂患精神的人文品格，呈現(xiàn)出身處易代之際的思想家獨特的思想品格。董真卿是元代會通程朱易學的代表人物，由《周易會通》對明代官學《周易大全》編纂的影響可見其書本身之價值與意義。

第五是元代漢化易學。隨著元滅遼、南宋，實現(xiàn)了中國大一統(tǒng)。在其大一統(tǒng)過程中和之前后，北方少數(shù)民族就開始了其接受漢化的過程。由于北方少數(shù)民族大都仍處于原始宗教信仰時期，都重視占筮文化。蒙古征服中原后對《周易》也十分重視，正是看重其所具有的卜筮功能。隨著漢化程度加深，《周易》的人文易的層面被越發(fā)重視，出現(xiàn)了漢化易學形態(tài)。其中，以金人耶律楚材、蒙古人保巴堪為代表。耶律楚材對于《周易》中的術數(shù)文化有深入的研究。保巴易學作為元代易學研究的少數(shù)民族代表之一，其易學既重義理闡發(fā)，在象數(shù)學研究上也有獨到之處，是對程朱易學的繼承與發(fā)展。

第六是元代圖書易學。由宋至元，圖書易學日漸繁盛，各種圖式迭出，易學家們圍繞著河洛、太極圖、先天圖等諸多圖式，反復演說，使圖書易學成為元代象數(shù)易學的主流。在圖書易學發(fā)展的同時，亦有易學家開始對圖書易學進行反思與批判。張理總結了宋代的圖書之學，他創(chuàng)制了諸多形式復雜的圖式，以圖說理，他的易學為元代易學增添了更為濃重的圖書易學的色彩。錢義方以圖式解說《周易》，在程朱理學定于一尊的情況下，能夠突破權威束縛，檢討《河圖》作《易》之非，表現(xiàn)出了強烈的求真精神。陳應潤易學的主體是其對卦爻變化的理解及在此基礎上的文本解釋，然而對后世影響最大的，應是其對圖書易學的批評。

第七是元代道教易學。南宋滅亡后，經歷了國破家亡、朝代更迭的恥辱，很多知識分子由儒入道，推進了元代道家道教文化發(fā)展。全真教與易學有密切的關系。雷思齊提出“河圖四十”說，是圖書之學的新發(fā)展。俞琰于易學發(fā)明象數(shù)學，并援易入道，借易道來推明內丹學。他的易學思想不僅有功于易學，還推動了道教內丹學理論的發(fā)展。

該成果的重要觀點如下。

（1）元朝作為一個蒙古族入主華夏的時代，其政權首先面對一個被中華文化接受、認同的問題。在許衡、吳澄等碩儒們的推動下，蒙古族開始了由游牧文化向理學文化轉向。（2）元代程朱理學雖然被尊崇，上升為官方學術地位，但因為牽扯宋元易代、蒙古入主帶來的士人氣節(jié)問題，心性儒學的創(chuàng)新性不如宋明兩代充分，元代理學家們對理學之義理層面多是承繼。然而，“約禮”層面不足，“博文”層面卻得以充分發(fā)揮，元代經學研究蔚為大觀�！兑住窞槿航浿�“首”，對該經的解讀成了元代士人的重要課題。與理學成為官學相應，元代易學形成了一種宗朱、述朱和翼朱易學研究思潮。元代朱子后學胡方平、熊禾的易學研究是這種思潮的發(fā)軔。其中，胡一桂、胡炳文都是朱熹故里徽州學者，董真卿是胡一桂弟子，他們作為朱子后學，對明代官方易學的形成做出貢獻。（3）契丹、蒙古等北方少數(shù)民族中的精英有著漢化自覺，在這個漢化過程中，他們的易學研究實現(xiàn)著民族自身原始游牧文化中由重占筮發(fā)展到重視人文易的轉型，耶律楚材、保巴易學體現(xiàn)著接續(xù)程朱易學、高揚易學中人文精神的特色。（4）宗朱是元代易學的基調。無論是理學家易學、朱子后學易學還是漢化易學，都體現(xiàn)出宗朱的特點。朱熹《易學啟蒙》《周易本義》成為元代易學詮釋焦點，形成了大量對文本的注解，對兩著作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文獻材料。（5）圖書易學是元代易學的重要內容。易學家們不僅對朱子先天學有所繼承、發(fā)展，還創(chuàng)制了多幅易圖對易道進行多維度、更深入的解釋，豐富了圖書易學的內容。當然，圖書易學盛行也帶來了新的學術流弊，元代錢義方和陳應潤對圖書易學的反思與批判，引發(fā)了后世對圖書易學的更客觀認識和評價。（6）隨著宋元時期圖書之學盛行，不少易學家借鑒道教文化，將《系辭》的天地之數(shù)和大衍數(shù)與河圖洛書相配，創(chuàng)制不同的解《易》圖書、構建不同的易學體系，又促進了道教易學的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