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門后學與儒學的早期詮釋研究

曲阜師范大學宋立林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孔門后學與儒學的早期詮釋研究”（項目批準號為：12CZX029），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楊少涵、董衛國、周海生、劉光勝、魏衍華。

儒學之為儒學，關鍵當然在于孔子之思想創造。但是，平心而論，儒學生命力之所在，端在于孔子之后歷代儒者對孔子與儒學思想的不斷詮釋。可以說，一部儒學史便是一部詮釋史，其中既包括對四書五經的經典詮釋，也包含對孔子思想的義理詮釋。以孔門后學為代表的先秦早期儒學正是這一闡釋、詮釋歷程的開端，也是孔子思想得到第一次深化的階段。可以說，孔門后學構成了早期儒學在孔子之后的第一次詮釋主體。但是，以往的早期儒學史研究基本呈現出“孔—孟—荀”三段論的化約式論述格局，將豐富多彩的孔門后學的思想詮釋成果遺漏掉了。這不能不說是早期儒學研究的一大缺憾。

新出土簡帛文獻的問世為我們提供了彌補這一儒學發展鏈條重要環節的契機。很多學者提出了“重寫學術史”的建議，這確實是在簡帛文獻問世后，以往所不得見的先秦文獻的出土激活了大量傳世文獻，諸多學術史疑案漸漸得以破解，使得學術界開始反思以往學術史的研究思路、方法和視野的必然要求。但是，關于簡帛文獻的研究，以文本編聯和釋讀為主，通過文本進行思想詮釋的雖日漸增多，但是仍然停留在對具體問題的闡釋上，尚未能夠系統地用來構建整個早期儒學史，這也是有待開展的研究工作。

因此，充分利用簡帛文獻資料，重新厘清傳世文獻，對孔門后學這一被忽略的早期儒學發展鏈環予以研究，給予新的定位，這是該項目研究的目的。通過這一梳理、詮釋工作，為重寫早期儒學史奠定堅實的基礎，則是該項目研究的意義所在。

該成果利用二重證據法，對有關孔門后學的文獻予以綜合分析，研究文本的時代及學派屬性，進而在此基礎上進行義理層面的分析和研究；借用詮釋學理論的視角，對孔門后學在不同層面對孔子儒學思想的多元詮釋予以辨析、梳理；采用學術史與哲學史、社會史相互為用的方法，研究孔門后學在對孔子儒家思想進行詮釋時何以出現多元嬗變的背景問題，以正確把握儒學發展的內在理路和外在背景的互動關系。

該成果主要從三大角度，分三大部分共計六章內容予以展開。

第一個是從文本學文獻學的角度，探究孔門弟子后學對儒學所做出的貢獻和產生的影響，這一部分即第一章的內容，主要考察孔門后學與孔子言行文獻的整理。立意和思路是基于這樣一個觀察：孔門弟子后學，對于儒學的形成與發展做出了基礎性的貢獻。孔門后學對儒學的早期詮釋，首先就體現在他們是“逼顯”出孔子“儒學思想”的“提問者”，塑造和建構孔子“儒學思想”的“記錄者”與“整理者”。孔子創立儒學，其實是在與弟子的互動中完成的。孔子的思想創造和闡釋，離不開孔門弟子的“參與”。孔子本人志在弘道救世，如果沒有了孔門弟子的“提問”，很難說孔子會留下這么多為后人所珍視的思想表達。孔門弟子后學對儒學的早期詮釋，首先就體現在他們是孔子儒學思想的直接催生者和直接參與者。進一步講，如果沒有作為“記錄者”“整理者”的孔門弟子后學，世人所能見到的孔子言行文獻也不會是這樣的面貌。孔子言行文獻有賴于孔子弟子的記錄而留存，但是如果要更好地保存、傳播孔子的思想、言論和事跡，就不得不對所記錄下來的大量資料做進一步的整理、匯編乃至精選加工。作為“記錄者”和“整理者”的孔門后學框定了后世理解孔子和儒學的文獻內容，很大程度上框空了儒學的論述框架，影響著后世對孔子、儒學的理解。通過考察《論語》的成書問題，可以看出《論語》是孔門弟子后學出于紀念恩師、傳播孔子思想而編纂的孔子言行文獻集，這些文獻根據一定的編輯原則進行了選擇、加工，并不是原始的筆記文獻，這就警示人們，對于孔子思想的理解需要充分考慮文獻編纂者的立場、用意及其水平。這一視角是以往的研究所未能真正措意的，可以視為該課題在研究視角上的創新。

第二個是從孔門弟子對孔子思想的體知、體證和踐履的角度，來把握孔門弟子作為孔子思想的親見親力親為者如何通過生命踐履來“詮釋”儒學。這一部分主要體現在第二章中。儒學與西方哲學最大的差異，便是它并不是知識性、思辨性的哲學，而是“生命的學問”，屬于引導性哲學，強調體知和體證。因此，對于儒學的詮釋，就不能僅僅停留在理論詮釋這一個層面，而有必要轉換視域，從“生命詮釋”這一新的視角，通過作為“踐履者”的孔門弟子顏子和曾子如何在孔子思想和人格影響下，以自我生命去實踐、詮釋儒學精蘊的兩個個案的考察，來突出儒學的生命化、實踐化特征，呈現孔門弟子后學在為己之學、內圣踐履方面取得的成就。西哲利科認為：“詮釋學的任務就是重建全部各種活動，通過這些活動使作品從生活體驗、實際行動與痛苦經歷的暗淡背景中脫穎而出，由作者贈給讀者，后者接受了作品，因此改變其實際行動。”我們將之轉換到早期儒學中去，則孔子所開創的儒學，正是他在對六經的詮釋中，將六經所蘊含的意義“贈給讀者”，孔門弟子作為“讀者”，“接受了作品，因此改變其實際行動”，體現出來的就不僅是孔門弟子后學對六經及孔子儒學思想的不斷詮釋與創新，更多的是直接影響到孔門弟子后學的生命理解和生命踐履。而這一點恰恰是以往的儒家哲學研究所忽視的。本課題根據儒學本身特質，結合詮釋學理論，創造性地提出了“生命詮釋”的概念，以彰顯中國詮釋史的特點，這是我們所做的一次理論提煉的嘗試。其成立與否，有待于學術界的驗證。

第三個角度則是重點考察孔門后學在義理層面對孔子思想所展開的哲學詮釋，進而把握早期儒家哲學發展和演變的內在理路。這一部分包括了第三至第六章的內容，首先對孔子在天道觀、人性論、修養論和政治論等四個理論領域所確立的儒學基本內涵進行了梳理和辨正，廓清了長期以來存在的誤解和曲解，使孔子思想得以更為體系化地得到理解，進而利用傳世文獻與出土簡帛文獻相結合的方法，對孔門弟子后學在上述四個領域所做的進一步發展、詮釋進行了重點梳理。眾所周知，哲學史家張岱年曾將中國哲學內容劃分為五個部分，即宇宙論或天道論、人生論或人道論、致知論或方法論、修養論、政治論，而同時指出中國哲學中知識論即方法論頗不發達。顯然這是一個非常準確的判斷。我們對早期儒學的探究，就主要從天道論、人性論、修養論和政治論等四個層面入手。天道論作為形上的根據，人性論作為人性的依據為修養論、政治論奠基。修養論關乎內圣，政治論涉及外王。而儒學作為一種“內圣外王”的體系，恰恰是涵括這四大領域的學理探究與實踐的。

作為儒學的奠立者，作為儒學之源，孔子思想博大精深，然而又具有初創者的復雜性和混沌性、豐富性和多歧性，這就為其孔門后學朝向不同路徑發展提供了更大可能。從另一個角度看，上述四個領域在孔子思想中雖然都有體現，但也呈現出圓潤而混沌的特征，需要后來者從各個層面予以詮釋。換句話說，如果沒有孔門弟子后學的不斷詮釋，儒學也就無法得以真正展開。

過去學界普遍質疑孔子存在天道觀念，這是一大誤解。其實，孔子對天道觀和天命論都有論說，后者偏重繼承，前者屬于創新，二者既有聯系又有所不同，不能混為一談。孔門后學分別在兩個方向上進行了發展：一個是《易傳》《中庸》等作者對天道觀的詮釋，另一個是郭店楚簡《窮達以時》和思孟學派對天命論的新詮釋，前者可以稱之為“時命觀”，后者則可以名之曰“性命觀”，都極大豐富了孔子在這方面的思想。

人性論是儒學的核心性話題，但是學界一直強調，孔子對人性論尚未有深入思考，其實拋開偏見，全盤考察，系統辨析，就會明白孔子是“隱性的性善論者”。孔子的人性論具有模糊性，導致其后學對人性論的理解頗具多元化色彩。從郭店楚簡等所呈現出來的儒家早期人性論是復雜的，但這并不表明其論述是深入的。其實，只有到了思孟學派尤其是孟子才真正地對人性論問題較為成功地做了詮釋，為儒家內圣外王思想提供了人性依據。

修養論是儒家內圣之學的中心。孔子的修養論主要體現在其仁學、禮學和君子觀、圣人觀等方面。對照大小戴《禮記》等傳世文獻及郭店楚簡等出土簡帛文獻所記錄的孔門后學的修養論資料，可以發現在孔門后學之中，曾子學派和思孟學派在這一論域的成就最大，對后來儒學的發展影響也最巨。這從一個層面說明宋儒對道統的認識，對曾子學派和思孟學派為儒學正脈的肯認和推崇，是有一定道理的。

如果說內圣是儒學的基礎，那么外王則是儒學的鵠的。修身并不是儒家的歸宿，天下的太平有序、和諧安寧才是孔子所關注的。孔子的政治哲學涵括王道思想、教化主義、禮治主義、德治主義、民本主義等若干層面，而孔門后學對此有繼承有發展，通過傳世文獻大小戴《禮記》、《四書》和出土簡帛文獻如郭店楚簡《尊德義》《成之聞之》《六德》《唐虞之道》等的細致剖析，可見孔門后學身處春秋戰國之際那種動蕩、失序、無道的現實，在與諸子百家思想的互動互競過程中，對孔子政治思想在不同側面進行因革損益、創造性詮釋的努力。

貫通“天人之際”，辨別“人性善惡”，重在“修己安人”，這就是儒學的內在結構。通過對孔門后學在這四個領域的不斷詮釋和演變，我們可以把握早期儒學的主要精神特質。

該成果屬于中國哲學史的基礎研究，其成果價值主要體現在學術方面。其學術價值可以概括為如下兩點：第一，該課題通過全面搜集、重點梳理，揭示早期儒家哲學的復雜面向、多元嬗變的內在脈絡，進而把握其多重“分化—整合”的發展理路，以及不同學派之間互競互融的網狀關系，對于孔門后學在對孔子思想的繼承、發展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進行了系統研究，使得早期儒學的面貌更加清晰，這對厘清先秦哲學、學術的整體演變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為重寫早期儒學史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第二，通過對早期儒學多元詮釋的考察，有利于學術界和理論界更加開放地理解儒學、理解中國文化，積極推動思想與當下社會的互動，充分汲取各家優秀思想成果，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構建適應時代需求的中華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