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梁劍：社會理想的精神力量

作者：劉梁劍，系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  

社會的進步離不開社會理想。《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馬克思主義信仰、共產主義遠大理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靈魂，也是保持黨的團結統一的思想基礎”。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要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自覺把人生理想、家庭幸福融入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偉業之中，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堅定信仰者和忠實實踐者。

一

社會理想決定了一個社會的存在境界。馮友蘭提出了人生境界說：人對于世界有所覺解，世界對其呈現出意義，世界的意義又構成其存在境界；不同的人對于世界有不同的覺解，因此便生存于不同的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在類似的意義上，社會理想實際上代表了一個社會對于世界的覺解。秉持高遠理想的社會，無疑是超乎自然境界與功利境界的：它不是無知無覺的，也不會只為了一國之私利而公然鼓吹本國利益至上。

契合時代精神的社會理想是高遠的，但同時也是可欲可求的，從而能夠為社會的發展提供巨大的精神動力。它是可欲的，也就是說，它是值得追求的，因為它合乎人的本性，發乎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它是可求的，也就是說，它是能夠追求的，因為它出自社會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基于歷史演化的客觀規律，代表著一種現實的可能性。這樣的社會理想容易被社會成員所共同接受，從而內化為社會成員共享的高遠的人生理想。對于社會成員個體而言，人生理想既是目的因又是動力因，而高遠的人生理想將為個體提供巨大的心理驅力，推動人們在精神生活、道德踐履、日常活動和社會實踐等諸種實踐過程中發揮能動性，創造高品質生活，創造更加美好的世界。

二

由社會理想轉化而來的人生理想貫穿不同的個體，使得彼此聲氣相通；非如此，不足以形成“一以貫之”的社會。易言之，社會理想發揮著凝心聚力的作用。試以交響樂團明之。指揮家，首席演奏家，分司弦樂、管樂或打擊樂的樂手，彼此分工合作，將凝固于樂譜的音符活化為流淌于樂器的音樂。《論語·八佾》有載：“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孔子自然未聞后世西洋交響之樂，不過，他所體悟的樂理似乎也適用于交響樂。始作，金聲；玉振，以成；金聲玉振，始條理而終條理。這個從始至終、貫穿于樂之作的“條理”不是樂手，不是首席演奏家，不是指揮家，而是音樂本身。樂團分享一份共同的樂譜（盡管有總分之別），將樂譜演奏成優美的音樂就是樂團的共同理想。音樂之于樂團，一如社會理想之于社會。

社會理想之所以能夠為社會發展提供精神動力，離不開人作為主體所具有的人性能力。人性能力是人在認識世界和改變世界的過程中加以運用及發展的諸種能力。這一概念兼有認識論、本體論與價值論的意義。人性能力首先表現為理性能力。從人禽之辨的角度看，正是理性將人與動物區分開來。古希臘先哲認為，人是理性的動物；中國近代哲學家王國維也說，“惟理性之能力，為動物之所無而人類之所獨有”。理性幫助我們構造概念，從而理解世界的條理與秩序。除了理性力量之外，人性能力還包括欲望、情感、意志、想象、直覺等，而這些人性能力在運用之際往往也有理性貫注其中。比如，就社會理想而言，除了運用理性能力以形成抽象概念之外，我們還需要運用想象力賦予其意象，從而將其具體化為可感的存在。真正的社會理想，不僅是一個有意義的真概念，而且還是一個有意象、有意味的真觀念，包含著感性與理性的統一，也內蘊著情感、意欲、信念等復雜因素。

從觀念的角度看，一個觀念被社會中的個體廣泛接受并成為社會理想，其前提為這個觀念必須是一個真觀念。何謂真觀念？觀念之真，至少包含四重含義，即真確不假、真誠不偽、真善不惡、真實不虛。其一，真確不假：真觀念乃實事求是的積極成果，來自現實（合乎“實事”），反映了人類社會與自然界運行之道（得其“是”），凝結著人們的真理性認識。其二，真誠不偽：“我”不僅客觀地知道觀念內容，而且對它有一種真誠的信念，“我”與觀念之間從認知式的外在關系轉化為信念式的內在關系。其三，真善不惡：由于在認識過程中認知和評價不可分割，真理性認識在反映事實秩序的同時，往往也反映了事物與人的需要之間的關系。如馮契所言：“真理性認識符合人們的利益，合乎人性的發展，它便不是光溜溜的‘真’，而且同時是好的、美的，于是‘真’成為價值范疇。”作為價值范疇的“真”意味著真善不惡，合乎人性發展的要求，符合人們向往美好生活的根本利益。其四，真實不虛：“我”在觀念之中投入情感，貫注情意，觀念也就成為鼓舞“我”行動的活生生的力量。因其真確不假、真誠不偽、真善不惡與真實不虛，觀念能夠稱體起用，以得自現實之道還治現實。一方面，觀念從解釋世界走向了改變世界與成就世界（成物）；另一方面，觀念在改變世界與成就世界的同時改變并成就作為觀念主體的“我”（成己）。“我”將觀念形態中的理想化為現實，在現實中打上“我”的烙印，確證“我”的本質力量，同時也提升了自己的能力，鍛煉了自己的性情，即通過踐行社會理想獲得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三

歷史地看，社會理想的“力”根源于歷史發展之“勢”，正所謂有“勢”方有“力”也。在中國的軸心時代，諸子百家都提出了自己的社會理想。如孔孟向往三代之治，倡導一種以王道仁政為要旨的社會理想。老莊認為正是倡導仁義導致了人的異化，只有回返到“小國寡民”甚至“同與禽獸居”才能實現人的本真狀態，如此方是大仁、上德，這實際上提出了一種看似反文明的社會理想。自19世紀中葉以來，古今巨變（從傳統走向現代），中國文明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古今中西之爭”成為時代的大主題。該爭論的焦點首先是“中國向何處去”。傳統的社會理想已不敷應對時變，必須加以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如康有為在進化論的基調上對大同理想進行改造，而李大釗則把大同理想置于唯物史觀的基石之上，倡導“個性解放”和“大同團結”統一、社會主義和人道主義統一的社會理想。當前，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人類文明整體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此時，“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和“世界向何處去”的問題前所未有地緊密關聯在一起。一方面，我們不能關起門來思考中國問題，而是必須在世界之中、在中國與世界的密切關聯之中思考中國問題；另一方面，中國問題的解答將對世界產生深刻的影響。在此形勢之下，我們必須擔負起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那就是“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代表了人類歷史上一種嶄新的文化生命體，“古今中西”各種要素在其中氤氳化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之建設、人類文明新形態之創造乃是歷史大勢和時代脈搏。如此這般的“勢”必將召喚人們為實現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而接續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