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海燕：樂府采詩的史學建構與詩學影響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樂府詩集》敘論、題解研究”負責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教授

樂府采詩說，源出漢儒。但采詩與樂府之真正綰合，則完成于盛中唐詩學革變思潮中。兩宋以降，依托“采詩說”觀風察政的核心要義，樂府詩成為諸多詩體中最具社會擔當的一種。從“采詩”角度審視樂府詩體的意蘊生成，可在當下正確認識與發揚樂府學。

漢儒對樂府與采詩的關聯建構

漢儒對先秦周代實行“采詩制”極為推崇，漢代文獻對此多有表述。《漢書·食貨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藝文志》亦曰：“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何休《春秋公羊經傳解詁》：“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采詩主體無論是王官、“行人”或年邁“無子者”，都是代表官方的制度執行者。“采詩觀風”無疑是漢儒最為推崇的一種周代古制，也是最理想的王權與民主結合的政治制度。

漢武帝之前，作為周代古制的“采詩觀風”，與漢承秦制而來的“樂府”部門似無任何交集。樂府始設于秦，漢初承之，下設樂府令負責整理樂章，以備朝廷之需。漢武帝重定郊祀禮，極大提升了樂府職能。《漢書·禮樂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樂府本就司掌俗樂，故漢武帝將郊祀用樂交由樂府總領。此舉奠定了樂府機關作為國家最高規格禮儀用樂的專職部門形象。此言“采詩”并非紹述先秦古制，而是直指當下，即將“采詩”表述融入重定郊祀禮的用樂需求，進而與樂府形成關聯，此為“樂府采詩說”之濫觴。《漢書·藝文志》又曰：“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于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至此，“立樂府—采歌謠—觀風知政”的邏輯敘述，蓋過了“立樂府—采詩夜誦—郊祀禮樂”的現實之需。采詩的主體，也被明確賦予了樂府人員。

此后隨著樂府地位提升，四方俗樂確有匯聚宮廷之勢。但樂府之俗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發揮了“觀風知政”效果？從現存漢樂府詩以及兩漢文獻記載看，并無特別有力的數據支持。現存百首左右漢樂府詩中，真正反映民生的占比并不突出。漢哀帝罷樂府，所見名單有“夜誦員”及各類樂工，未見采詩員。綏和二年，哀帝省樂府詔令曰：“鄭聲淫而亂樂，圣王所放，其罷樂府。”這與班固對武帝推行“樂府采詩”“觀風俗，知薄厚”的表述差距甚大。故而，班固雖對“樂府采詩”言之鑿鑿，然整個六朝時期，“采詩”似乎僅見諸史家慨嘆，并未對文人樂府及文學觀念產生影響。

北朝巡省采詩與南朝樂府的抒情化

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政權更迭頻繁，建政者多為少數民族，對于禮樂政教的體認主要受漢文化影響。其中，北魏作為鮮卑族拓跋部落建立的國家，漢化政策最具成效。北魏建國后即注重禮樂建設，元會及四時饗會“備列宮懸正樂，兼奏燕、趙、秦、吳之音，五方殊俗之曲”。為了廣訪得失，北魏朝廷還推行巡省制，命風俗使赴四方“觀察風謠”。孝文帝拓跋宏朝，張彝就以巡察使官身份巡視地方，“周歷于齊、魯之間，遍馳于梁、宋之域，詢采詩頌，研檢獄情，實庶片言之不遺，美刺之俱顯”。最終將采集整理后的七卷歌詩上呈朝廷。顯然，北魏孝文、宣武時期的文化政策，對巡省官員的采詩行為是鼓勵的。不過，北魏這次有明確記載的采詩行為，并非來自專職樂府員，而是依托觀風察政、考核吏治的巡省制度。北魏的樂府建制，與其有意識地推行漢化政策直接有關，是將禮樂政教作為漢文化中極具特色的行政制度進行仿效，采詩并非樂府專職。風俗使巡省四方，存問民生，觀采風謠，在隋唐及以后朝代皆有記載。

作為中原王朝政治文明的主要承襲者，東晉南朝士族文人在漢儒建構了樂府與采詩關聯后，雖然“采詩”作為古制仍被追慕，但與樂府的關系很難再推進一層。沈約《宋書·樂志》明確提出“秦、漢闕采詩之官”，直接否定周代采詩制在秦漢有所復興的設想，截斷了班固將漢樂府采詩與傳統采詩進行關聯的努力。劉勰《文心雕龍·樂府篇》敘先秦古制說：“匹夫庶婦，謳吟土風，詩官采言，樂胥被律，志感絲篁，氣變金石。”充分肯定詩官采詩配樂的成效。而對漢武帝以四方俗樂行郊祀祭禮的行為持批評態度，慨嘆“《桂華》雜曲，麗而不經；《赤雁》群篇，靡而非典”。在南朝史家、文論家筆下，漢儒所述漢武帝立樂府在禮樂政治建設方面的神圣性有所消解。

與之同時，南朝文人樂府走上抒情化道路，完成漢魏以后中古樂府之一變。東晉政治中心南移，音樂文化斷層，文人于樂府之革新主要體現在重新激活漢魏舊題樂府的內在情蘊。如鮑照將古樂府轉化為個人抒情詩體，較之謝靈運拘泥于篇辭的模擬，更具創造性。齊梁文人以賦題法為詩，賦詠樂府舊題、重構詩意亦為革新。至于晉宋以來流行的吳聲、西曲，沈約以其“淫哇不典正”，不予著錄。這些民間雜曲雖亦可稱“感于哀樂，緣事而發”，但不具備政治建設意義。總之，從文人詩學角度看，南朝士庶階層對于樂府的關注，明顯呈現出內視化特征，鮮有觀風之效。

中唐文人詩教與樂教相統一的訴求

隋唐大一統政治格局，以及開放的文化政策，促進了中外音樂深度交流融合，形成新的音樂品種——燕樂。《樂府詩集·近代曲辭》所錄即隋唐燕樂雜曲所配之歌辭。近代曲主題多敘征戍離思，綺怨傷情；或寫宮廷宴樂，風華流美。曲辭亦有選用、截取唐人詩作，多五、七言絕句體。作為唐詩與唐樂的結合，近代曲正是彼時最為流行的文藝樣態。但這種現象已引起有識之士不滿，如李白以寫作感諷精神的古題樂府對抗流行的樂府新聲。

安史之亂令李唐王朝禮樂崩散，社會矛盾加劇。史家向來追慕的采詩制在文學革變思潮中受到關注，并進一步與樂府詩的社會功能綰合。詩人元結有《補樂歌》《二風詩》《系樂府》等仿《詩經》、古樂府之作，后以道州刺史身份作《舂陵行》新樂府。《舂陵行》反映安史亂后道州民生凋敝景況，以“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辭”作結，“達下情”之意甚明。顧況《上古之什補亡訓傳十三章》，也都提倡諷諭性的詩教精神。中唐文人還在樂府敘事藝術中開啟了地方官視角，即作者以地方良吏身份體察社會民生。張籍、王建、元稹、白居易大力寫作諷興時事的樂府歌行，引導風俗教化，以變革宮廷流靡音聲為己任，呼吁重設采詩制。

實現詩教、樂教統一，是中唐文人推行樂府變革的主導方向。元和四年，白居易在朝任左拾遺，寫作《新樂府五十首》，內中既有諷興勸上之作，亦有訓俗化下之章，最后一篇專言《采詩官》，“鑒前王亂亡之由也”。詩人在“辭”“言”“事”“體”方面主動與采詩制配合。劉禹錫樂府詩亦多標明“俟采詩者”“以埤樂府”或求“續于樂府”。詩人們為全面復興采詩古制奮力疾呼，視之為樂府詩價值實現的制度保障。樂府與采詩，遂由史家筆下的官署職能記述，升華為文學領域內之創作理念。

基于采詩之想，強調樂府美刺比興功能，宋元以降代有余響。宋人鄭樵甚至認為秦之所亡原因即“不置采詩官”。郭茂倩《樂府詩集·新樂府辭》敘論言：“由是觀之，自風雅之作，以至于今，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后世之審音者。儻采歌謠以被聲樂，則新樂府其庶幾焉。”作為“未常被于聲”的唐世新歌，“新樂府辭”正是供審音者采摭的準歌辭。蘇門四學士之一的張耒，晚歲“樂府效張籍”，《輸麥行》《饑烏詞》揭示民生困苦。周紫芝師事張耒，亦倡導樂府需“有補于世教”。明代復古風氣下，王世貞于樂府求變，認為古樂府正是“作而備太師之采”。后進陳子龍新樂府“以詩紀史”，直錄時事。明清之際，古樂府寫作進一步融入詩史精神。

綜上，樂府采詩說初由史家建構，后經文人闡發，最終熔鑄為具有深遠影響的詩學觀念。樂府寫作與采詩觀風結合，故于內容求實錄，形式求通俗，上感于上，下化于下，較普通詩體更具人文理想和濟世之功。晚唐詩人皮日休重申樂府正道：“樂府者，蓋古圣王采天下之詩，欲以知國之利病，民之休戚者也。……由是觀之，樂府之道大矣。”采詩觀風知政的功能論，大大提升了樂府的文體地位。促成與推進這一文史現象的，正是古代士人以天下為己任，積極參與制度建設、風俗引導的使命訴求與淑世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