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才：安大簡《詩》文本性質芻議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朱子詩經學考論”負責人、上海博物館副研究館員

安大簡《詩》文本公布以后，許多學者集中于文字釋讀與文字現象，就簡文中字詞之義提出了一些新穎的見解，豐富、完善了整理者的認識。也有一些學者沿著整理者將簡文與《毛詩》文本對照的思路，或從文本差異入手，或從具體《詩》篇入手，對安大簡《詩》的文本進行研究。其中部分研究涉及了它的文本性質，卻尚未引起學界足夠重視。

源自《詩三百》結集后的傳本

安大簡《詩》是殘本，其原貌已經不得而知。其中有六個國風，存詩五十八篇：《周南》十一篇，篇中不題篇名，末題“周南 十又一”。《召南》十四篇，篇中不題篇名，最后一簡為第20號簡，末端殘，整理者推測“所殘部分應當有‘召南十又四’的標記文字”。《秦風》十篇，篇中不題篇名，最后一簡為第60號簡，缺失，故內容不得而知。某風缺失，不知篇數，內容亦不知。《侯風》六篇，篇中不題篇名，末題“侯 六”。《鄘風》九篇，篇中不題篇名，末題“甬九 柏舟”。《柏舟》為《鄘風》首篇。《魏風》九篇，篇中不題篇名，末題“魏九 葛婁”。《葛屨》為《魏風》首篇。

國風名后加首篇篇名，后世一直沿用，比如敦煌寫本和宋刻本《毛詩故訓傳》中，都有“周南關雎故訓傳第一”“召南鵲巢故訓傳第二”之類的標題。從安大簡《詩》來看，后世的寫本、刻本當是沿襲戰國時期的文本體例。

考慮到安大簡《詩》與季札觀樂本、今本在次序、篇目、篇次等內容上有比較大的區別，我們考察文本性質，首先需要確定它是源自《詩三百》結集前還是結集后的文本。這直接決定了我們研究《詩經》形成過程是以今本為本位還是以簡本為本位。

在傳世文獻的記載中，春秋時期已經出現了《詩三百》的篇名。排除《左傳·隱公三年》“君子曰”言及《采蘩》《采蘋》《行葦》《泂酌》四個篇名，《左傳·隱公三年》“衛人所為賦《碩人》”、《左傳·閔公二年》有“許穆夫人賦《載馳》”和“鄭人為之賦《清人》”之語。由此可以推知，在《詩三百》完成結集之時，各篇均應有篇名。

安大簡《詩》篇中各篇雖不題篇名，但已經出現“柏舟”“葛屨”兩個篇名，因而我們不宜認為它來源于尚未結集之前的、并無篇名的文本，而更應該認為它是在沿襲早期《詩三百》文本不題篇名的文本體例而已。

可能源自不同文本系統

安大簡《詩》是戰國時期《詩三百》的傳本，它是目前可見的戰國時期《詩三百》的最早傳本。據相關新聞報道，湖北荊州王家咀798號戰國楚墓中也出土有殘斷的簡本《詩》，只是目前荊州簡《詩》尚未復原，內容公布還有待時日。雖然沒有更多戰國時期《詩三百》傳本進行對照，但可以確知的是，當時《詩三百》并非只有一種文本面貌，而安大簡《詩》則只是其中的一種傳本。荊州簡《詩》中，《周南·漢廣》篇末題“《漢廣》二章成篇”，是其證；而郭店簡《老子》甲、乙、丙本的不同，則是其佐證。

黃德寬《略論新出戰國楚簡〈詩經〉異文及其價值》一文，從分析安大簡《詩》的異文入手，提出：“簡本這些線索表明，戰國早期之前《詩經》定本就已經形成則是毫無疑問的。雖然春秋戰國時期《詩經》就有了定本，但傳授既非一家，轉抄也必經多人之手。在傳授和轉抄過程中，個人對詩意理解的差異、地域用字的習慣和特點、文字轉寫或傳抄的一時之誤，都有可能造成異文分歧。”其說甚是。需要特別提出的是，《詩三百》完成結集以后的“定本”，雖說相對穩定，但并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文本，我們要將它與漢代作為“經”的“《詩經》定本”區別對待。關于戰國時期《詩三百》的文本，董治安《關于戰國時期“詩三百”的流傳》一文指出：“戰國儒家習詩所用的傳本，是有其相對穩定性的。”“戰國儒家所傳詩三百與今本《詩經》相比，雖然大體一致，亦已有所不同。忽視這個方面，簡單化地把兩者等同起來，恐怕也是不妥當的。”此外，從《論語》《荀子》所引《逸詩》不見于他處的情況，我們可以推測，儒家學派內部所使用的《詩三百》傳本可能存在一些差異；而從《墨子》《晏子春秋》《管子》所引《逸詩》均不見于他處的情況來看，其他學派的《詩三百》傳本與儒家學派的傳本之間可能也存在一些差異。

《詩三百》完成結集之后的各個傳本中，除了文字、書寫可能存在差異之外，其文本結構、體例甚至部分內容等也可能存在一些差異。我們可以認為，文本結構、體例以及部分內容存在差異的不同《詩三百》傳本屬于不同的文本系統。

應屬單篇別行之本而非全本

如前文所論，安大簡《詩》應當是源自《詩三百》結集后而非結集前的傳本。而其中《鄘風》之前并無《邶風》，之后并無《衛風》。這是由于篇次與今本不同，還是原簡中就并無此二篇？換句話說，安大簡《詩》是否有全部《詩》篇？

從編次情況來看，古書有單篇別行的通例。余嘉錫《古書通例》卷三論古書編次，認為古書有“單篇別行”之通例：“夫既本是單篇，故分合原無一定。有抄集數篇，即為一種者，有以一二篇單行者。”其中，“一二篇單行者”有通例三種：“一為本是單篇，后人收入總集，其后又自總集內析出單行也”，“二為古書數篇，本自單行，后人收入全書，而其單行之本，尚并存不廢也”，“三是本是全書，后人于其中抄出一部分，以便誦讀也”。《詩經》《尚書》這類文獻即“本是單篇”，抄集而成。

戰國時期，《詩三百》的流傳呈現出與樂分離、向社會中下層傳播的新變，“三百篇獲得了更為獨立的品格”。文本的獨立，為單篇別行創造了條件。因而，我們有理由懷疑安大簡《詩》未必有全部《詩》篇，只有部分《詩》篇。也就是說，安大簡《詩》應當是一個單篇別行之本，而并非全本。

目前已知兩種涉《詩》戰國楚簡的情況，可以從側面支持我們的推論。據新聞報道，荊州簡《詩》可以與今本《毛詩》中十五國風的部分篇目對讀，則其中未必有《雅》《頌》的篇目。上博簡《孔子詩論》中，“孔子”所論僅涉及部分《詩》篇。

夏大兆《安大簡〈詩經〉“侯六”考》一文已經提出：“若‘侯六’為晉詩的推論可信的話，則安大簡《詩經》底本可能是晉國的一個抄本或摘編本，流傳到楚國后，楚人將其重新抄寫，所以具有明顯楚文字的風格。”其后，在《安大簡〈詩經〉“侯六”續考》一文中，夏大兆對此觀點又有申述。其說總體可信。也有的學者認為，安大簡《詩》與今本的文本差異為刻意改編而成，或許需要重新斟酌。書手更可能是出于誦讀、學習的需要或個人喜好，從十五國風中選取部分單篇，每一風中亦可選取部分詩篇，成一單篇別行之本，無需求之過深。

如果我們將安大簡《詩》視作單篇別行之本，而并不是一個全本，那么，我們對于它的篇次、文本差異情況的分析，可以不必限定于與全本的對照，從而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認識。

上文結合先秦文獻的一些通例，對安大簡《詩》的文本性質作出了一些推測。可以說，安大簡《詩》的出現，推進了我們對先秦時期《詩三百》文本及其流傳情況的認識，進而豐富了對先民文化傳承方面的認識。相信隨著《詩》《書》《易》等經典的早期傳本不斷公布，我們對中華文明早期發展情況會有更開闊、更宏觀的視野，也會有更深入、更具體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