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業今生未許休

作者：閻守誠，系閻宗臨之子、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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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宗臨手稿。圖片由作者提供

梁漱溟批注的閻宗臨手稿，收于《梁漱溟往來書札手跡》（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圖片由作者提供

1954年，閻宗臨（右四）和學生在一起。圖片由作者提供

【述往】

學人小傳

閻宗臨，1904年出生，1978年去世，山西五臺人。歷史學家。1929年入瑞士弗里堡大學學習，1936年獲博士學位。1937年回國，先后在山西大學、廣西大學、桂林師范學院、中山大學等校任教。1950年回山西大學任教。著有《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近代歐洲文化之研究》《歐洲文化史論要》《巴斯加爾傳》等，主要著述被整理成《閻宗臨文集》。

我的父親閻宗臨出生于清末，祖祖輩輩都是偏僻小山村的農民。他那一代學者，一般都是出身于書香門第或世家大族，至少是富裕家庭。父親從山西一個小山村的農民子弟成長為史學大師，經歷頗富傳奇色彩，在他那個年代，大概絕無僅有。

從山村到北京

父親出生的小山村在五臺山西麓，有百十戶人家。他7歲進了村里的小學，讀的是《論語》《孟子》等典籍。父親在地里干過農活，也背過水，背過煤。艱苦生活的磨煉，培養了他堅強的意志和吃苦耐勞的精神。他家里的親戚大多數也很貧窮，只有表兄楊西亭是五臺的紳士，家中有些藏書，喜歡讀書的父親，經常跑30多里山路到楊家借書。

1918年冬，父親在本村小學畢業，爺爺打算送他到店鋪去當學徒，早點賺錢補貼家用，父親卻堅持要求繼續讀書。經過一番努力，他的表兄楊西亭答應每年資助20元，爺爺只好在家里不負擔讀書費用的條件下，同意他繼續讀書。這一年，父親14歲，繼續讀書，是他人生中一個重大選擇。

1919年春，父親考入私立川至中學。在這個新式學堂，父親為了維持學業，不得不在課余為學校做雜工賺錢，如打掃教室，清理環境衛生，或刻寫講義，過著半工半讀的生活。盡管生活艱苦，但父親記性好，悟性高，又刻苦努力，學習成績很優秀。

1924年中學畢業，一直很關心他的喬老師問他的打算，他說想當教師。喬老師建議他去北京報考高等師范，并鼓勵他說：“只要你能吃苦，天無絕人之路。”于是，父親拿著喬老師給的10元錢，離開山西，獨自到了北京。

到北京后，父親沒有考上北京高等師范，恰好梁漱溟先生在山東曹州辦的重華書院招生，父親去參加入學考試，考了第一名。出乎父親意料的是：考完試后，梁漱溟親自到小旅店來看望他這個窮學生，梁漱溟不僅答應免除他的學雜費，而且還負擔他的食宿。這無異于雪中送炭，把父親從困境中解脫出來。

在曹州，梁漱溟講學的內容主要是儒家、佛教哲學，父親的志趣在文學和歷史，對這些內容不感興趣。父親想回北京，就把想法跟梁漱溟談了，梁漱溟深為理解，欣然同意，于是他又從曹州回到北京。父親和梁漱溟的這段師生緣雖然短暫，僅一個多月，但梁漱溟學問的博大精深，為人的寬厚善良，對學生的愛護支持，在父親的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梁漱溟從此成為他終身敬重的老師。

回到北京，10月以后，天氣漸漸寒冷，父親的衣、食、住都成了問題。正在走投無路時，辛亥革命元老景梅九在北京創辦的《國風日報》要復刊，《學匯》副刊需要一個校對，可以食宿在報社。經人介紹，景梅九和父親談話后，同意讓他擔任校對。父親在報社任職，不僅解決了生計問題，而且便于接觸文化界人士，對他的一生來說，是一個重要轉折。

在報社，父親認識了同鄉高長虹。高長虹是狂飆社的創建者。這個20世紀20年代在中國文壇上發揮過重大作用的文學社團，宗旨是要做“與現實的黑暗勢力作戰”的強者，父親也參加了。狂飆社的成員是一群貧窮而不安于現狀的年輕人，他們在文學創作中相互砥礪，有友情，有溫暖，這些對當時漂泊在北京的父親而言，都是極其渴求的。狂飆社的活動，引起魯迅的重視和支持，高長虹和魯迅也有密切的交往。父親對魯迅很欽佩，于是，高長虹帶他去拜會魯迅，這大概是1925年年初的事。從此，父親常去魯迅那里。這在《魯迅日記》里有記載。

有一次，父親問魯迅，青年應該讀什么書？“問后，他抬起頭來，沉默好久，說：‘除線裝書和印度書外，都可讀。不過在平時，我沒有留心過。’”魯迅要讀外國書的主張，對父親出國勤工儉學是有觸動的。父親后來回憶說：“讀洋書成了我青年時代的理想。”

父親之所以能赴法勤工儉學，說來也是機緣巧遇。那時，國風日報社的宿舍新添了一位從上海來的客人。問起來才知道，他是常在《學匯》副刊發表文章的華林，曾在法國勤工儉學多年。華林和父親多次交談之后，很欣賞他艱苦奮斗、勤奮好學的精神，也很喜歡父親誠實謙虛、善良平和的個性。當華林問到父親對自己的前途有什么打算時，父親說：“我的愿望還是想考師范大學，將來當一名教師。”華林說：“你既然想繼續讀書，為什么不到法國勤工儉學呢？”父親說：“我也想去勤工儉學，可是我不懂法文，不知道怎么辦出國手續，到法國后，萬一找不到工作怎么辦？”華林說：“做事情總要冒點險，不過也不要神秘化了。你只要能找到200元錢，就可以去法國了。其他的事，辦出國手續，到法國找工作，我都可以替你想辦法。”華林對于赴法勤工儉學的路徑很熟悉，也有廣泛的人際關系，所以作出了這樣的承諾。可是，對于像父親這樣的窮青年來說，200元無疑是一筆巨款，怎么能籌到呢？朋友建議父親找景梅九想辦法，因為景梅九非常愛護青年。恰好華林和景梅九很熟，就主動與景梅九聯系，懇請他予以幫助。父親出國的經費就由景梅九解決了。

在華林的大力幫助和精心安排下，父親赴法勤工儉學終于成行。他先從北京到天津，然后乘船到上海。1925年12月5日，父親乘坐法國船“安德烈洛奔號”四等艙，走出國門，于1926年1月8日到達法國馬賽，又從馬賽乘火車到巴黎。

在歐洲

父親在歐洲生活了13年，前4年是打工賺錢，后9年是在瑞士弗里堡大學從本科一直讀到取得博士學位。

父親打工的4年，開始的一年多，主要是在一個化工廠做雜工，清潔工、搬運工、油漆工都做過，后來轉到里昂杜比茲人造絲工廠實驗室做清潔工。由于他工作勤奮，善于學習，掌握了實驗技巧，為總工程師萊旦所賞識，提升他為助理員。當萊旦知道父親打工存錢不是為安家，而是為進大學讀書，深為這個刻苦求學的年輕人感動。經萊旦的聯系安排，父親進入弗里堡大學文學哲學學院學習，免費住在圣·宇思丹學生公寓里。

父親從1924年中學畢業到進入弗里堡大學，中間隔了5年多，入大學時已經25歲了，實在是不容易。父親深知學習機會來之不易，讀書特別刻苦認真，學問日漸增長，各科成績都很優秀。天資聰穎，勤奮刻苦，這是父親成為弗里堡大學優秀學生的原因，也是他完成從工人向學者優雅轉身的原因。

父親在校主要學習歐洲的歷史與文化，拉丁文是必修課。拉丁文是“死文字”，深奧難學。父親經過3年刻苦學習，終于熟練掌握了這種語言，考試得到了“造詣高深”“優秀資格”的評價。拉丁文教授對這位東方學生的成績感到驚訝，問他：“你從哪里來的這股毅力？”父親回答說：“我為了了解西方文化的靈魂。”

由于從小的愿望是當教師，父親選修了教育學，因此有機緣認識了教教育學的岱梧教授。1932年父親通過了教育學的考試，獲得了“特優”的好成績。父親拉丁文及教育學考試的優異成績，使岱梧感到震驚，他主動約見父親，得知他刻苦求學的經歷，深為同情和感動。從此，岱梧對他像對自己的孩子一樣，讓他每星期到家里一次，指導他學習，在經濟上也給予幫助。父親為完成碩士、博士論文到意大利、英國、比利時等地查閱資料的費用，都是岱梧資助的。

1933年7月，父親以“特優”的成績通過了法國文學和古代中世紀史的考試，獲得了瑞士國家文學碩士學位。此時，恰逢岱梧當選為大學校長。岱梧決定在學校開設中國文化課，聘請父親講授，并給他一年的假期，可以回國探親，還允許他帶一個未婚妻回來，給予報銷船票。這樣，父親在出國8年后，有了回國的機會。

父親這次東歸是當年10月2日到達上海，再到北平。10月下旬，父親回到闊別10年的家鄉看望了時時在念中的慈母。1933年年底，他從山村回到北平。12月，父親受聘為北平中法大學伏爾泰學院教授，講授法國文學一個學期。這時父親剛30歲，正是而立之年。他一生都在高校工作，沒有做過助教、講師、副教授，而是直接成為教授。

東歸一年中，父親還有一件大事，就是經人介紹認識了我的母親梁佩云。母親是山西清徐人，1909年12月出生于一個官僚家庭。我的外祖父梁成哲是清朝末年最后一科進士，曾留學日本，擅長詩詞書畫，是故鄉的名人。那段時間，父親和母親相遇、相識、相知，于1934年秋天一同返回瑞士。

父親回到弗里堡大學，一邊給學生講中國近代思想史，一邊進入弗里堡大學研究院學習，準備博士學位考試和撰寫博士論文。

按照弗里堡大學的要求，在博士論文答辯之前，要進行專業知識的考核。父親完成博士論文后，在1936年7月順利通過了古代史和中世紀史專業知識的考核，可以進行論文答辯了。

父親博士論文的題目是《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論文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介紹17世紀末18世紀初耶穌會士與中國的關系；第二部分分析杜赫德的著作，主要是《中華帝國志》；第三部分論述以杜赫德的著作為主的耶穌會士的作品對18世紀法國的影響。

父親認為，18世紀被人稱之為哲學的世紀，對于歐洲，中國是一線光明。給予近代歷史演變重大影響的法國大革命，就是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和推動而發生的。耶穌會士傳播的有關中國的資料，使18世紀法國的思想家在抨擊宗教、反對專制主義和宣揚寬容的道德時，可以從東方文明中找到適當的論據。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在世界近代史上所占的地位。

父親的博士論文，觀點新穎，資料翔實，論述清晰，獲得參加答辯的教授一致好評。答辯順利通過，父親獲得博士學位，他的論文于1937年在瑞士正式出版。

難能可貴的是，法國漢學家藍莉（Isabelle Landry-Deron)2002年出版的力作《請中國作證：杜赫德的〈中華帝國全志〉》，在梳理有關《中華帝國全志》的研究史時，專門提到父親在瑞士出版的博士論文，并將其作為“當代著作”列于參考書目中，強調父親的著作引起了作者對其中某些問題的探討。這表明父親的博士論文在法國漢學界是受到關注的。

在弗里堡大學，父親和彼時住在瑞士的法國文學大師、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羅曼·羅蘭有過難得的交往。

羅蘭由于讀了魯迅的《阿Q正傳》，對中國很感興趣，希望弗里堡大學的朋友找一個懂中國文學的行家幫他了解中國。父親就被推薦去羅蘭那里。當知道他曾經與魯迅有過交往時，羅蘭很高興。在父親介紹魯迅的作品時，羅蘭會提出問題，而且會從中歐文化差異的角度做進一步解釋。對于父親的工作，羅蘭是計時給予報酬的。對父親而言，羅蘭的關愛，起著“家長兼導師”的作用。后來，父親提出希望翻譯一部羅蘭的作品。羅蘭說：“你幫助我了解阿Q，我幫助你了解米開朗基羅。”羅蘭還專門為父親的中譯本寫了一篇不長的序言。1936年，父親完成了《米開朗基羅傳》和那篇寶貴的序言的中文翻譯。1937年父親回國時，這些譯稿與其他圖書資料一同寄往上海，毀于戰火。對此，父親抱憾終生。

共赴國難 情系教育

在弗里堡三年的朝夕相處，父母親之間有了深刻的了解和深厚的感情。1937年7月14日，他們舉行了婚禮。婚后，父親向岱梧談了回國參加抗戰的想法，岱梧從父親的發展和生活出發，勸他留在瑞士，繼續從事剛開始的教學和研究工作。父親婉言謝絕了岱梧的挽留，他回國的決心已定。我曾問過父親：“當時你們為什么一定要回來？”父親的回答是一句簡單的反問：“國家有難，你能不回來嗎？！”這句簡單而質樸的反問，飽含著來自傳統文化積淀的厚重的愛國情懷。那時，母親已經在歐洲有名的弗里堡護士學校完成了學業，獲得了一等護士文憑。父親的愛國之情，母親的深明大義，是多么令人感動。

7月25日，父母親告別弗里堡大學，踏上了回國的行程。他們原計劃是先到上海，再轉赴北平。7月底，北平淪陷，8月中旬，上海開始了淞滬會戰。他們只好改道香港，先期運到上海的行李和圖書資料，全都毀于戰火之中。

9月初，父母親回到了苦難深重的祖國。父親首先想到的是回故鄉。9月中旬，他回到山西太原，受聘為山西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不久，由于戰事的發展，山西大學停辦。父親應朋友之約，先前往武漢，其后又轉往桂林，先后在廣西大學、桂林師范學院任教，并在無錫國專兼職。抗戰勝利后，父親受聘于中山大學，曾任歷史系主任及歷史研究所所長。1949年，錢穆到廣州，邀請他去臺灣，他拒絕了。1950年，焦菊隱邀請他到北京師范大學，陸侃如邀請他到山東大學，趙宗復、張友漁邀請他回山西大學，父親選擇了回歸故鄉，到山西大學任歷史系主任。此后，他曾任副教務長，1973年再任系主任，直至1978年10月逝世。

父親一生都在大學任教，對教師這個職業情有獨鐘。他以極大的熱忱從事教學工作和教學組織工作，盡管他教學經驗很豐富，但每次講課，不論學生多少，總要認真備課，不斷補充新的資料和相關研究的進展情況，寫成講稿，再去講課。他曾告誡一位即將走上講臺的青年教師：“一個教師登講臺，就像一個演員登舞臺一樣，一定要嚴肅認真，有板有眼，一絲不茍，切不可隨心所欲。”

1960年，大哥守勝從北京大學物理系畢業留校任教。父親馬上寫信鼓勵他安心教學工作，并為他抄錄了希臘史學家普魯塔克的一段話：“一個人的智慧，不是一個器具，有待教師去填滿，而是一塊可燃燒的東西，有待教師去點燃。”在1962年山西大學的開學典禮上，父親發表了題為《談獨立思考》的講話，諄諄告誡大學生們，要胸懷大志，刻苦攻讀，要注意鍛煉自己的思維能力和自學能力，不斷擴大心智的結構和能量，養成獨立思考的習慣。

在桂林的八年，盡管生活艱苦，環境惡劣，但這是父親一生科研成果最豐富的時期。在中西交通史領域，父親寫了《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略述》和《近代中西交通之研究》，對中西交通史作了概括式的論述。在《清初中西交通史料匯集》的總題目下，父親寫了17篇文章。這些文章是依據父親在歐洲圖書館、檔案館抄回來的材料寫成的，對于這些史料，西方學者尚未察覺到其特殊價值，中國學者又囿于條件而未能見到，或即使見到也難以讀懂。因此，這些文章既具有開創性，也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比如，清朝康熙年間，樊守義曾在歐洲停留13年，并將其在歐洲的見聞寫成《身見錄》一書，被認為是中國人寫的第一部歐洲游記。此書原稿藏在羅馬國立圖書館，沒有刊印過，父親將其拍攝成照片帶回國內，標點校注，寫成《〈身見錄〉注略》加以刊布。

此外，父親的研究重點是歐洲文化史，抗戰與文化。父親在桂林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抗戰與文化》論述了中國抗戰必勝的原因。此后，他結合二戰在歐洲的爆發，從文化史觀的角度對各國在戰爭中的表現進行分析，寫了多篇文章，1941年這些文章合集成《近代歐洲文化之研究》一書出版。1944年，父親的專著《歐洲文化史論要》出版。前者是從地理上、空間上研究歐洲各國文化的特點，后者是從歷史上、時間上研究歐洲各時代文化的變化，這兩部著作對歐洲文化一橫一縱的研究，可以互為補充，互為發明。父親還對歐洲文化未來的發展提出三點推測，歷史發展證明他的推測是正確的。

在中山大學，父親寫了《歐洲史要義》和《希臘羅馬史稿》兩部書稿，并發表了一些關于歐洲史的論文。

回到山西大學后，他的研究轉向了，寫了《關于赫梯——軍事奴隸所有者》《古代波斯及其與中國的關系》《關于巴克特里亞古代的歷史》等論文，發表在學校校刊或內部刊物《學術通訊》中。由于這些選題不是國內學術界的熱門課題，發表論文的刊物又沒有什么影響，因此，他也就淡出史學界，變得籍籍無名了。但作為學者，父親對學術是以身相許的，晚年在病中，他寫了一首詩：“史業今生未許休，病床長欲寫春秋。殘陽愿照非洲土，俯首甘為孺子牛。”他認識到非洲將來是學術界要研究的，為給青年學者提供點資料，他在病中翻譯了法國“我知道什么”叢書中四本關于非洲的書，直至病重住院，才放下手中之筆。

父親逝世后，我開始對父親的遺著進行整理和出版。因為我深知父親求學和治學的艱難，這些論著保留下來也很不容易，如果它們在我手里散失或湮滅，就愧對父親在天之靈了。2007年10月我編的《閻宗臨作品》三種，即《中西交通史》《歐洲文化史論》和《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閻宗臨作品》出版后，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主辦了“閻宗臨先生學術思想研討會”，與會學者從四個方面評價父親的學術貢獻：一是中西會通的治學精神；二是博大精深的學術成就；三是文采橫溢的學術論著；四是愛國主義精神和坎坷的學術命運。學者一致認為，父親是一位被重新發現的史學大師。

2014年是父親誕辰110周年，首都師范大學世界史學科牽頭組成了《閻宗臨文集》編輯委員會，主任由劉新成擔任，學術顧問有齊世榮、劉家和、馬克垚。編委由首師大、北大、清華、北師大等8個高校、科研單位的13名教授組成。編委會盡力把父親的論著搜集齊全，并組織人員進行整理、校訂、編輯。2019年《閻宗臨文集》（四卷本）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與此同時，閻守扶、宋若云編的《閻宗臨手稿集》（兩卷本）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作為“近現代學人學術著述叢刊”之一出版。2021年商務印書館又出版了閻宗臨學術經典《歐洲文化史》和《中西交通史》。這些書的出版，對父親論著和手稿的價值做了最好的認定。

2020年8月20日，我和弟弟守扶向國家圖書館名家手稿文庫捐贈了父親《羅馬史》《歐洲史要義》等七部十二冊手稿，時任國家圖書館副館長張志清向我們頒發了捐贈證書。這個名家手稿文庫創立自1954年，收藏有眾多名家手稿，其中就有父親所尊敬的魯迅先生的手稿。與這些名家手稿同處一室，父親的手稿有了最好的歸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