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畔：中西詩學的“意象”交流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意象派’與中國詩學的精神交流”負責人、哈爾濱師范大學西語學院教授

自劉勰正式將“意象”賦予美學價值之后，其漸漸成為中國文論批評的核心范疇；而在西方文論史上，自柏拉圖的摹仿論與朗吉努斯的崇高意象說提出之后，意象一直以不同的形態存在于西方詩學之中。

共性與差異

從詩學理論的完善性來看，意象理論在中西方雖起源不同，但其理論的發展模式都是連續的不斷深化的。中西方學者在對意象闡釋的過程中都注意到了意象是主觀內在與客觀外在的自然融合，他們對意象源義的理解是相通的。

然而，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意象理論在中西方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也表現出肉眼可見的差異性。例如，中國的意象詩學講究從虛處著眼，講究“意”與“象”之外的無限神韻，而西方意象則更加重視對形的表達。這里的“形”既包括物質之“形”，也涵蓋精神之“形”。西方人在追求“美”時，總是將“美”這一概念訴諸一個客體：客體可以是有形的圓，可以是黃金分割，也可以是無形的精神上帝。中國的意象學說在西方意象派看來是“美”之客體的表現。另外，西方人重意象之“形”也表現出他們對清晰、精準的追求，有關意象的定義相比于中國傳統的意象論而言，顯得較為明晰和理性。

審美契合

中國詩歌傳入美國文壇大致在20世紀初期，盡管在此之前偶有漢詩英譯的現象，但由于翻譯手法與文學環境的影響，翻譯題材的選擇面很窄。《詩經》在那時是最常見的素材，但被翻譯家們反復再譯，難免失了趣味。無論是詩人的選題傾向還是文學批判的環境都不利于對漢詩的系統介紹。

西方意象派與中國詩學的正式交流源于1915年埃茲拉·龐德《華夏集》的出版，中國古典詩歌在出版之后的幾年間迅速席卷美國詩壇，具有中國元素的新詩創作掀起熱潮。美國意象派詩歌從中國古典詩歌中汲取養分，形成了具有時代特點的詩歌潮流，而融合了中國元素的美國新詩又被中國學者引入國內，對一大批中國詩人起到了思想啟蒙的作用。20世紀初期的中國學者渴望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文化、制度與思想，五四新文化運動將西方文化吹進了中國，試圖向近代國人展示西方的啟蒙思潮。至此，中國傳統文化完成了在西方的旅行，融合了中國元素的西方文學思潮被介紹回中國，在20世紀上半葉中國百廢待興之際引起大批學者的研究與模仿。

中國古典詩歌包含的精巧意象與動態美感震撼了西方文學界，極大地促進了西方意象主義的發展與變革，也促進了中國詩歌翻譯學的興起與發展；而西方對中國古典文學的推崇，也促使西方正視中國文學、重新審視中國，這在潛移默化中改變著西方對中國的看法，從而有利于塑造積極正面的中國形象。中國古典詩歌促進并豐富了意象主義的發展，西方意象主義詩人的宣傳也為中國文學在西方的傳播作出了貢獻。

中國古典詩學以它特有的意象和深意，構建了中華文明獨一無二的美學網絡。在文化傳播意義上，中國古典詩歌影響了歐美的意象派詩歌，意象派詩歌又回來影響了中國的現代詩歌。中西詩學在交流中相互影響，互為照應。英美意象派能在汲取東方意象后進行轉化，無外乎將東方意象理論融合進本土文化之中，同時力求在文學層面保持鮮明的民族特色，從而實現詩歌的現代化，這是意象主義在東西方文學中的回返影響給我們的啟示。

誤解與模仿

縱觀意象派詩歌活躍的1909年至1917年間，意象派的發展處處體現出中國文化的移入，龐德譯《華夏集》為歐美詩人帶來中國文化的同時，也為西方詩歌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思路與素材。中國古典詩歌在《華夏集》中獲得了重生，即便這種重生摻雜著“曲解”與“變形”，但切實改變了英美現代派詩歌，例如讀者對龐德中國詩的關注遠超于對龐德原創詩歌的關注。無論是休姆領導時期的意象派，還是龐德階段的意象主義運動，都體現著“直覺主義”的元素。這種將詩人所思所想，通過隱喻表達出來的思想與中國古典詩歌極其相似。意象作為一種詩歌語言，融合了作者的感情與具體的物象，通過這種結合傳達給讀者特殊的審美感受。

西方向中國古典詩歌、美學、哲學思想學習與借鑒的過程是通過譯本進行的，外國文學的翻譯過程原本就帶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與再創造性。在20世紀初期，由于技術限制等原因，中西方的交流溝通并不便利，這也為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傳入西方帶來困難。同時，由于西方對中國的偏見與誤解，以及某些作家為了迎合西方讀者對中國的期待視野，會對中國文化的原本面貌進行有意或無意的誤讀。雖文學界竭力在修正這種誤解，但現實主義運動關注中國文學的初衷也是為了尋求西方文學的進一步改革與發展，因此西方文學誤讀中國文化在所難免。西方詩人對中國文化的誤讀大致分為三個方面：有意誤讀、對中國文化缺乏了解而產生誤讀、基于讀者接受能力的必要誤讀。因為這些誤讀，西方對中國文化的偏見與仇視一直在延續，影響至今。

本土化改造

20世紀初，西方文藝思潮在一批知識分子的宣傳下傳入國內，推動了中國新詩的興起與發展。在這些文藝思潮中，西方意象派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受國內社會環境影響，國內意象詩學的發展主要體現在文本語言的轉型方面，這主要由于西方在20世紀初非理性主義興起，力圖突破傳統人與世界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所致。英美意象派的領軍者龐德受19世紀法國象征主義與中國古典詩歌等文化的綜合影響，以一己之力將中國古詩引進西方，促進了西方意象詩學的發展。20世紀20年代，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意識到西方意象派理論的局限，于是他們追根溯源，紛紛從中國古典詩論與西方美學思想中獲取靈感，試圖通過意象理論的中西結合，推動詩歌理論的創新。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現代派詩人延續了這種理論自覺，促進了國內詩學理念的現代轉型。20世紀40年代中國意象詩學的學者群主要分為兩派：以艾青、胡風為代表的七月詩派與以唐湜、袁可嘉為代表的九葉詩派。艾青是七月詩派的典型代表。他的創作觀主要體現在著作《詩論》中。

20世紀上半葉，馬克思主義已在中國傳播。新中國成立以后，馬克思主義躍居為中國主導的意識形態思想，開始全面指導國內各個領域方面的工作，包括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同時，大量的馬克思文藝理論思想也相繼涌入中國，對我國現代文藝理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20世紀50年代，美學家朱光潛結合馬克思主義思想，開始對自己原有的美學思想進行修正。到了20世紀8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熱潮席卷中華大地，西方文論思想大量涌入國內。20世紀80年代以后，在全球文化環境與民族認同感的綜合影響下，中國詩學研究出現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有關意象詩學研究也呈現多元發展的態勢。這一時期關于意象的詩學建構主要可分為兩條研究路線：受當時流行的西方文藝思潮影響，從二元對立的哲學觀念出發，將“意象”視為審美心理學的研究對象，代表人物有顧祖釗、汪裕雄、張世英等；突破二元對立的理論模式，綜合中國古典意象美學與現象學資源進行考察研究。他們的觀點對于促進中國古典詩學的現代轉型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隨著各民族文化交往的日益頻繁，中西意象論逐步向多元融合的方向發展，這也為中西詩學的意象交流提供了可能。“意象”交流，共性與差異相依存，審美與理性相契合，誤解與模仿相交織，融合與改造相協調。這種交流的本質，則是基于人類對于詩歌意象共有的心理認同和審美通感的認知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