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周銘：四川何以為“蜀”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先秦至秦漢蜀地華夏化進程研究”負責人、重慶工商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蜀地的得名與蜀族有關，是他稱而非自稱，這支族群最初活動在中原地區，后由于種種原因輾轉遷徙至今天的四川省境內。由于中原人對該地區不熟悉，遂以自身熟悉的蜀族之名命名當地，稱其為蜀地，意為蜀族所到之地。但對該地區的情況卻并無了解，史書“不得與春秋盟會，君長莫同書軌”的記載暗示了這一點。四川地區被納入中原大一統的王朝之后，蜀之名稱遂成為定制，一直流傳至今。四川得名為“蜀”是先秦時期族群遷徙的結果，也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有力體現。

蜀族：一支與華夏文明

關系密切的族群

蜀族是一支古老的族群，早在龍山文化時期，便同黃帝、顓頊產生了聯系，甚至還曾有通婚的行為，實力之大可見一斑。據《史記·五帝本紀》記載，黃帝的兒子昌意，娶了蜀族之女為妻，生子高陽，即五帝之一的顓頊。夏王朝時期，蜀族與夏桀曾發生過一場戰爭。據《太平御覽》卷一三五引《竹書紀年》記載，夏桀為了搶奪美女，攻伐蜀族并最終獲得勝利。

從商朝開始，我國歷史有了可靠的文字記載。甲骨文的發現，為我們進一步探索蜀族與華夏文明的關系增添了實物資料。從卜辭的記載而言，商王時常“至蜀”“在蜀”（《甲骨文合集》20584、20854、21723、21724），占卜該地近期有無災禍。商王還經常“貞蜀受年”（《合集》9774），占卜蜀地的糧食收成如何，以便前往收取租稅。一旦蜀人不從，便“共人（征）蜀”（《合集》6858、6859），甚至派遣“使”（《合集》21730）駐守蜀地進行政治監視。另外在卜辭中，還見有商王聯合某方國攻打蜀族的情況。商朝末年，政局動蕩，原居蜀地的蜀族部分西遷，部分留守。西遷的蜀族加入武王伐紂的陣營，《尚書·牧誓》中有明確的記載。留守的部分蜀族則同商王室共進退，成了周人攻伐的對象。

西周以后，西遷的蜀人繼續帶著同黃帝、顓頊有關的歷史記憶遷徙至今天四川省境內，并與當地人漸漸融合為新的蜀族。由于四川盆地固有的自然地理環境，中原人對其族群的印象也慢慢淡化，直到戰國時期才又逐漸明朗。

蜀族最初活動區域：

中原腹心地帶

黃帝、顓頊作為中華“人文初祖”和“上古五帝”之一，學術界一般認為其原本的活動區域就在中原一帶。如黃帝，《集解》引皇甫謐曰：“有熊，今河南新鄭是也。”《大清一統志》卷五十二曰：“軒轅丘，在新鄭縣西北故城。”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最新研究成果指出，最早出現社會分化現象集中在黃河中游地區，為揭示黃帝族群的活動地域增添了大量新的科學證據。又如顓頊，《文選·思玄賦舊注》曰：“少昊金天氏居窮桑，在魯北。”《淮南子·本經篇》云：“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高誘注曰：“空桑，地名，在魯北。”種種文獻的相關記載，都不約而同地指出了黃帝、顓頊的活動區域，也反映出上古時期蜀族活動的大致區域。

夏王朝時期，蜀族同樣活動在中原腹地。《太平御覽》引《竹書紀年》曰：“桀伐岷山，得女二人，曰琬，曰琰。”岷山，實為蒙山，岷、蒙古音都為明母，音近互通，《楚辭·天問》“桀伐蒙山，何所得焉”，《漢書·地理志》泰山郡蒙陰條目下注曰：“《禹貢》蒙山在西南，有祠。顓頊國在蒙山下”可證。故在《左傳》對宣公十八年、成公二年、昭公七年戰爭的記載中，多次出現了帶有蜀的地名，且地望都在中原地區。

商朝時期的蜀地，同樣在中原腹心一帶。上文提到卜辭記載商王時常“至蜀”“在蜀”“貞蜀受年”，占卜該地近期有無災禍和糧食收成情況。商王頻繁來往蜀地，以當時的交通狀況以及區域重要性而言，兩地之間的距離不應相隔甚遠。由于當時的“禍”對于統治階級意義重大，商王多次去蜀地，甚至可以說蜀地與商王朝的腹心區域不遠。在卜辭中，常常有商王聯合某方國攻打另一方國的記載，從邏輯角度和實際情況而言，當時作戰的兩個方國相距皆不遠。據此，假如卜辭中有商王聯合某方國攻打蜀地的記載，那么只要能確定這一方國的地望，便能推測出蜀地的大致方位。在卜辭中，有多條缶攻打蜀的記載（《合集》06860、06861、06862、06863等），缶的地望在今河南境內，古今學者多執此說，而缶又常與雀交戰，雀之地望據學者考證在河南溫縣一帶，卜辭中記載雀人在商王室擔任重要職位。結合商王、缶、雀三者與蜀的聯系，蜀之地望當在今河南境內。

周原甲骨文有兩條關于蜀的記載：（1）伐蜀茲（H11:68）；（2）克蜀（H11:97）。周人攻打的蜀，據《逸周書·世俘》的記載，“庚子，陳本命伐宕、百韋，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乙巳，陳本命新荒（自）蜀、宕至”。庚子伐蜀，乙巳自蜀至，前后僅6日，按《詩經·六月》毛傳“師日行卅里”算，6日則為180里。又按《谷梁傳》宣公十五年云：“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可見單邊90里的距離并不遠。這又從另一側面證明卜辭中的蜀地就在商王朝統治的核心地帶。

“蜀”與中華文明多元一體

大約在西周初期，這支遷徙的蜀族輾轉反側進入四川盆地，同當地族群漸漸融合，蜀族完成了從中原地區到今四川地區的遷徙。中原地區文獻基本不再見到有關于蜀的記載，直到東周時期才因為與秦、楚大國發生關系而再次進入中原人的視野，重新被寫入了史冊。今天的四川地區，在古時候最早被稱為什么，由于文獻的缺失并不知情，但是我們知道：第一，蜀見于中原文獻記載，是他稱而非自稱，且這種稱呼最早出現在中原地區，此時中原人士對今天四川地區的情況尚無多少認知。第二，在古時候當地（今四川地區）人的歷史記憶里，只有五個王，即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開明，而他們既是酋邦首領、是共主，同時又是王朝的代號。第三，按照人類學的相關理論，人類族群的遷徙有“名從主人”的命名規律，遷徙的民族，往往以其舊居的地名，命名新遷至的新土。秦滅巴蜀后，四川盆地被納入中原大一統的王朝，蜀之名稱遂有了特定的含義，一直流傳至今。

四川成都金沙遺址曾出土一件名為“太陽神鳥”的金箔，屬殷周時期的作品，整個金飾呈一圓環形狀，金飾上有復雜的鏤空圖案，分內外兩層，內層為周圍等距分布有十二條旋轉的齒狀光芒，象征對太陽的崇拜；外層圖案圍繞著內層圖案，由四只相同的朝逆時針飛行的鳥組成，象征對鳥的崇拜。對太陽和鳥的崇拜多見于東方的族群，如金箔的四只鳥造型，見于《山海經·大荒東經》的記載。俊，清人孔廣森注《大戴禮記·帝系》時認為“俊即嚳也”，王國維先生考證后在《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一文里亦執此說，顧頡剛先生認為俊即是舜，三位學者的觀點都將帝俊之“使四鳥”指向東方；東方的族群又十分崇拜太陽，其大神少昊之“昊”字，從日從天，金文（師昊父簋）可見一斑。加之“太陽神鳥”金箔時間為殷末周初，恰同蜀人遷徙進入四川盆地的時間相當，其后當地族群逐漸開始崇拜鳥（尤其以四只鳥、十二道太陽光作為造型的構圖）和日出太陽等華夏原生文化，生動地展現出先秦時期四川地區多元一體中華文明的形成歷程。

據文獻記載，“蜀”自上古時期始便同中華文明關系密切，蜀國的建立始于人皇，蜀族的先祖乃是黃帝，蜀族的母家則為顓頊。作為華夏支庶，蜀族還與治水的大禹產生聯系，演化成流傳甚廣的“禹生石紐”傳說。作為中華文明勃興時期的夏商周三代，同樣能清晰地洞悉出“蜀”在其歷史長河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蜀族以族群遷徙的方式，將中華文明的基因帶往其他地方，大大促進了早期中國不同區域的文化交流互鑒，成為五千多年來中國人民創造璀璨奪目的中華文明的一個生動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