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艷芳：“詞山曲海”余音綿長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李開先藏書、著述和刻書研究”負責人、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明代嘉靖時期著名的文學家、戲劇家李開先，在文學上與王慎中、唐順之、陳束、趙時春、熊過、任瀚、呂高等并稱“嘉靖八才子”。他才華出眾、斐然成章，創作涉及諸多方面，如詩文、戲曲、散曲、對聯、謎語等，尤以戲曲、散曲成就為高。他的藏書成就亦較為突出，與金陵焦竑并稱“南北兩大家”，宏富藏書中詞曲類最多，為其贏得“詞山曲海”的美譽。同時，他還對珍稀圖書、自己及親友的著作予以仔細整理和編排并付梓刊行，使之廣為流傳，為雅文學和俗文學的發展與整合作出了突出貢獻。

藏書之富，甲于齊東

李開先藏書的具體數量，因其藏書目錄《李中麓書目》佚失而難以確知。不過，唐順之、馮惟敏、王世貞等友人和他本人曾在著述中提到藏書大概數目，無論唐順之說的“汗牛詎止盈五車，插架應知滿萬軸”，馮惟敏說的“囊括了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王世貞說的“牙簽縱橫十萬卷，肉譜上下三千年”，還是他自己說的“豈但三車富，還過萬卷余”“延客開三徑，載書過五車”“書積已過三十乘，詩成約有百千篇”，“五車”“萬軸”“十萬卷”“三車”“萬卷”“三十乘”等字眼足以說明其藏書之宏富。《明史》稱其“性好蓄書，李氏藏書之名聞天下”，清人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言其藏書“甲于齊東”，錢曾在《讀書敏求記》中說：“近代藏書家，推章丘李氏，金陵焦氏，王孫則西亭之萬卷堂。”

其藏書遍及經、史、子、集，各有側重。經書中經學實務類較多，集中收藏在中麓書院的萬卷樓內，罷歸后他創辦中麓書院的目的是培養有潛力的后生，萬卷樓專藏經學實務類，旨在擴大生徒視野和為科考服務。此外，所藏經書尚有宋抄本《春秋谷梁傳》、唐李鼎祚所作《周易集解》、北宋孫奭撰《孟子音義》和陸佃撰《禮象》、南宋項安世所作《周易玩辭》、元李簡撰《學易記》等善本。所藏史書之類有大量家譜、地方志及《漢書》《蜀鑒》《西漢文鑒》等，子書涉及農書、歷書、醫書、道家之書、小說集、書法總集等。所藏集書中最多的是詞曲類，故有“詞山曲海”之美譽。為了保護這些藏書，他將它們分置多個地方收藏，并進行精美裝裱。遺憾的是，他以畢生心血搜求的宏富藏書，經過家難和國變的劇烈動蕩，逃脫不了散佚的命運，先后流向朱睦■的萬卷堂、徐乾學的傳是樓、毛扆的汲古閣等。

橫口縱筆，文隨俗遠

李開先對金元詞曲非常喜愛，認真研讀之后有了足夠的鑒賞能力，對很多戲劇家和劇種了然于胸，以至于唱戲之人一張口他就知道起調對錯。好之篤而久，爛熟于心，才能厚積薄發、有所創作。他的詞曲之作有傳奇《寶劍記》《斷發記》《登壇記》，雜劇《一笑散》（含《園林午夢》《打啞禪》），散曲《贈對山》《臥病江皋》《四時悼內》《中麓小令》《南曲次韻》等，曲論《詞謔》。《中麓小令》體式精妙，時人多為仿效、傳誦，和者和刻者不計其數，謂之“中麓體”。《寶劍記》與《浣紗記》《鳴鳳記》并稱明中葉“三大傳奇”，奠定了他在戲劇史上的地位。

罷歸對他來說雖然痛苦，卻開拓了創作視野，使他更為關注民間文化和洞察下層讀者的閱讀需求。他重視民謠小曲，把它看作與《詩經》、樂府、唐宋詞血脈相連的文學樣式，指出【山坡羊】【鎖南枝】之類小曲遍布市井，雖然“淫艷褻狎，不堪入耳”，但是“語意則直出肺肝，不加雕刻”，“故風出謠口，真詩只在民間”，認為這些民間歌謠同樣擔負著歷史傳承的重任，識見遠超時人。他創作的院本也是如此，積極吸收民間文學的養料，創作了帶有濃厚煙火氣息的院本六種，可惜的是唯有《園林午夢》和《打啞禪》流傳于世。《詞謔》中亦有不少采自民間的內容，如《詠瘧疾》《你的謊兒大似我》《戲妓多賀生辰和昧年》等，語句很接地氣，通俗易懂，感染力極強。遍觀他的詩文集《閑居集》，也能發覺民間文學的影子，《寓言》借在山東一帶流傳甚廣的故事自嘲為官時的謹小慎微，此外還有《樵婦吟》《車遙遙》《村女謠》三篇，皆用朗朗上口的俚曲方式反映百姓生活的艱辛。他的《中麓山人拙對、續對》《詩禪》等對聯集、謎語集亦與民間日常活動密不可分。總之，他的作品受到民間藝術的深刻影響，帶有較為濃厚的泥土氣息和強烈的山東地方特色，將當時的文藝帶入另一個境界之中。

結社提攜，家樂唱曲

李開先罷歸故鄉后，加入喬岱、袁崇冕等本地文人結成的詞會和詩會，并被推舉為會長。這是成員展示所長和相互交流的場所，眾人定期雅集，每月輪流做東，遇景命題飲酒賦詩，晨煙夕靄嘯歌自得。唱和經歷對每個成員來說都是非常寶貴的學習機會，每次必須有新作，否則會受罰，使得他們積累下來的成果相當可觀。他們除了在雅會中唱和外，還寫作一些獎掖提攜性質的詩文，以為友人祝壽、作墓志銘和為其作品寫序作跋的情況居多。毋庸置疑，李開先是一位核心人物，作為“嘉靖八才子”之一，文采出眾，聲名在外，也正是他的加入，使得詞會和詩會超越一地的局限，逐漸為當時的文壇知曉。而且他以四品官被罷歸，廣泛的人脈爭取到了地方長官的關照，為他們的活動提供更多保障和庇護。眾人雅集使得章丘成為當時藝術創作十分活躍、藝術氛圍異常濃厚的詞曲中心之一，在北方曲壇占據重要地位。

他的家樂班，在招待賓客、怡情遣興、自娛娛人之余，對其創作起到促進作用，他常常以家樂為載體觀戲聽曲，探討文辭格律。同時，邀請友人觀看家樂班的演出，為文士之間意見交流提供機緣，通過技藝切磋和指點潤色，他可以檢視劇本的演出效果，并使家樂班的表演更貼近原著精神。《傍妝臺》百闕（又叫《中麓小令》），悼念妻子張氏和愛妾張二的《四時悼內》，收錄歷來【浪淘沙】之作的《古今歇指調》，改竄民間流行小調的《市井艷詞》，懷念李舜臣、劉繪、羅洪先等九位好友的《九子詩》等作品皆曾被之管弦，令家樂班朝夕演唱。《一笑散》寫成后，他“有時取玩，或命童子扮之”。《寶劍記》每寫成一出，即親自指導排練，按腔、定調、合板，發現不妥處隨即修改，至全劇完成后扮演待客，坐客無不泣下沾襟。尤其是“林沖夜奔”一折，成為昆曲、京劇、湘劇等劇目的保留選段。

自覺傳世，積極刊刻

李開先的傳世意識很強，著作一旦寫成即會刻印以廣其傳。刻印前后會寫多篇序文，介紹作品的寫作背景、刊刻過程、社會影響或自己的文學主張，甚至會為作品引起的爭議進行闡釋或辯解。此外，他整理邊貢、崔銑、袁崇冕、唐順之、喬岱、何景明等友人作品集并積極刊刻，還將為馬廣、孫光輝、王階、劉東、袁崇冕、張師雍、魏守忠、康迪吉等摯友所作的詩文和大量紀念性資料單獨編輯刻印，不過除了收入《閑居集》中的詩文得以流傳外，刻印的單行本由于多種原因早已亡佚。

如果說他刻印自己和友人作品，并幫助整理和刻印友人紀念性資料，是為了“贏得生前身后名”，那么他刻印張可久、喬夢符等詞曲之作和《改定元賢傳奇》則出于為天下保存文獻的強烈責任感。他對元人張可久、喬夢符十分推崇，曾說他們“猶唐之李、杜”，于是多方輯集兩人的散曲，刻成《張小山小令》和《喬夢符小令》。他還主持刊刻《改定元賢傳奇》《歇指調古今詞》等元雜劇，其中《改定元賢傳奇》乃以從收藏的千余種元人雜劇中精選出的十六種為基礎，而新中國成立后影印出版的《古本戲曲叢刊》（第四集）所收的《元刊雜劇三十種》正是當年他的舊藏。將自己的秘藏整理刻印，以己之好推及愛書之人，將心比心，充分彰顯他與天下共賞的胸襟。

總之，李開先不唯為藏書而藏書，而是將圖書的收藏與學術研究、刻書活動相結合，通過閱讀藏書提升學識，通過借閱和刻書活動擴大書籍的流傳范圍。古代藏書家雖多，但從采訪、分類、編目，到管理、利用各方面都有見解并躬踐于行的，實不多見。某種意義上說，他是學者兼藏書家、出版家的身份，盡收集、保存、整理、校勘、刊刻之力，有培養人才、繁榮學術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