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坤：雙面的古籍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新發現古籍紙背明代囚役文書整理與研究”主持人、河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公文紙本古籍是古籍的一種特殊形態，專指宋元明清時期利用官府廢棄的公文、檔冊、帳簿包括私人書啟等紙背刷印或抄寫的古籍。其具有正面為古籍內容，背面為官私文書、帳簿冊籍等一手史料的雙重價值，相對于一般古籍倍加珍貴。目前已掌握具體藏地的傳世公文紙本古籍共計170種，其中已查閱抄錄的共116種，通過分析這些古籍紙背文獻，可見，古籍紙背文獻具有以下幾個鮮明特點。

地方性

可查閱抄錄的116種古籍紙背文獻，按內容類型可分為公文類55種、冊籍類40種、私人書啟類4種、科舉試卷6種、空白公文紙11種。由此可見，紙背文獻中公文、冊籍數量占據絕對主導地位，私人書啟則數量較少。55種紙背公文中，宋代6種，包括兩宋之際西北邊境軍政文書、乾道與淳熙兩朝平江府官員請假申狀以及淳熙年間太平州和鄂州、嘉泰年間江南西路、嘉定年間浙江東路所屬各州縣轄酒稅務、場庫等收支錢米申狀和部分州縣禁歷申文。元代3種，一是國家圖書館藏《魏書》，紙背為元浙江行省各路府州縣呈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行政公文，內容涉及官吏選任、俸祿發放、孤老救濟、人口點視、賦稅征收、案牘照刷、律令詞訟、物價時估等多個方面；二是分藏于上海圖書館和南京博物院的2種《論衡》殘卷，紙背為元延祐年間某司為照刷卷宗事呈報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公文。明代46種，文書類型含訴狀、申狀、呈狀、執結狀、保結狀、供狀、領狀、手書、揭帖、憲票等，內容涉及治安巡查、倉場管理、照刷文卷、囚役囚兵、稅糧銀錢、馬政管理、官吏考核、節婦旌表、軍丁勾補、軍余屯田、驛站用度等諸多事項，呈文對象多為巡按監察御史。40種紙背冊籍中，以賦役相關冊籍為主，包含元湖州路戶籍冊和杭州路魚鱗圖冊、田地稅糧冊，明代小黃冊、賦役黃冊、宗祿冊，清代奏銷冊等，總計32種，另有明代軍伍冊籍5種、須知冊2種、官員考語冊1種。

紙背公文、冊籍，從撰擬主體看，均為府州縣地方行政機構或官員撰擬、攢造。其中，除訴狀類撰擬主體為普通民眾、呈送對象多為其所屬管理機構主管官員外，其他公文撰擬主體則分為行政機構和官吏個人兩類。其中，行政機構基本為府州縣及其下轄酒稅務、場庫、驛站、遞運所、經歷司、巡檢司等地方行政單位；官吏則基本為上述行政機構管理人員。總體來看，紙背公文除明代憲票外，基本屬于上行文，未見下行文，大多為基層地方機構按照上級指令匯報相關事務辦理情況或所管職責事務的申狀呈文。紙背冊籍文獻，雖有賦役黃冊、衛所旗軍名錄等，呈送對象為中央戶部、兵部，但其攢造單位也均屬地方州縣或地方衛所。除公文、冊籍外，紙背空白公文紙，其上所鈐印章也均屬地方州縣印，紙背科舉試卷也多為鄉試試卷，故而地方性為紙背文獻的一個突出特點。

眾所周知，宋代文獻以傳世史籍為主，一直較為缺乏新文獻資料的發現，地方行政檔案極為稀缺。元代雖因黑水城文獻的出土，新發現了一定數量的地方行政公文，但又限于亦集乃路這西北一隅，所體現出的行政制度并不具有普遍性。明代雖有內閣大庫檔案、遼東檔案和徽州文書等大宗檔案文獻傳世，但前二種主要是明代中央各部及地方省一級的衙署檔案，后一種則主要是民間私人文契檔案，之間缺少了州、縣等地方行政機構這一環節的公文檔案資料。因此，紙背文獻的地方性特點，可極大彌補宋元明時期傳世檔案中地方基層行政公文檔案不足的缺環，為研究地方治理及行政運轉問題提供一大批寶貴的原始檔案史料。

同質性

就已抄錄的紙背文獻而言，同一古籍的紙背公文文獻雖存在呈報時間、撰擬機構、文書性質并不相同的情況，但絕大多數又存在呈報時間相對集中、呈送對象相同、涉及事項較為統一的現象。簡言之，同一古籍的紙背公文，多為集中一段時期內，不同機構、部門關于同一類事項辦理情況，呈報給同一部門或官員的申報、保結公文。同一古籍紙背冊籍，也大多屬于不同府州縣、衛所攢造的同一性質冊籍。因而，可以說古籍紙背文獻具有極大的同質性。這種同質性，不僅存在于同一種古籍紙背，還存在幾種不同古籍使用同一批公文或冊籍印刷的現象。如，日本靜嘉堂文庫藏公文紙印本《漢書》，上海圖書館藏宋紹興江南東路轉運司公文紙印本《后漢書》、宋刻宋元遞修公文紙印本《魏書》殘卷，四川省圖書館藏宋刻元修明初公文紙印本《魏書》殘卷等，其紙背為同一批明洪武初年處州府小黃冊。又如，蘇州大學藏明公文紙印本《寓意編》《國寶新編》與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公文紙印本《清溪暇筆》《七人聯句詩記》《吳郡二科志》《瘞鶴銘考》，紙背為同一批明萬歷年間刷卷公文。此外，就目前所見，同一雕版古籍基本只有一部為公文紙本，尚未發現同一雕版古籍存在兩部及以上公文紙本的現象。如，上海博物館、國家圖書館、山東省圖書館均藏元至正顧逖刻明修公文紙印本《通鑒續編》殘卷，紙背為同一批元杭州路魚鱗圖冊，分藏三地殘卷卷數無一相同，可確定其為同一部公文紙本分散流藏。又如，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蘇州圖書館、南通圖書館均藏有明嘉靖胡宗憲刻公文紙印本《歷代史纂左編》，南通、北京藏為殘本，蘇州、上海藏為全本，但為后補配，該書紙背帶公文卷數四地所藏無一相同，也應為同一部公文紙本分散流藏。

紙背文獻的同質性，對我們判定古籍版本、流散及紙背殘損文獻性質具有極大參考價值。首先，其可進一步提升古籍版本、流散判定的準確性。如，通過紙背文獻，可以確定上述靜嘉堂、上海圖書館與四川省圖書館藏《漢書》《后漢書》《魏書》，應均為宋紹興江南東路轉運司刻元補修明初印本。又如，2020年永樂拍賣“中國古代書畫夜場”拍賣出三卷公文紙印本《王文公文集》，其紙背與上海博物館藏龍舒本《王文公文集》紙背為同一批宋人書啟，此三卷應為上海博物館藏本流散者。其次，同質性可為紙背殘損文獻的性質判定提供確切依據。公文紙本古籍所用紙張，屬于二次利用，大都會因原紙大小不適配雕版版式而進行裁切，導致原始文獻中重要信息的缺失。出土文書中也存在此種情形，但其可依據同墓、同地出土文書的年代、性質，對殘損文獻信息進行判定。紙背文獻同質性的確定，使我們可以借鑒出土文獻整理方式，參考同書紙背文書，對殘損文書的撰擬單位、書寫年代、呈送對象、文獻性質等關鍵信息進行推定，進而為研究提供準確依據。

錯簡性

廢棄的公文、冊籍被用來印刷古籍，往往為適應所印古籍版式大小，對原始公文、冊籍紙張進行裁切，即原始1葉完整紙張，被裁切成2葉甚至多葉，所以紙背文獻多為殘葉，較少見有內容完整者。此外，因印刷關注重點為所印古籍頁碼順序，裁切后的原始文獻順序基本不被關注，因此紙背文獻還存在極嚴重的錯簡性。這種殘損錯簡，為全面掌握文獻內容，開展研究造成了較大困擾。因此，紙背文獻整理中一項重要工作即是對其進行綴合復原。

紙背文獻的綴合復原分兩種情況。一是完整復原，多見于公文、書啟類文獻。因公文、書啟，單件所用紙張有限，裁剪后被廢棄不用部分較少，可以實現完整復原。復原需判斷筆跡、墨色是否統一，內容是否銜接，文首撰擬機構、人員與文末官員押署是否一致，其中后二者是綴合復原是否正確的主要依據。二是部分復原，多見于冊籍文獻。因冊籍本身一般所用紙張較多，被拆解裁切印刷古籍時，大多并不能保留原始冊籍的全部紙張，會造成部分內容的缺損，故只可實現部分復原。冊籍文獻復原相對公文、書啟復原更為復雜。目前所見用于印刷古籍的原始冊籍，一般紙張較大，往往是現存古籍的2葉可綴合成原始冊籍的1葉，故冊籍復原需先進行單葉綴合，在單葉綴合的基礎上，再依據冊籍內容、前后數據等信息，對冊籍單葉進行排序，實現冊籍復原。如芝蘭齋藏《分門集注杜工部詩》紙背保存有三種奏銷冊，其中之一為《乾隆七年起運六年分浙江省錢糧題銷冊》，現存古籍葉數143葉，其中5葉不可綴合，其余138葉可兩兩綴合為69葉原始冊籍葉，經排序之后，可復原成原始冊籍的三大部分。冊籍文獻雖只可實現部分復原，但基本可依據復原內容，分析出完整冊籍的基本書式，展現出冊籍基本結構和登載要素，為研究提供更多信息。可以說，因紙背文獻大都殘損錯簡，對其進行系統整理綴合復原，是開展深入研究的基本前提。另，宋元明清時期，除了明清兩代有部分賦役冊籍資料流傳外，宋代和元代一直缺乏批量賦役冊籍的發現，紙背冊籍文獻的綴合復原整理可在一定程度上彌補這個缺陷。

古籍紙背文獻雖內容相對具體細碎，又多殘缺錯簡，但經過系統整理、綴合復原，仍可展現基本原始面貌，凸顯其作為地方行政運轉、賦役征派、衛所管理等實用文獻的獨特史料價值，對其展開研究，必可推進學人對宋元明清時期相關問題研究的不斷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