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程：明詩總集編撰與清代詩學的演進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清代明詩總集與明詩批評研究”負責人、華中師范大學副教授

清代是詩學繁榮發展的時代，詩話、總集、箋注等文本形式共同構成了清代詩學的豐富面貌和多樣話語。其中，總集作為集部文獻之中與別集并立的最為重要的類目，編撰方式在清代也有了更多的演進，不僅兼具保存文獻和編選菁華的雙重功用，而且逐漸融合了詩話、評點等多種批評方式，又借鑒了史學撰述、經學注疏的目次結構和闡釋策略，成為一種“集大成”式的文獻類型與批評方式。

清人編撰的詩歌總集，卷帙浩繁、種類繁多。既有大型的通代、斷代總集，又有小型的地方總集、家族總集、流派總集。詩歌總集編撰與清代詩學的演進有著密切的關系。詩學思潮的迭代、詩學流派的論爭、詩學觀念的表達、詩學群體的標舉等都常常以編撰總集的方式進行思想的表達和主張的宣傳。清人編撰的各代、各類詩歌總集之中，明詩總集有百余種，是極具典型性的一類。

編撰旨趣：以詩存史與以彰桑梓。清代明詩總集的編撰，由于遺民、史家的參與，地方文學傳統的建構，家族文學的興盛，詩人群體的活躍等諸方面的因素，編選者的主體意識更為強烈，編撰旨趣也更為明確，呈現出多樣的思想趨向。

清人編撰明詩總集的活動，始于明清易代之后遺民文人保存有明一代文獻的“以詩存史”觀念。“以詩存史”實際上表達的深層寓意是“以詩存明”。就功用而言，“以詩存史”主要強調詩歌的史料保存價值，而這一觀念的基本動力則是“明亡追究”，即對于明王朝滅亡原因的探究，這也是清初學術思想的一個重要主題。由此衍生而來的是對于明代詩歌創作和詩學的反思。強烈的保存文獻意識和深刻的反思意識在《列朝詩集》《明詩綜》等諸多明詩總集中都有具體的體現。

錢謙益本人一直有撰修明史之志，《列朝詩集》雖然不是史書，但卻融入了其“以詩存史”的觀念。身處明清易代的變局中，錢謙益對詩與史的緊密關系以及詩歌的存史和記錄功能有更多的認識。《列朝詩集》的“以詩存史”實踐，具體表現在編選詩作和撰寫小傳兩個方面。“以詩存史”也是《明詩綜》最為明確的編撰宗旨。康熙二十三年（1684），作為《明史》纂修官的朱彝尊被彈劾降職，未能繼續參與《明史》的修纂。《明詩綜》的編撰，則是其史學思想的另一種實踐。《明詩綜》有求全圖備之旨，無論是收錄詩人數量還是選入詩作數量，在明清兩代編選的明詩總集中都是居于前列的，目的正如其在《明詩綜》自序中所言：“成一代之書，竊取國史之義，俾覽者可以明夫得失之故。”

地方詩學傳統的建構是清代詩學發展演進的一個重要特征。總集的編撰，是建構地方詩學傳統最為典型的方式。同時，地方總集文本所附的序、跋和凡例，也都有對于地方詩學傳統的明確表達。清代地方明詩總集的編撰，具有建構地方詩學傳統的強烈自覺意識。其中，表彰桑梓的觀念，是諸多地方明詩總集編撰的宗旨所在。

清代地方明詩總集的代表文獻，較大的區域文化范圍總集有如《山左明詩鈔》《山左明詩選》總括有明一代山東詩人詩作，《全閩明詩傳》建構明代閩詩傳統，《明滇南詩略》存錄明代滇南地方詩人詩作，《嶺表明詩傳》呈現明代嶺南詩歌風貌；次一層級的較小文化地理空間總集有如《安德明詩選遺》輯存明代安德縣詩人詩作，《武定詩鈔》編選明代武定州詩人詩作，《明練音續集》表彰明代嘉定地方詩歌創作之盛，《明紫瑯詩》闡釋明代南通詩學傳統，《滄州明詩鈔》記錄明代滄州詩風，《龍眠風雅》建構桐城文學譜系。

詩學觀念：復古與性靈的對立消長。明代詩歌的發展，從總體趨勢上講，就是復古詩派與性靈詩派相互對立消長的過程。這是明代詩歌史最為鮮明的特征。復古與性靈之爭，延續至清代，依然是清代詩歌創作和詩學思想的最為重要的話題，貫穿于清代詩學的演進過程之中，在清代明詩總集的編撰中有具體體現。

清代明詩總集的編撰與詩學思潮形成了緊密的關聯與互動。以復古詩學為宗旨的總集有彭孫貽《明詩鈔》、朱之京《明詩匯選》、施何牧《明詩去浮》、沈德潛與周準合編《明詩別裁集》、黃傳祖《扶輪廣集》、郭其炳《明詩百一鈔》等；以性情為宗旨的總集有王夫之《明詩評選》、陳允衡《詩慰》、黃昌衢《藜照樓明二十四家詩定》、王企埥《明詩百卅名家集鈔》、魯之裕《明詩鈔》、汪端《明三十家詩選》等。

沈德潛與周準合編的《明詩別裁集》是清代明詩總集復古詩學的代表性文本。在沈德潛看來，前七子貢獻在于力倡復古，上追雅音。七子派之后，公安、竟陵兩派繼起，沈德潛以詩教盛衰觀之，對兩派持批判態度。復古派詩學認為，以“復古”為旗幟的前后七子是明代詩歌的正體和主流，顯示出明代詩歌向風雅回歸的趨向。

以錢謙益為代表的虞山派，把詩學溯源到“詩言志”的傳統，認為書寫性情是詩歌的根本，詩歌的本質是言志抒情，確立了性情優先于形式風格的詩學觀念，以此批判前后七子復古詩學的模擬和格調。這一觀念具體體現在《列朝詩集》的編撰中。與此相似，王夫之也極為重視詩歌的書寫情感功能，對復古詩學持批判的態度，《明詩評選》的批評話語中對此多有表達。《列朝詩集》等倡導性靈詩學的明詩總集，直接影響了袁枚、趙翼等人的詩學思想。清代詩學中的性靈論展現出更多的理論層面。

群體風貌：邊地土司與閨中才女。清代明詩總集的編撰之中，常以詩人群體匯輯類目或編為專集，邊地土司與閨中才女是其中頗為引人矚目的兩個群體。

明代土司及其子弟文化素養有普遍提高，以文學著名者有貴州宋氏土司、云南木氏土司等。土司已經形成頗具規模的文學群體，詩歌創作具有獨立的風格和特色。清代明詩總集收錄土司詩作者，有《列朝詩集》《明詩綜》及《御定明詩》等。自《列朝詩集》開始，土司被賦予“詩人”的身份出現，《明詩綜》則專門設立“土司”類目，《御定明詩》以“御定”代表了王朝統治和官方話語對土司詩作的評價。諸集所選土司詩人詩作，多被編選者刻意塑造“風雅”面貌，又有呈現所謂“中土詩”風格。土司由此被納入詩歌史的整體秩序和書寫之中。明詩總集輯選土司詩人詩作，呈現出明清時期文人學者與官方話語對于少數民族文學活動的文化認同意識和文學批評態度。

《列朝詩集》丙集“麗江木知府”條目，編選麗江木氏2位土司的14首詩作；《明詩綜》“土司”類目，存錄4位明代土司的8首詩作；《御定明詩》收錄2位明代土司的8首詩作。三部明詩總集的編撰體例各異，收錄詩人詩作的原則標準有別，而皆選入土司詩人詩作。土司以“詩人”的文化身份在總集編撰中較為集中地出現，具有重要的文學史與文學思想史意義。

明清時期世家大族的聯姻，形成了日趨濃厚的家族文學創作氛圍，閨閣女性也具備了文學創作素養，女性的結社唱和成為日常活動。詩歌創作的活躍產生了相當規模的閨秀詩作，有的單行刊刻流傳，有的合刻結集，有的則零落散佚。季嫻編選的《閨秀集》和劉云份輯錄的《翠樓集》是兩部明代閨秀詩歌專門總集。季嫻本人作為女性詩人，長于吟詠，有多種詩集刊行，匯輯有明一代女性詩歌文獻亦頗具匠心。劉云份輯錄的《翠樓集》收入明代閨閣詩人180余家，詩作700余首，其搜羅范圍之廣、卷帙之多，可謂明代閨秀詩歌總集的典范。

由于錢謙益、朱彝尊、沈德潛等人兼有學者、詩人、批評家的身份，《列朝詩集》《明詩綜》《明詩別裁集》等明詩總集表現出鮮明的學術旨趣、豐富的詩學批評方法和批評話語，成為清人閱讀、評論明詩的重要文本，進而直接影響了有清一代的明詩批評。時至今日，文學史與詩學史對于明詩的諸多評價和看法，依然有很多來自清代明詩總集所設立的觀念框架和理論基礎。

一部總集便是一部詩學史。明詩總集的編撰是清代詩學的重要組成，在文獻采摭、編撰宗旨、批評方法、批評話語等多個方面均顯示出清代詩學的典型時代特征和歷史演進面貌，又與清代詩學思潮形成了緊密的關聯與互動。清代明詩總集的編撰，呈現出中國古典詩學極具特色的生命力和豐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