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訓濤：西周史官書寫中的主體意識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先秦史官書寫活動與早期文體生成研究”負責人、深圳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西周時期史官職掌繁雜多樣，但其中的文史之責無疑是最重要的職掌之一，而記言、記事等書寫活動又是文史職掌的重中之重。在這種書寫活動中，史官的主體意識不斷凸顯，逐漸開啟了從被動記言、記事到主動描述歷史的轉變，不僅完成了對歷史的價值判斷，同時也實現(xiàn)了自己的生命意義。

執(zhí)聿記言，補以始末。王言若神，史官實錄，制成誥命詔策，以布四方。史官以極為精簡扼要的文辭記錄君王言語，并根據(jù)使用場合、使用目的的不同，有時會補以敘事始末，形成完整的文字記錄，以不同的文體，體現(xiàn)君王意志，使之成為治國之寶。現(xiàn)存文獻中，《尚書》是最早的記言體史書，《逸周書》與《尚書》體例接近。西周史官的記言書寫形態(tài)主要是在如實記錄的基礎上進行加工：其一，加上時間、地點、人物和事由，并用固定搭配詞匯“王曰”“若曰”等點明言語主人身份。如《大盂鼎》銘文：“唯九月王在宗周命盂，王若曰。”《尚書·多士》：“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逸周書·文傳解》：“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在鄗召天子發(fā)曰。”《大開武》：“維王一祀二月，王在酆，密命，訪于周公旦曰。”《皇門解》：“維正月庚午，周公格左閎門會群門。曰。”在這些“王曰”“若曰”的前面，往往是時、地、事的扼要介紹，而在其后面，則是對君王的誥命詔策的實錄，言語莊重嚴肅、內容常與治國大要相關，是史書的主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若曰”一詞，具敬順之義，有代神靈訓話之意，體現(xiàn)了文辭的重要性和不可置疑性。這是史官在記錄具有史鑒意義的口頭語辭過程中最簡單的補充，但卻是將口頭語辭轉化成為史書的關鍵一步。而時、地、事等書寫要素的齊備，為君王講話呈現(xiàn)出更為完整的面貌，逐漸由單純記言演變出言事合一的趨勢，直接影響春秋后期形成的《國語》的書寫。其二，添加情景描述，突出文體性質。如《尚書·湯誥》：“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誕告萬方”的簡單四字，交代了“誥”的原因以及“誥”的文體性質。更詳盡的如《逸周書·大匡解》，補充記錄周王發(fā)言的背景、目的，涉及許多細節(jié)，是一篇完整規(guī)范的文辭記錄，也是史官書寫活動文獻化的典型范例。這些詳細的場景描述和因由介紹的記錄，使史官的書寫活動變得更為生動、豐滿。其三，記言與時間、地點、人物、情節(jié)描述渾然一體，記言與記事結合。如《尚書·召誥》先寫成王的活動以及召公相宅的具體過程，再寫周公祭祀和命令開工，又寫召公委托周公上書的話語，告誡成王應當敬德保民，保天命長久。文章在記述召公的言語之前，詳盡地描述了相宅和祭祀以及動工的情況，使召公的發(fā)言順承而下，言事一體，不可分割。《逸周書·度邑解》記載武王克商之后欲傳位周公及營建雒邑之事。其中有武王與周公的對話，有前因后果的補敘，更有如“叔旦泣涕于常，悲不對能”之類的細節(jié)描述。又如《嘗麥解》，其記錄的是周王初飭歲典的發(fā)言，對發(fā)言之前“祈禱于宗廟，嘗麥于太祖”的細節(jié)記述，具有很強的儀式感，與周王殷勤告誡的發(fā)言緊密聯(lián)系。周王發(fā)言之后，尚有“眾臣受大正書”“太史策刑書，箴大正”，“箴太史乃藏之于盟府，以為歲典”等詳盡復雜的典禮環(huán)節(jié)的記述。在這里，典禮儀式的記述與對周王的記言融為一體，具有獨立的價值，已開言事兼記體史書之先河。

品酌事例，理貫其中。西周史官單獨記事的書寫活動主要出現(xiàn)在《逸周書》中。如果說，君王口含天憲，言出法立，史官記錄君言，使之成為維護王朝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的規(guī)范，成為當時制度建設的必要，那么，記事則是對意義重大的歷史節(jié)點的載錄和再現(xiàn)，雖然目的同樣是為了監(jiān)察君王、垂憲后世，在客觀上卻具有了描述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的意義。相對于記言，史官在記事的書寫活動中因為目的定位、角度選擇、材料剪裁等有更大的自由，所以能更集中地體現(xiàn)史官主體意識。《逸周書·程寤》記載太姒吉夢，昭示天意，為周的即將興起并取代殷商得天下的合法性作出解釋。《克殷解》為史佚所記的武王克殷滅商的過程及安撫善后的措施。唐大沛《逸周書分編句釋》認為《克殷》是史臣直書其事，而這種看似直書背后的儀式順序和細節(jié)描述實則反映了史官解釋天命歸周的深意。武王克殷之后凱旋西歸，史官作《世俘解》，記錄勝利成果和祭祀盛況，具有“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的意義。《作雒解》記錄武庚作亂始末、周公平叛并營建雒邑之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中詳細地記載了雒邑的規(guī)模形制，“立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系于雒水，北因于郟山，以為天下大湊”。“天下大湊”凸顯了營建成周的政治意圖及武王、周公的政治目光。唐大沛云：“文筆簡古而周密，非周初良史不能為，疑亦出于史逸之手。”《王會解》記載的是王城既成時周成王合諸侯、四夷于明堂的成周之會，文中詳盡地描述了這次盛會的主要參與者及相關禮儀。《周書序》云：“周室既寧，八方會同，各以職來獻，欲垂法厥后，作《王會》。”

镕裁文辭，斟酌濃淡。西周史官書寫活動在不斷地發(fā)展、演變。語言風格、辭采修飾、時間序列等幾經變化，體現(xiàn)了西周史官在記言、記事中個性色彩的增加及其對“言而有文”的追求，反映了西周史官主體意識的覺醒。

首先，從《尚書》到《逸周書》，語言風格呈現(xiàn)出一種從古奧簡樸到暢達活潑的變化過程。《尚書》多是官方的誥命詔策和君臣之間的談話記錄，因而顯得莊重典雅，且所記言語年代比較早，給人一種艱澀的感覺，正如韓愈《進學解》所說的“周誥殷盤，佶屈聱牙”。甚至，有一些篇章的語意不十分連貫，即興意味明顯。《逸周書》年代較之《尚書》稍晚，“上翼六經，下籠諸子，宏深質古”，語言風格同樣莊重典雅，但已經是具有自然流暢、邏輯清晰的特征。如產生年代較早、描述商周政權交替的《克殷解》，即使是其中載錄的尹逸所讀的策書，雖然屬于先秦禮法文書，但語言同樣不失曉暢。這種自然流暢、邏輯清晰的筆法是史官整理、潤色的結果，說明史官的主體意識和闡釋意愿正在不斷加強。

其次，從《尚書》到《逸周書》，同樣為記言書寫活動，但語氣詞和感嘆詞出現(xiàn)了一個由多到少的變化過程。《尚書》中語氣詞和感嘆詞大量反復出現(xiàn)，說明了當時史官記言實錄的原則。《逸周書》一些類似《尚書》的議論對話的篇章中，語氣詞和感嘆詞仍然出現(xiàn)較多，但較之《尚書》，其頻率已經大大降低。從二者語氣詞和感嘆詞分布情況來看，其主要出現(xiàn)在議論性的對話中，而在一些布告性、闡釋性的篇章中出現(xiàn)的概率偏少。語氣詞和感嘆詞都是用在句中或句末表達語氣、增加感情的虛詞，它的變化，反映西周史官記言從逐字實錄到不斷潤色加工的發(fā)展過程。

再次，在記事中展示西周史官“簡而有法”的書寫原則。其一，注重時間序列。時間序列記事可以保持結構上的一致性，謹嚴有序，有利于將歷史事件與歷史發(fā)展趨勢相對應，客觀而直接地呈現(xiàn)歷史因果律。這種將事件放置在時間框架中進行記錄的體例，為后來的編年體史書的產生創(chuàng)造了基礎。其二，注重文法，維護禮法。《程寤》記夢，看似簡單，其實正是昭示天意，為周的不臣作辯護。《克殷解》雖似直書，但史官在對武王滅商過程中的材料剪裁中，可以看出其詳寫儀式和程序而略寫戰(zhàn)爭過程。《作雒解》同樣是略寫斗爭過程而注重儀式，甚至濃彩重筆用在雒邑的規(guī)模形制上。《王會解》更是注重描述成周之會的禮儀盛況。這種文法正是“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的“春秋筆法”的肇始，目的在于確立、維護禮法。

要之，西周史官的文史職守看似只是文字記錄的書寫活動，但監(jiān)察君王、立法垂憲、維持禮制才是其職守的核心，而這又需要史官在執(zhí)行職守中發(fā)揮主體意識。因此，史官們通過文字將這些個性化的情景描述、過程描述、因由探討以文學的表現(xiàn)手法補充進來，形成歷時性的完整記言體史書；在記事中，史官對具有垂法后世的歷史性時刻進行選擇和裁剪，一方面是記言書寫的重要補充，另一方面，則是初開后世記事史書濫觴。西周史官正是在書寫活動中，開啟了主體意識覺醒的歷程，張揚了理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