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漢語研究史稿——近代西方漢語研究方法及觀念之嬗變

北京外國語大學姚小平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西方漢語研究史：16～20世紀西方漢語觀之嬗變》（項目批準號為：11BYY003），最終成果為專著《西洋漢語研究史稿———近代西方漢語研究方法及觀念之嬗變》。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西方人接觸漢語，零星發生、記錄可疑的不計，較成規模而又有案可查的活動蓋始于晚明。晚明歐洲傳教士來華，由學說話、寫漢字、讀中國書起步，逐漸認識漢語并展開研究。從那時候起，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不妨謂之近代；這一段為期三百余年的近代西洋漢語研究史，便是該成果考察的對象。對于這段特殊的學術史，以往海內外學界并不缺乏關注，相關的論著也不少，但大多屬于文獻史的路子，即以探究作品的來源及著者生平、述介文本的內容并予評論為主。較少有人能把西方研究者真正關心的語言問題從諸多著述中提取出來，加以梳理、分析、對比，以見其方法的演進、思路的拓展和觀念的變遷。

二 成果的主要內容和重要觀點

該成果不同于文獻史，是一部問題史。將三個多世紀里西方人在研究漢語的過程中所遭遇的問題，先按領域分為若干大端，每一大端之下再予細析，分成一些小問題，分別闡述而又相互觀照，既前后呼應，又綜合審視，以探明此門學術發展的來龍去脈，乃是一種新的嘗試。這里說的問題，是指語言學上的問題，凡涉及文本來歷、版本流轉、著者真偽一類問題的討論盡量從簡，只在必要時略做交代。語言學上的問題，林林總總有許多，按所屬領域可大致歸為語音、語法、語義、方言、修辭、漢語史、漢字七個方面。該成果集中討論了針對漢語本體的前四方面，所論依序分為語音、語法、語義、方言四篇，構成一部相對完整的專論；其余三個方面的問題，有待下一階段探討。

舉凡學術問題，都有思索路徑可探，有歷史蹤跡可尋。該成果討論的一系列問題，大部分萌發于傳教士來華之初，是中西語言文化接觸早期階段的產物。開首的引論篇，敘及克路士、拉達、門多薩、利瑪竇、曾德昭五人，他們是第一代直面中國語言文化的西士；尤其利瑪竇、曾德昭，關于中國語言文字的性狀已有成段的描述。雖然只是憑借印象發論，他們論及的方方面面引發了后人的探討，所以恰是我們這部問題史的起點。

語音篇談及三個問題：聲調，送氣，單音節性。其中前兩個問題屬于技術層面，在此各設專節討論，是因為在西方人眼里聲調和送氣是漢語音系的兩大特征，也是外國學習者掌握漢語語音的兩大難點。相比之下，聲調問題更為復雜：吸引注意力更多：起初借用音階和樂符描寫聲調，觀察到聲調不僅能別義，且能區別詞性；繼而探討調類與自然調的關系，描寫語流中的連讀變調，復合詞的輕聲、兒化等現象；為四聲或五聲設計的調符，則有字角式、嵌入式、數字式三種。如今國人使用的漢語拼音，其源頭便在傳教士當年為漢語創制的注音。注音方案因創制者的母語背景而異，因著家的個人喜好而有別，種類之繁、差異之多令人咋舌。關于歷史上各種注音方案的短長及其比較，學界已有大量討論，不煩贅述。

至于第三個問題，即漢語的單音節性，因關乎基礎理論，是語音篇闡述的重點。早期西方人認定漢語具有純單音節性，這種性質致使漢語音節簡陋，缺乏形態變化，以至詞匯貧乏、語義含混，限制了中國人的表達力，束縛了科學的發展；進而以為漢語作為典型的孤立語，居于人類語言演進的低級階段，大大落后于高上的印歐屈折語。19世紀上半葉生物演化論漸入人心，一時似乎更為這種說法提供了理論支撐。中葉以后，始現反思，認為漢語并非純單音節語，口語尤富多音節詞；且近現代漢語不同于古漢語，白話有別于文言，凡此都應甄別，不可一概而論。漢語并不“缺乏”曲折變化，只是沒有這種變化而已，猶如人沒有翅膀，是一個事實，但并非人類的生理缺陷。理論一經顛覆，便促使研究者深入思考漢語的特性與機理究竟何在，探索其不借曲折形式而運作的奧秘。

單音節性看起來是語音問題，實則已牽涉到語法構造。西方人研究漢語語法，套用拉丁語法模式由來已久。該成果的語法篇，將套用史追蹤至最早的兩部西洋漢語語法印本———衛匡國的《中國語言文法》（1696年）和萬濟國的《華語官話語法》（1703年）。套用有弊有利：弊在名詞變格、動詞變位之類毫無用處，用于描寫漢語語法純系蛇足；利在歐語的詞類劃分及概念范疇大率可用，修補之后便能用來分析漢語詞類，可以部分揭示語言邏輯，更能方便西方人學習漢語。修補工作包括增設量詞，提升小詞的地位，以及吸收中國本土文法的實字與虛字之分。小詞大半可以劃歸虛詞，《華語官話語法》上已有一章專門留給小詞；后來的西洋漢語語法書，賦予虛詞章的比重越來越大，重視的程度超過名詞、動詞等實詞章。虛詞研究細化的結果之一，是把否定詞視為特殊的一小類做單獨處理。另外，詞類探討逐漸讓位于句法分析，詞序的作用尤受關注；漢語語法的關鍵不在詞法而在句法，這一觀念至19世紀中后期已為多數語法研究家接受。甲柏連孜撰著古漢語語法《漢文經緯》（1881年），采用心理學視角剖析漢語句子，區分語法主謂語和心理主謂語，是句法研究領域的一項創新，開話題分析之先河，也意味著漢語語法研究超越傳統，步入現代。

離開語音、語法，轉入語義篇，面對16世紀末至20世紀初積攢起來的上百部西洋漢語詞典，手寫的或刻印的，殘損的或完好的，我們會感到：詞典編纂好像是語音語法研究的一大試驗場，各種注音方案、聲調符號，對詞性的解析，對語法范疇的判別等，都在這里得到試用。翻譯、解釋漢語詞目，為其尋求歐語的匹配詞，既要考慮詞義的對應，也須顧及詞的語法性質和修辭色彩。這些方面的斟酌和處理，我們在《葡漢詞典》手稿（1580年代）、《漢法詞典》印本（1670年）等上面可以觀察到。為認識一種語言，只記取語音、探析語法不夠，還必須考察其語義，載錄其詞匯。所以有很多漢語研究者，把編寫語法和編纂詞典看作同一項事業配套的兩個方面，如萬濟國另編有《官話詞匯》（1679年）；艾約瑟既著《上海方言語法》（1853年），又編《上海方言詞匯》（1869年）。西洋漢語詞典的編纂路徑，無非歐漢、漢歐兩條；就漢歐詞典說，其編法有三：義類法，部首法，音序法。前兩種方法效仿了中國本土字典，后一種方法嚴格說來，有按韻類編排與按字母順序排列之別，如衛三畏的《英華分韻撮要》（1856年）屬于前者，不脫中國韻書模式的影子；真正采用西洋方法的是后者，比如衛三畏的另一部詞典《漢英韻府》（1874年），但也照顧到漢語音節的特點，可視為日后中國人采用音序法編纂母語詞典（如《現代漢語詞典》）的先聲。

最后是方言篇。早期的西洋漢語語法和詞典，描寫記錄的對象主要是通語，即官話，上述萬濟國的語法書和詞匯書便是一例。這是再自然不過的選擇，因為傳教士游走各地播教，與各階層的中國人打交道，首先要掌握官話。但在耶穌會士齊瑞諾1604年落款于馬尼拉的《漢西詞典》上，我們卻觀察到一種說方言、寫通語的奇特現象。如字條“蟬”，記音為yampou chee，還原為漢字是“蝘蜅蠐”；字條“妻”，記音作simpu“新婦”。這樣的例子成批出現，便提醒我們留意明末傳教士來華的路線，必經南洋諸地，而那里當年已有福建僑民出沒；然后繼續東行，抵達華南沿岸，多由澳門入華，最早定居于粵閩二省。于是便可理解，何以早期的西洋漢語詞典，即便以官話名，也會雜有閩粵方言表達。翻開該成果的方言篇，讀者才會真正驚訝于漢語音義之豐富，地理變異之多樣，無怪乎有些西方著者談及漢語，會使用復數形式（Chinese languages）。僅官話就有北、南、西南之分，而官話本身也是方言之一，只不過分布地域最廣，使用者最多。19世紀中后期方言研究勃興，由編寫方言語法、詞典、課本深入定點踏勘，代表作如莊延齡的《川東方言》（1882年）、《揚州方言》（1883年）、《寧波方言》（1884年），其撰述的動機接近于今天的方言調查報告。當今中國方言學家劃分的諸大方言片區，至世紀末葉多已被傳教士、漢學家收納于眼底。

近代西方人研究漢語，能以域外眼光發現對象的獨異特征，從研究的視角到分析的方法均有可取處，然而也不免受到時代限制，囿于印歐認知立場，故而其著述有得有失，有精華有糟粕。綜觀16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西洋漢語研究史，梳理其脈絡并予批判分析，以供中國學界借鏡，應是該成果的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