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詞曲互動研究

黑龍江大學文學院胡元翎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明代詞曲互動研究》（項目批準號為：12BZW047），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何麗娜、潘丹、朱星瑤、凌天松、張笑雷。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該成果選取明代這一詞曲正變現象最活躍時段，以詞曲文體演變及關聯為視角，考察明代詞曲的雙向互動，從大的文學史觀對“明詞曲化”“詞曲互動”等這些重要問題進行學理性探討。此研究一方面具有回歸文體本身、文體打通之文體學意義，并為今后詞曲統觀研究提供理論和實證上的支持；另一方面具有文學生態學意義，可以打破經典文學觀念下所造成的對諸多鮮活文學生態、文化過程的遮蔽，將平素被正統評家不屑的文學現象，比如明詞的曲化、俗化等給予被闡釋的權力，并將之置于時代環境文化氛圍等生態土壤中去還原其自身價值，從而豐厚明詞史、曲史的建構。

二 成果的主要內容和重要觀點

1.主要內容

該成果直承任半塘先生“詞曲同源”說的理路，將“曲”的含義擴大為劇曲（傳奇、雜劇）、民歌小曲等不同時代的流行音樂文學體式。認為“音樂性文學”應是詞曲最本質的歸屬。明代的詞曲互動即是在詞早已失去可唱性時，那種來自骨子中的“曲”基因，在合適的環境中，向與其本質相類的“曲”體靠攏并吸納營養，從而蓬勃興起的過程。

該成果通過系統梳理《草堂詩余》分類本在明代的持續傳播狀況，探查出明人詞曲同觀意識的萌生及建立的進程，同時認識到相當一部分明人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堅持詞的流行音樂文學屬性這種意識，而同時又要面對詞已失去流行音樂文學功能的尷尬。明詞對《草堂詩余》的接受和模仿屬“別一種曲化”，是從觀念深層向“曲”的傾斜，是向詞的源起———晚唐、北宋詞吸納“曲化”因子的過程。該成果分別從《草堂詩余》對明代詞家評價標準的樹立、詞人創作風范的影響以及以陳鐸為代表的對《草堂詩余》的規模仿做個案探查，來了解這“別一種曲化”在明代的具體表現特征。

該成果從《魏氏樂譜》及明詞序跋、明代詩話、詞話、曲話等文獻中尋找到部分明詞可歌的依憑，認識到舊有的流行歌曲性質的外在形態仍然在明詞中部分葆有。進而通過文獻查考，針對明詞是以何樂何譜來表現詞的音樂性這一問題得到答案，即“依時曲而歌”。通過以徐士俊、卓人月《古今詞統》評點為例觀詞論家詞曲融通意識的具體體現。

該成果通過細致梳理瞿佑的創作歷程，特別是對其詞集《天機余錦》與《樂府遺音》從版本、成因及詞學表現方面用力頗多，發現瞿佑更多承襲了元人詞學觀，其詞乃元人式的隱逸疏放流利之氣與詞體娛樂化等多種成分的雜糅。瞿佑可以代表明代初期詞的時曲化的指向。他開啟了后來明人在詞曲創作中的進一步融合和更加濃郁的世俗味道。

該成果以吳中代表詞人祝允明、唐寅為例，探查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詞曲互動的實際狀況。對明代中后期深受時曲影響下的詞人詞作情況做縱向梳理。選取明擬話本小說中所用詞調這一角度，來進一步說明部分詞調的時曲功能在文人創作中的影響。

該成果梳理了南曲興盛后明散曲的雅化傾向以及當時曲論中所反映出的詞曲統觀意識，闡述南曲興盛后南散曲是如何向詞體借鑒，呈現或似當年花間才有的“詩客曲子詞”之風，或似北宋詞所有的文采風流。明代散曲的詞化，主要表現在文詞上，已脫離了該成果所強調的詞曲音樂文學的前提。這種雅化的重尋舊路，反映出文學發展的內在規律，即雅俗之變、樸與華之交替已成為文學發展不斷循環的軌跡。晚明散曲的詞化現象姑且視之為文體自身的擺脫痼習的一種努力。

該成果開辟詞曲兼擅家這一視角，對明代詞曲家進行個案探討，梳理他們由曲到詞的文體轉換中，自覺或不自覺間表現出的差異和共通性，從中發掘出詞曲互動發生過程中從作者到作品再到接受層面的諸多現象與問題。選取楊慎、高濂、施紹莘、王屋等明代詞曲互動中具代表性意義的詞曲家加以具體研究。既有對詞曲互動研究更深細的挖掘，又有對前文整體研究的一定的補充。

2.重要觀點及建樹

（1）“音樂性文學”應是詞與曲最本質的歸屬。而“曲”的廣義概念應指在不同時代具有生命活力的任何音樂形式。而當明詞大部分失去流行音樂文學功能而漸次案頭化時，那種自它出生即帶來的“曲”基因，令其在備受壓抑的狀態中也要頑強地去找尋適合的養分，發展這一天分。那么不同時期正在活躍的音樂形態都可能是它尋找并吸納的對象，那么詞曲互動就發生了。

（2）凡是強調詞之曲化的時代，也就是強調詞體回歸本體功能的時代，也是詞體瀕危亟待搶救的時代，明代尤為突出。自南宋即開始的詞從音樂性質的文體發展到與詩同等性質的不可歌的文體轉變后，開始走上一條狹窄的雅化之路。詞向曲的靠攏正是一個瀕臨絕徑的文體找尋生機的自然選擇。從大的詞史發展來看，唐宋詞之后，在詞找尋歸屬汲取能量的過程中，金元詞是準備期，明詞，特別是明中晚期詞是完成期，從而完成了清詞中興的最后起跳。

（3）《草堂詩余》在它誕生之日起就承載著詞曲一體的音樂唱本的意義，而它恰好又在明代傳播興盛。所以這一視角在審視明代詞曲互動現象時非常重要。《草堂詩余》分類本與詞的應歌性，或者說與“詞的曲化”有密切的關聯。通過系統梳理《草堂詩余》分類本在明代的持續傳播狀況，探查出明人詞曲同觀意識的萌生及建立的進程，同時認識到相當一部分明人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堅持著詞的流行音樂屬性這種意識，而同時又要面對詞已失去流行音樂功能的尷尬。明詞對《草堂詩余》的接受和模仿屬“別一種曲化”，是從觀念深層向“曲化”的傾斜，是向詞的源起———晚唐北宋詞吸納“曲化”因子的過程。

（4）明代詞曲互動應具有兩個脈絡，一是《草堂詩余》影響下詞的創作及活動。二是“詞曲共生”意識影響下詞向散曲劇曲及民歌小曲傾斜的創作及活動。明詞曲化實際從追捧《草堂詩余》即開始了，只是“曲化”指的是我們前文所講的“流行音樂化”，乃指“曲”的大概念，正因為有對流行歌曲性質的詞的性質的認同，使《草堂詩余》得到一枝獨秀的流行，也正因為《草堂詩余》的典范性指導，遂使詞家，特別是嘉靖及之后的詞家不自覺地受《草堂詩余》的影響，也正因為《草堂詩余》的大熱，遂使“曲化”在明中后期沿著流行歌曲之路發展，進而與“時曲”相親近。

（5）明詞受時曲影響而呈現部分曲化。其表現形態為：一方面從音樂功能上部分明詞依然可唱，只不過是“依時曲入歌”；另一方面在文詞風格上向明代文人散曲或民歌小曲傾斜與模仿。所謂“曲代詞興”，“曲興詞亡”是有偏頗的，明人并不認同。“詞亡”之真正含義在于“所以歌詠詞者亡也”，然詞又以今世之樂之譜仍發揮著它的音樂功能，并未亡。我們且不管明人在詞的創作上有多少不盡如人意之處，但明代卻是南宋以來直至清詞這漫長的發展階段中詞曲同源意識最明晰也最接近詞之本體的時代。

（6）瞿佑存詞較多，且區別于劉基、高啟等政治精英類詞人，應屬于明詞初期作為普通詞人的絕好代表。他被認為是開“明詞曲化之先聲”的詞人，然其曲化詞的構成元素及淵源尚不清晰。該成果通過細致梳理瞿佑的創作歷程，特別是對其詞集《天機余錦》與《樂府遺音》從版本、成因到詞學表現用力頗多。研究之結論：瞿佑可以代言明代初期詞的時曲化的指向，多是沿元代詞曲融通的路數。他開啟了后來明人在詞曲創作中進一步的融合之路并增加了更為濃郁的世俗味道。同時還有一驚喜的文獻學發現，收錄瞿佑詞最多的歷代詞選《天機余錦》，很有可能是瞿佑所輯。

（7）經過明前中期的民間醞釀至嘉靖年間形成風潮席卷全國的明代“小曲”，乃“我明一絕”。明代“小曲”“真的詩”這一特質與明代文人個性解放思潮及文學革新思潮都密不可分。明前期元代詞曲的慣性延展，至此且告一段落。因明代小曲對明散曲加以全面影響從而又轉而影響到詞，所以明代中后期詞的時曲化指向更多的是明代小曲的精神特質及表達方式。

（8）“詞曲互動”從曲的角度來看，明代，特別是中后期在俗文學浩浩蕩蕩大潮的裹挾下，亦出現了曲的詞化，或者說曲的雅化這一看似悖理的傾向，我們既可從中認清詞曲互動的螺旋式發展軌跡，亦可依此論證中國古代通俗化現實思維演進歷程的艱難，及文人深層心態的矛盾反復。

（9）明代存有大量的詞曲兼擅家與曲家之詞。明代曲家們在由曲到詞的文體轉換中，自覺或不自覺間表現出的差異或共通性，從中能夠很典型地反映出詞曲互動發生過程中從作者到作品再到接受層面的諸多問題。可以為明詞研究打開一個新的研究角度，并使明詞研究得到縱深開掘。在系列的個案研究中可厘清明代詞曲二體的微妙關系。該成果對楊慎、高濂、施紹莘的詞曲融通研究都屬學界第一次專門深入的探討。所選取的楊慎、高濂、施紹莘、王屋等皆是明代中晚期亦即詞曲融合更為充分時期的詞曲家代表。通過對他們及其詞曲作品的深細剖析，有多種發現。如通過對楊慎、施紹莘詞曲的觀照，認識到詞曲家的才華和性情能令詞曲的融通達到深層次的契合；通過對高濂詞、劇、曲的探討，認識到詞、劇、曲因作者的志趣可以消弭文體界限同態共生；通過對王屋艷情詞曲的考量，認識到詞曲在某種情境下可以文體置換，等等。

三 成果的價值

（1）以詞曲統觀視角將文學史、詞曲史中慣被輕視與忽略的現象提取出來并予以更為客觀準確地闡釋。囿于近現代學科意識的局限，學界多對詞曲分而論之，研詞的僅研詞，研曲的僅研曲。由于詞曲的密切淵源、詞曲共同的音樂文學本質、詞曲在后世的共生現象，只有從詞曲統觀來構建詞史或曲史，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詞史和曲史。

（2）對明詞與明代諸種音樂文學之間的轉換關系和變化影響進行歷史性描述與理論探討，建立區別于傳統的審美評價體系，從新的視角挖掘拓展明代詞曲被傳統研究定勢所遮蔽的功能、價值和意義。

（3）在作家作品研究中采取縱橫視角，立體定位，即突破慣常或以詞體為本位或以曲體為本位的局限，而是將詞曲整合，考察作家在詞曲的雙向互動中的真實狀貌。以細部的梳理和落實于具體作家作品的最基礎的印證來揭示明代詞曲之間的文體互動過程及深層原因，得出實證性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