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與長江三角洲城鄉經濟關系研究（1843～1937）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戴鞍鋼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近代上海與長江三角洲城鄉經濟關系研究（1843～1937）》（項目批準號為：11AZS006），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

該成果針對中外學術界以往缺乏對近代上海與長江三角洲城鄉經濟關系歷史演進的專題研究成果，以及以往的研究即使論及近代中國城鄉經濟關系，大多仍屬宏觀層面，對諸如資金、技術、勞動力等當時曾發生直接影響的經濟要素，尚少具體實在的深入剖析的狀況，重點研究近代中國由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轉型過程中，上海與長江三角洲城鄉經濟關系多方面的歷史演進。在此基礎上，探究其特點、局限和暴露的問題。對國內外學術界已有的一些專題研究的相關論斷，在各章節研究過程中，依據史實和自己的思考，有針對性地展開具體的討論。

該成果重點考察在中國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轉型過程中，上海開埠后迅速崛起，并以其為基點的近代貿易、工業、交通、金融、教育和科技的推進，所引發的上海與長江三角洲城鄉經濟關系的深刻變化；論證在近代上海與長江三角洲經濟發展進程中，城鄉之間多方面的互動關系，總結其歷史作用、特點和局限，深化對國情的認識和對當代相關問題的思考。具體內容是以專題的方式分別研究論述以近代上海為基點的中外貿易的推進，對所波及的長江三角洲地區農產品商品化及其重點產區形成的影響。以近代上海為基點的商品運銷網絡的伸展，對所涉及的長江三角洲地區集鎮鄉村傳統交易販銷渠道的沖擊和重組；城鄉商品流通層級市場的銜接，對城市商貿業的促進。以近代上海為基點的進出口貿易品種需求及其變化，與長江三角洲農村傳統家庭手工業的結構性演變和多元化選擇。以近代上海為基點的近代工業的興起，在勞動力和產品市場等方面與長江三角洲農村的聯系；勞動力在城鄉間流動的途徑、方式，及其與城市工業和城區結構的關聯。以近代上海為基點的近代交通業的拓展，對沿線長江三角洲農村經濟乃至生活方式變革的推動；農村經濟狀況與近代交通業的布局及交通線的走向。以近代上海為基點的近代金融業對長江三角洲農村金融市場的經營，城鄉間的資金融通和實際效應。以近代上海為基點的新式教育的開展，對長江三角洲農村傳統教育模式的沖擊，新式教育在農村開展的坎坷；城市知識分子在農村的社會調查和改良舉措。以近代上海為基點的科學技術在長江三角洲的傳播，中外工商資本的介入與農產品改良、新品種引進、種植技術和經營方式的改進。當時的社會環境對上海與長江三角洲城鄉經濟關系良性互動的制約。

該成果除了充實中外學術界以往研究薄弱環節的學術價值，也有現實借鑒意義。當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三農”問題及城鄉經濟的協調發展，仍是亟待解決的主要難題。歷史與現實有著割不斷的聯系，深入剖析近代中國城鄉關系的演進，有助于加深對國情的認識和對現實問題的思考。其中，重點研究近代以來居全國經濟發展前列的長江三角洲以上海為中心的城鄉經濟關系的歷史演變尤為必要，該成果的學術價值和現實借鑒意義也在于此。

該成果通過具體研究近代上海與長江三角洲之間主要由通商口岸城市經濟引領的，在周圍農村所呈現的城鄉經濟互動關系中，資金、技術、勞動力等要素的運作軌跡，論證了中國傳統農業生產的結構性變動，諸如農產品改良、經濟作物產銷、種植技術和經營方式改進的主要動因，得助于中外工商資本的介入，與此同時，后者也因此在原料供應及其優質化、進出口貿易品種和市場的拓展、涉農企業的規模化經營等方面受益。而勞動力在城鄉間的流動，在減緩農民生存窘困、增加其謀生途徑的同時，也為起步階段的近代工業和城市提供了必要的人力支撐，也多少有助于近代文化科技知識和技能的傳播。

總體而言，前近代的中國社會，在相對封閉的自然經濟形態下，城市和鄉村的社會經濟并無質的差異，彼此之間的聯系松散。鴉片戰爭后，這種局面被打破。隨著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中國在主權遭受巨大損害的同時，傳統的社會經濟結構逐步分解，沿海沿江一批通商口岸城市相繼增辟，以這些城市為基點，資本主義企業陸續興辦，輪船和鐵路先后運行，市場貿易和商業資本日趨活躍，新式金融業次第崛起，科學技術漸有傳播，勞動力流動的規模和空間距離增大，這些都給中國農村以耕織結合為主要特征的傳統經濟結構帶來猛烈沖擊，相當一部分受到通商口岸城市經濟直接或間接輻射的農村經濟開始發生一系列深刻變化，而這種演變同時也支撐和推動了近代中國城市經濟的變革。應該說，這種雙向的互動關系客觀上符合中國社會向前發展的歷史要求，而當時的社會環境，又明顯制約了這種關系的地域范圍和實際效應。這些在該成果研究的上海與長江三角洲經濟關系各領域演進的歷史進程中，已有清晰體現，其中長期存在的一些現象和問題也不應忽略。

近代長江三角洲城鄉經濟關系是由上海為首的通商口岸城市主導的，這些通商口岸城市的設立，主要是服務于外國資本主義在華經濟擴張的需要。通商口岸的基本格局，是由外國資本主義倚仗不平等條約強行開埠后逐漸形成的市場格局所決定的，這種市場發育的不平衡性決定了城市分布的偏在，如地處長江入海口和面向太平洋的上海開埠后所伴隨的進出口貿易，及其不斷增長所帶動的交通業、工商業和金融業的發展，并由商業貿易中心逐漸發展成為長江流域乃至全國的經濟中心，進而對毗連的長江三角洲農村經濟的演進發生了深刻的影響。主導這種演進的列強在華活動的主旨，是追逐盡可能多的經濟利益，并因此主要集中在經濟發展潛力大、水陸交通便捷、城鄉人口相對密集的上海及毗連的蘇南和浙東北即習稱的長江三角洲；而同一時期，更廣大地區的城鄉經濟的近代化進程則處于明顯遲滯的狀態，不屬長江三角洲區域的蘇北地區的經濟社會就呈現長期凋敝的狀況。近代浙西南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也明顯滯后于浙東北。可見對諸如上海這樣的口岸城市與廣大農村的經濟關聯度應有客觀的認識。這種狀況也導致近代上海城市經濟的輻射力和向心力，主要反映在與其毗連的長江三角洲地區，沒有也不可能對更大范圍的農村經濟有直接和廣泛的影響，對此應有清醒的認識。

由列強主導的這種城鄉經濟關系的演進，當時歷屆政府的弱勢和不作為，決定了上海與長江三角洲民眾的生計，在得益于市場經濟推進的同時，也常受到其沖擊傷害。上海與長江三角洲農村的經濟聯系，主要表現為由進出口貿易維系的商品流通，以及與此相關的農產品商品化。這種商品流通和農產品的商品化，如經濟作物種植種類的增多和面積的擴大，受制于外國資本主義的市場需求；一些主要出口農副產品如茶葉和生絲的銷量和價格乃至其盛衰，亦多受外商主導。進城謀生者在城鄉間的顛沛流離，蠶農茶農等遭遇市場蕭條時的窘困無助，都是鮮明的例證。因此，對受諸如上海這樣的口岸城市促動的長江三角洲農副產品商品化進程給農家經濟帶來的實際效益，應有具體分析，不能脫離當時的社會環境，作泛泛之談或過高的估計。

近代上海的崛起與長江三角洲城鄉市場經濟的明顯推進，并沒有撼動封建土地所有制在這一地區的統治地位。這種經濟關系的演進，雖然在很多方面帶來了新的積極的內容，但在總體上沒有也不可能真正實現中國城鄉關系的良性互動如城鄉經濟的協調發展，其主要癥結在于其主導方的通商口岸一直被外國列強所控制，而當時對外妥協退讓，對內根植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歷屆中國政府雖曾也有一些枝節的改良舉措，但都沒有也無意去從根本上改變這種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