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江北運河區域農業開發研究

聊城大學運河文化研究中心李泉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京杭運河與明清時期區域農業開發研究》（項目批準號為：12BZS082），最終成果為專著《京杭運河與明清時期區域農業開發研究———以江北運河區域為中心》。課題組成員有：王云、吳欣、鄭民德、胡克誠、高元杰。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運河作為我國歷史上的重大水利工程，盡管它只是為了改善交通條件而開挖，但客觀上對農業水資源、區域水文環境的變化直接或間接地發生著作用，對區域土壤、植被、農業種植結構乃至農民的生活方式都產生過很大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說，研究運河區域的農業開發，就是要研究運河開挖后農業水資源、農業生產環境的變化及運河在農業發展中的作用。中國歷來以農業為立國之本，水利是農業的命脈，轉變農業發展方式，推進防災減災，發展節水農業，是現代農業發展的根本大計，該成果旨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以資借鑒，同時提醒人們關注水利工程與生態環境的關系，全面認真審視大型水利工程對生態環境及農業生產的影響，以避免不必要的決策失誤。

二 成果的主要內容和重要觀點

明清江北運河對沿線農業發展的促進作用十分明顯，總結起來大體有如下幾個方面。

運河是人工河道，它本身具備農業灌溉的機能，有些河段在灌溉和改善水環境方面發揮過重要作用。在里下河區域，除降雨及湖泊蓄水之外，農業灌溉用水幾乎全部來自運河東排之水，明清時期尤其如此。在南運河沿線，雖然堤岸高聳，但是仍然有農民用河水澆灌農田園圃。郭守敬開通惠河，整理京畿地區的河道山泉，不僅為運河提供了水源，而且解決了北京城市供水與排水問題。明清時期京津許多地方出現過水田，與運河水利有直接關系。

明清時期，江北運河沿線出現了許多著名湖泊，有人工開辟的用于調節運河水量的水柜，有因為運河或其他河道下流不暢潴水而成的淀泊。湖泊的出現，使運河沿線水資源更為豐富，大量水產、湖產不僅使農作物種類多樣化，而且為貧苦農民提供了鄉村之外的生存空間。

南運河距海岸線較近，沿線土地沙堿瘠薄，但是靠近運河及其減河的區域土壤普遍肥沃，這是因為運河決口后，混濁的河水將上游土壤中的有機質帶到這里，淤肥了沿線土地。運河沿線的其他地區也有土地淤肥的記載。明政府十分重視在運河沿線、相關水利設施周邊及荒灘地種植柳樹及其他林木，制定了一系列有關林木種植和管理的制度。清代皇帝更是屢頒詔令，以植樹多少考課地方官員，植樹多者記錄升遷，達不到規定數額的予以處罰。對于一般民眾，也曾實行植樹獎勵的政策。清中期以前，運河沿線林木蔥郁，運河成為綠色廊道，對于改善農業生態環境有重要意義。

明清時期，運河是南北交通動脈，沿線城市得交通之便利，工商業興盛繁榮。運河沿線城鎮工商業對區域農業的最大影響在于農業生產結構的變化。拿山東運河區域來說吧，由于交通便利，明代許多商人從南方販運棉布到山東，同時在這里收購棉花運往南方，由此刺激了山東運河沿線農民種植棉花的熱情，其中不少州縣，棉花成為主要農作物，糧食消費則完全依賴于市場。另外，農民大量種植煙草、林果等，改變了單一的糧食生產結構。運河沿線農民種植的糧食作物也大量進入交換領域，有的被販運到外地，有的成為當地手工業生產的原料。

運河城鎮商業對農業的影響更多地表現在重農輕商觀念的變化。商業城鎮的興盛，為廣大鄉村貧苦農民提供了更多的謀生機遇。不只是鄉村中破產的農民前往城市謀生，那些家境殷實的農民也來經營商業或手工業，“居民棄農趨賈，城市幅湊”（乾隆《館陶縣志》卷三，建置），“小農去而販，大農去而賈”（光緒《清河縣志》卷二，風俗），是江北運河沿線的普遍現象。清代有人說：“未有運以前其人樸而愿，有運之后其人文而靡。今則佻而詭。”[（清）狄敬：《夏鎮漕渠紀略》卷下，風俗]沒有運河以前，民眾淳樸而恭謹，有了運河之后變得講求文采而生活奢侈，到如今更變得輕佻而詭詐了。樸愿是農民的品格特點，而文、靡、佻、詭是商人的特質。運河區域民眾由樸愿向文靡的轉變，是傳統農業社會發生變革的征兆，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表現。

明清時期江北出現了不少經濟發達的城市，商業繁榮的小鎮分布更為密集。在傳統社會中，城、鎮和鄉村是一個經濟共同體。城市是商業和手工業部門集中的地方，這些商品和手工業產品不管是轉運他鄉還是在本地銷售，最終大多流向鄉村。在城市和鄉村的經濟往來中，出現了頻繁的人口流動，其基本趨勢是鄉村人口流向城市，但這些流動人口時常回歸鄉村，并將自己的勞動所得帶回鄉村，也有些城市工商業者將利潤投向鄉村，回原籍或在經商地落籍，購買房產，成為經營地主，促進了農業生產發展和農業生產結構的調整。凡靠近運河的鄉村，農業發展水平均高于遠離運河的地方。商業的繁榮帶動區域經濟發展，農業也可以獲得更多的投入，而再生產的投入是傳統農業發展的關鍵。

明清江北運河對區域農業發展也有不少負面作用。

明清江北運河沿線的水災比較普遍，成因也頗復雜。首先，運河決口成災。中國北方年降雨量很不均衡，冬春降雨少，河道乏水，運河行船困難，不得不將許多自然河道引入運河。到夏秋雨季，洪水暴發，諸水匯入運河后，水勢更大，容易引發水災。明清時期大量山林被砍伐，植被遭破壞，水土流失嚴重，運河淤淺，泄洪能力降低，水災加劇。其次，運河將自然河道截斷，造成區域排水不暢而引發水災。水災最嚴重的是魯西北運河以西地區。這一帶原來有大清河（濟水）、徒駭河、馬頰河等自然河道排泄太行山水及上游坡水，運河將這幾條大河攔腰斬斷，運河以東的河道變成了運河的減河，運河以西的河道自生自滅，逐漸淤為平地，造成運西諸州縣坡水無法東排，積水為災。最后治黃通運引起的黃河決口成災。明中期以前，黃河泛濫之水匯流至魯西的張秋鎮一帶，不僅引起區域水災，而且沖毀運河，造成漕運中斷。弘治年間修太行堤后，黃河泛濫之水改為南流，引發濟寧到徐州間水災。明后期起，黃河下游河身淤高，入海口沙壅，時常決堤于蘇北一帶，徐州到淮安間，此堵彼決，年年不得安寧，沿線各地，無不波及。自然河道及湖泊被淤為平地，水系紊亂不堪，排水無路，水災頻繁。里下河區域地形如釜底，排水困難，明中期全淮入洪澤湖后，水漫高家堰后東潰，以建瓴之勢，直趨里下河地區。后來黃河入海受阻，時常倒灌運河，更使水災加劇。黃河泛濫之災波及范圍大，破壞力強，是運河區域最嚴重的水災。

這里有一個問題要辨明，黃河泛濫成災和運河有無關系，有什么關系？按地勢來說，黃河應該北流由山東入海。元代賈魯治水，確立了“南疏北堵”的導黃方略，入明后，繼續貫徹此方略，弘治年間劉大夏筑太行堤，將黃河北流之道徹底堵塞，遏黃河全部南流奪泗奪淮入海。從此黃河決口漸次下移，禍及淮河南北。特別是清口附近，工程迭興，數百年不得安寧。元代為何逼黃河南流？明清時期為什么又不遺余力地推行這一方略呢？早在元代，便有人講得很明白：“南方之地本高于北，河之南徙難而北徙易。自宋南渡至今殆二百年而河旋北。議者慮河之北，則會通之漕廢。當筑堤起曹南迄嘉祥東西三百里以障遏之，不使之北。”[（清）胡渭：《禹貢錐指》卷十三下《附論歷代徙流》引余闕說]。之所以不讓黃河北流，就是為了保全山東運河。相反，黃河一旦北流，漕路勢必中斷。明清時期，不少人反復申明這一觀點。實際上，元、明、清三代黃河肆虐于淮泗流域，是治黃保漕政策的結果。

因運河水資源控制而引起的旱災，有兩個地區最為明顯。一是會通河南部地區，將運河沿線十數州縣數百處泉源全部引入運河，涓滴不使外流，這些泉源附近當初都是水田，此后農民只能改為旱作，莊稼能否收獲，只能聽天由命。另一地區是衛河上游的輝縣百泉一帶，在這里，中央直接掌控水源的分配權，在保證運河用水的情況下，只留少量泉水用來澆灌農田。

運河對農業的負面作用還突出表現在植被蛻化與土壤沙堿化。清中期始，因運河工程而引起的植被蛻化速度加劇。建設運河閘壩、堵塞黃河決口、修筑埽壩等工程逐年增多，樁、埽等物料需求量大，政府所植樹林不敷所用，乃大量購買或征調于民間，造成農民所植樹林大量砍伐，平原自不必說，滕嶧山區林木也被砍伐殆盡。林木、蘆草之外，高粱秸稈也被征調為河工用料，造成農民燃料短缺，盜伐林木的問題更為嚴重。日復一日地惡性循環，使得植被日益蛻化，農業生態環境嚴重破壞。運河沿線土地沙化現象較為普遍，沙礫覆蓋農田沃土達到一定厚度時，農田完全蛻變為沙丘，無法耕種。這種沙壓地形成的原因大概有兩個，一是河道決口后富含有機質的泥土隨水下流，而質量較重的沙礫迅速沉淀，在決口處形成沙壓地。二是廢棄的舊河道，河床多為淤沙地。南運河館陶至德州間有不少沙壓地，河南、山東到蘇北一帶黃河泛濫形成的沙壓地更多。運河沿線的鹽堿地分布十分廣泛，鹽堿地和運河有何關系，是一個引起廣泛關注的問題。運河切斷了不少自然河道，引起區域水系紊亂，很多地方出現積水洼地。這些地方時而積水，時而干涸，地下水礦化度升高，鹽分積聚于土壤表面，從此形成鹽堿地。明清時期經常在運河沿線修筑堤壩，開挖引河減河，背河洼地大量現出，也為鹽堿地的形成提供了條件。黃淮河平原鹽堿地的形成有許多種原因，但運河造成的水系紊亂是原因之一。

明清時期，運河沿線夫役僉派是影響農業發展的重要因素。運河一線工程種類多，每年需要從鄉村中征調大量夫役。運河夫役大體可分兩類，一類是常設夫役，如閘夫、壩夫、泉夫、湖夫、驛夫等，他們除負責運河工程日常管理外，有些夫役還承擔植樹種草、協助挑挖河道等任務。另一類是臨時征派的夫役，如挖河堵口的河工夫役及纖夫等。明代夫役主要由沿線州縣向鄉村征派，官府只發給生活費用，勞動工具等自備，是一種國家徭役。有些夫役名義上由政府雇募，但傭金微薄，僅夠夫役本人的生活費用，而且勞動環境惡劣，勞動強度大，所以農民不愿應募，地方官員則強行征派，歷史文獻中有大量關于運河沿線官府抓夫的記載。清代政府僉派的夫役人數大大減少，運河夫役多采取雇募的方式。但運河沿線夫役征發人數多，政府劃撥的資金卻很少。以極少的資金，支付大量的夫役雇值，加上地方官員胥吏層層克扣，結果是“有募之名，無募之實”（康熙《嶧縣志》卷五，募夫），強征、抓派夫役的現象普遍存在，農民不堪重負，只得流亡他鄉，以致出現農田拋荒的現象。

三 成果的價值

研究運河與區域農業生態環境變遷之間的互動關系，是區域生態史學研究的嘗試。該成果將歷史學、歷史地理學、文化人類學和環境史、農業史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有機結合，進行跨學科綜合研究，希望能在學術研究的方法上有所突破。該成果所做結論，可以為目前運河區域文化遺產保護、區域旅游規劃制定及運河區域農業水利建設提供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