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剛：重文德興學校：古代文化向心力建設的重要路徑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中國歷史疆域形成的理論與實踐研究”負責人、云南大學歷史與檔案學院副教授

“重文德，興學校”作為“正風俗”“治國安邦”的重要策略，備受圣明君主及政治家的青睞。“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周公在總結夏、商兩代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制禮作樂”，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罰”的德治教化思想，后經春秋戰國時期孔孟等儒家學說的發揚光大，西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文教政策的形成，“重文德，興學校”作為中原王朝“文治教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兩漢及以后的邊疆治理中更是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利用國家的行政力量推行相關的措施”，以發揮中原文化潛移默化的作用，“改變邊疆諸族原有的生活方式和觀念習尚”，實現“以夏變夷”、長治久安，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強盛服務。

“文德”教化

“矢其文德，洽此四國。”“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自漢武帝元封二年（前109）益州郡（治所在今昆明晉寧區晉城鎮）的設置始，歷代王朝統治者大都不同程度地通過“文德”教化、“移風易俗”等措施來逐步深化對云南地區的治理，以期實現“以夏變夷”“合天下于一家，進世界于大同”的理想目標。如漢明帝時，益州郡西部都尉廣漢人鄭純“為政清潔，化行夷貊”，深得民心，擴大了漢王朝的影響力，使得“尚未歸附東漢王朝的一部分哀牢人，及哀牢人所聯系的僚、濮”等“君長感慕，皆獻土珍，頌德美”，“天子嘉之”。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種人“七十七”個邑王，“戶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一”歸附漢朝，滇西永昌郡設置。鄭純隨即被任命為太守，拓展了疆域，贏得了“夷”、漢人民的“歌嘆”。對此，班固曾在《東都賦》中頌贊朝中盛況：“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遂綏哀牢，開永昌，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綏百蠻。”

至今，“文德”教化對云南治理影響最大的當屬三國蜀漢時期，建興三年（225），諸葛亮采納謀士馬謖“以德服人”“攻心為上”的策略，平定雍闿、孟獲等南中（今云貴及川西南地區）之亂后，在云南實施的一系列“南撫夷越”、發展生產、傳播文化、收攬民心的“德惠”教化政策，贏得了云南各族人民的愛戴，尤其出現了“諸夷慕武侯之德，漸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務農桑”的局面。據明代謝肇淛《滇略·績略》言：“武侯于滇，威德最遠，距今二千年，猶人祠而家祝之，其遺跡故址散見諸郡者，不可殫述。”直至近代，德宏地區的景頗族依然常言：“孔明是我們的阿公阿祖，幫我們制禮立法。”西雙版納的基諾族傳說：“諸葛亮教他們種茶，令基諾族照其帽子的式樣建住房。”

“興學”教化

首創廟學，“文風大興”，元代云南行省首任平章政事賽典赤視“興學”教化為治滇之根本。云南“武功迭興、文治多缺”的形勢促使元世祖忽必烈不得不改弦更張，任命德才兼備的重臣賽典赤撫治云南。臨行前，忽必烈面授機宜：“云南朕嘗親臨，比因委任失宜，使遠人不安，欲選謹厚者撫治之，無如卿者。”賽典赤帶著實行“懷之以德”的撫治方略來到了云南，在建行省、設郡縣、興水利、置屯田、辦儒學等諸多方面大刀闊斧地實施了一系列具有開創性的治滇舉措。其中，興教化、變風俗、辦學校影響最為深遠。賽典赤認為：“國家政事典則、紀綱法度、軍旅刑措之事，未嘗不自文學而始。”“夷俗資性悍戾，瞀不畏義，求所以漸摩化服其心者，其惟學乎？”因此，入滇伊始，他便把興學教化作為“執政興滇”的第一要務。1276年，他在中慶城首創的文（孔）廟落成，也是云南歷史上建立的第一座文廟，“雖爨僰亦遣子入學”。其后，大理路、臨安路（建水）文廟等也相繼建立，于是“華夏之風，粲然可觀”，開啟了元代及以后云南邊疆與內地在政治、經濟、文化上持續一體化的序幕。

重視“土司（官）上層子弟”的“興學”教化是明代云南治邊的一大特色。明太祖朱元璋平定天下之初，就提出了“朕惟武功以定天下，文教以化遠人”的安邊之策，十分重視“治國以教化為先，教化以學校為本”的施治理念，其中，對云南邊疆民族地區的教育和教化格外重視。主要表現為：其一，云南廟學數量設置的增加及其向邊遠府、州、縣、衛地區的推進，明末已達70余所。其二，作為正規官學教育重要補充的書院在明代中后期興起并發展迅速，崇禎末年已達“65所”。其三，作為鄉村啟蒙教育的基層學校，社學也已廣泛設立于諸多的府州縣衛，據統計，天啟時，已達160余所。其四，重視對土司官員及其子弟的培養教化，一方面鼓勵、獎賞土司子弟入京城國子監讀書，另一方面也批準在土司聚居區就地辦學。為了培養土司合格的承襲人，明廷規定土司子弟必須入學接受儒學教育，“如不入學者，不準承襲”，寄希望于通過教化實現“變其土俗同于中國（指中原）”，培養忠順于王朝統治的繼承人。實施效果表明，云南彝、白、納西等民族中涌現出了一大批優秀的知識分子，“俗尚詩書”“民慕華風”成了一種習尚，“諸土官”中，尤以麗江木氏為最。

興辦“義學”成為清代云南治邊之急務。清承明制，“三藩之亂”后，清政府深刻地意識到“治天下”的根本在于“正人心，厚風俗”，而“正人心，厚風俗”的關鍵在于“尚教化，以先之學校者，教化所從出”。于是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與推動下，云南各地不僅對明代的廟學、書院進行了修復、擴建或改建，而且還新設了不少各類學校，尤其是在一些從未設置過學校的邊疆民族地區也相繼設立了廟學、書院、義學乃至民間私學。清代云南的書院皆由官辦，逐漸變成政府的教育機構和人才培養基地，發展很快，重建和新建者共計200余所，是明代的3倍多，為云南培養了不少各類人才。

另外，值得重視的是，康熙年間，清政府在云南新創立的“義學”教育，與之前以漢人聚居區為主實施的鄉村啟蒙教育“社學”，同以土司（官）上層教化為主實施的民族教育政策有很大的不同，實施的重點在于對“鄉村夷倮”“蒙童小子”的普及啟蒙教育。為確保義學在云南的順利發展，陳宏謀還親自制定了《義學規條議》，對師資選聘、教材選取、學徒遞升、經費來源與管理等都進行了詳細的規定。其“義學”教化之成效，據《清史稿·陳宏謀傳》記載：“立義學七百余所，令苗民得就學，教之書。刻孝經、小學及所輯綱鑒、大學衍義，分布各屬。其后邊人及苗民多能讀書取科第，宏謀之教也。”儒家文化進一步融入普通邊民子弟之中，“以夏變夷”“漢夷一體”的局面逐漸形成。

自漢代始，歷代中原王朝大都十分重視通過“重文德，興學校”文治教化的方式來加強云南邊疆與內地的融合關系。實踐表明，正是經過歷代王朝長期不懈的德治教化與文化傳播，才最終使得“中原文明”在云南邊疆地區生根發芽、開花結果，邊疆“蠻夷”的觀念和習尚逐步與內地合流。中原王朝“重文德，興學校”這一治邊策略，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和中國歷史疆域的形成意義重大、影響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