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尚思：走出書齋 投身革命

蔡尚思（1905—2008），福建德化人。歷史學家，思想史家。曾任復旦大學副校長。資料圖片

蔡尚思著《王船山思想體系》 資料圖片

20世紀20年代末，馬克思主義學說的風潮對全國幾成席卷之勢。據時人回憶，除了普羅文學的口號外，便是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之介紹，“在這時，一個教員或一個學生書架上如沒有幾本馬克思的書總要被人瞧不起了”。也正是在此時，由北大校長蔡元培引薦，蔡尚思來到人稱“滬上雙壁”之一的大夏大學任教。作為一個年輕的教師、學者，自然免不了受到新風尚的耳濡目染。特別是，與一些新派師生的接觸，引發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興趣。

1931年秋，蔡尚思轉至武漢的華中大學任教。由于講課風格新潮、大膽，不少進步學生喜歡選修他的課程。其間，他結識了活躍分子何偉（原名霍恒德）、黃海濱（原名黃心學）。在他們的帶動下，蔡尚思開始走向馬克思主義。課余，志同道合的師生經常秘密集聚，一邊熱切談論國家和民族的出路，一邊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著作。當讀到《共產黨宣言》時，蔡尚思尤感醍醐灌頂。想到中華民族的百年恥辱，想到早已腐朽不堪的國民政府，想到數萬萬深受壓迫的勞苦大眾，那一刻，他內心潛藏的革命火種點燃了。

此后，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熱情高漲，甚至到達如饑似渴的地步。無論是譯介過來的蘇聯米汀、日本河上肇等人的著作，還是中國的艾思奇、李達等人編著的，統統都拿來研讀。為了全神貫注，他常獨自關起門來，把書分鋪在地上，草成表解多種，隨時將所思所感記錄下來。整整三年，他的思想完全浸潤在馬克思主義學說之中。在“偷讀”馬列著作多達上百種后，他逐漸信仰科學社會主義，進而成長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對于思想的巨大轉變，蔡尚思賦詩一首：“思想雖復雜，三家可包羅：前進歸馬氏，倒退從釋迦；尚有孔仲尼，自謂不偏頗。思想隨境遇，古來無奈何。階級一消滅，不再唱調和。人間成天堂，不念阿彌佛。最后勝利者，非泰山恒河。”可以說，從1931年到1934年，蔡尚思在武昌打下了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

1935年9月，正值而立之年的蔡尚思以“文史特種教席”的身份受聘于滬江大學。滬江大學是當時著名的教會大學，聘請教師主要以是否留學美國為標準。蔡先生沒有“喝過洋墨水”卻被鄭重邀請，原因在于他學問的淵博。談及蔡先生的博古通今，學界有一個佳話流傳。離開華中大學后，蔡尚思來到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讀書。此館藏書量僅次于國立北平圖書館，自學界名流柳詒徵任館長后更是氣象一新，尤其是首創了讀者住館讀書的制度和編寫出版《圖書總目》，可謂“獨一無二”。在南京龍蟠里住館讀書的時光是蔡尚思一生中治學最苦也是最樂的時期。說是“最苦”，從浩如煙海的典籍，遴選出200余萬字資料（后為代表作《中國思想研究法》《中國傳統思想總批判》所引據），猶如文海撈珠，難度之大可想而知。說是“最樂”，他有幸遇到了“學術上最大的恩人”柳詒徵。柳先生不只親切地將他比作“采蜂人”“挖礦工”，還經常打趣他：“你把那些書蟲都趕走了！我做館長，從沒有人把這么多的書看完。”對于兩人深厚的學術情誼，蔡尚思總也難忘，畢竟從學術掌故到社會歷史，柳先生給他的啟迪是最多的。就連史學巨匠顧頡剛來南京與他相見時都戲稱“是得業，不是失業；是大幸，不是不幸”。故此，蔡尚思一生都將圖書館奉為“太上研究院”。

蔡尚思的得意之作《中國思想研究法》，正是在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大量讀書積累的基礎上完成的。早年投考清華國學研究院時，他就曾向“四大導師”中的梁啟超求教有關中國思想史研究的問題。出乎意料，他把關于先秦諸子的手稿寄給梁氏后，很快便收到了“更加覃究，可成一家之言”的回復。無疑，梁氏的勉勵使得原本學術志趣就在中國思想史研究領域的他信心倍增。經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洗禮，蔡尚思形成了整體的研究設想：“總起來說，就是以我的思想眼光，把中國古來最前進最精彩的思想材料，和西洋近代最前進最精彩的思想方法，貫通起來，而之成為一種化合古今中外人我的新方法和新思想。”顯而易見，他的治學理念呈現出兼重理論和史料的特色，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挖掘目力所及的史料。是故，《中國思想研究法》一經問世，便受到學術界的廣泛贊譽。憑借該著，蔡尚思成為公認的運用唯物史觀的學壇新銳。

蔡尚思絕不是埋頭書齋的學者，他無時無刻不關注著國家興亡。伴隨著學術的羽翼漸豐，他成為一名高校陣地上的馬克思主義戰士。在抗日戰爭的烽火硝煙中，滬江大學一度成為上海學生抗日救亡運動的中心。中共滬江大學地下支部遵照中共中央對白區工作的指示，采取了“長期隱蔽、保存實力、積蓄力量、等待時機”的方針，一直處于秘密活動的狀態。蔡尚思入校伊始，便積極參與抗戰活動，甚至將自家寓所作為中共地下黨員的中間聯絡站。1936年，他在家中秘密會見了舊知何偉。這位當初與他一同高談闊論的青年已經是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并擔任全國救國會委員。此后，蔡尚思多次幫助何偉等人暗藏文件、轉達書信、進行秘密宣傳，默默支援著中共地下黨的抗日活動。

淞滬會戰后，滬江大學被日軍侵占。蔡尚思攜妻兒開始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此時的他在學術界已經頗有名氣，汪偽國民政府不時借機拉攏。起初，汪精衛派下屬拿著一尺多長的請柬，邀請他出席“收回上海租界的隆重典禮”，遭到他的怒斥；接著，汪的親信陳公博、林柏生等大漢奸又親自設宴相請，再次被斷然拒絕。看到他絲毫不為所動，一些親日分子妄圖通過提供謀生之路加以籠絡。一些人出面聘請他出任偽大學的教授，還有一些人提議他為日偽政府的一家大型刊物做主編。面對汪偽集團的“糖衣炮彈”，困窘的蔡尚思寧愿清貧如洗，也不與他們同流合污。得知蔡尚思如此艱難的處境，中共地下黨組織通過施景蘭與他取得聯系。施景蘭于滬江大學讀書期間入黨，與蔡尚思相熟，見面后轉達了黨組織希望他赴洪澤湖大學任教的指示。洪澤湖大學是中國共產黨在解放區開辦的一所大學。對于蔡尚思來說，這正是翹首以盼的機會！然而，在當時的局勢下，全家生活朝不保夕，只得四處逃難，終究未能成行。不得不說，這是他生平的一大憾事。

全面內戰爆發后，蔡尚思迅速投身革命的洪流。一方面，他立足高校陣地，以學術直接服務抗戰，與國民黨反動派展開政治斗爭。站在三尺講臺，他揭露國民黨破壞和平的黑幕，大力宣傳人民民主思想。拿起手中的筆，他以本名及筆名“郭生”在《大公報》《文匯報》《時與文》《民主》《時代》等報刊發表文章，批判國民黨政府，引來廣大讀者的交口稱贊，有的比之“大海孤舟的星星之火”，還有的比之“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同時，被激怒了的國民政府教育部電令滬江大學，“該校中國通史教授蔡尚思，系奸黨分子”，應當“密切予以注意”。蔡尚思不愧是鐵骨錚錚的戰士，無視敵人的恐嚇，繼續勇敢地斗爭。

另一方面，他以進步教授的身份，發起愛國學術團體，應援全國的民主解放運動。1945年，他聯合郭沫若、茅盾、馬寅初、馬敘倫、陶行知、翦伯贊、鄭振鐸、葉圣陶、胡繩、杜國庠、周建人等24位知名人士，成立“全國學術工作者協會上海分會”，強烈呼吁“反對獨裁、停止內戰”。翌年，他又和張志讓、沈體蘭、周予同共同創辦“上海大學民主教授聯誼會”（簡稱“大教聯”）。“大教聯”不僅是上海民主運動的一面旗幟，而且同北京、南京、青島等地的民主群體遙相呼應，形成聲勢浩大的民主力量，密切配合中國共產黨的解放戰爭。多年以后，蔡尚思驕傲地說：“黨對教授運動的評價是很高的。”或許是出于歷史學家的敏感，他個人留存了許多關于“大教聯”的珍貴記憶，這也反映出，連續擔任常任干事的蔡尚思，在“大教聯”發揮的作用不容小覷。

新中國成立后，改革舊式的高等教育體制勢在必行。為了盡快將原來的教會大學改造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公立大學，身為滬江大學主要負責人之一的蔡尚思，可謂不遺余力。他先后推出九項鼎新措施，包括調整辦學宗旨、重評教師職稱、添聘政治課教授、邀請中共干部來校幫助思想改造等等。這一系列舉措為滬江大學融入新中國的高等教育體系奠定了基礎。1952年6月，全國開始大規模調整各大高校的院系設置，滬江大學各科系分別并入復旦大學、華東師范大學、上海財經大學等高校，蔡尚思也調至復旦大學，任教授兼歷史系主任。此后，他一直在復旦校園潛心著述，終成一代學術名家。值得提及的是，1953年，蔡尚思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從24歲開始執教至耄耋之年功成榮休，蔡尚思耕耘杏壇近八十載。被冠以“紅色教授”美名的蔡尚思，始終心系國家和民族的安危，恪守“唯民”“親民”的學術立場，在馬克思主義光輝的照耀下，與中國共產黨同向而行，譜寫出精彩的人生篇章。

（作者：王舒琳，系中國地質大學〔北京〕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