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著共產黨走，才是在正道上行

1947年，馬敘倫給幼子馬龍章的詩作。

1947年，馬敘倫（左三）與包達三、陳叔通等友人在上海。

1948年，華中輪上的馬敘倫（左）和郭沫若。 周海嬰攝

學人小傳

馬敘倫（1885-1970），浙江杭州人。教育家、語言文字學家。早年加入同盟會，曾任北京大學教授，1945年年底組織成立中國民主促進會。新中國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教育部部長、高等教育部部長、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主任、民進中央主席等職。著有《說文解字六書疏證》《老子校詁》《六書解例》《石鼓文疏記》《讀金器刻詞》等。

1958年6月5日，已經久臥病床靠鼻飼進食的祖父稍稍有了點精神，護士柯貴賢請他寫幾個字。當時，已經無法正常書寫的他，吃力卻堅定地寫下了這樣一段話：“我們只有跟著共產黨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才有良好的結果，否則根本上就錯了。”誰也沒想到，這些字竟是他生命中的絕筆，此后他再也不能寫字了。這是祖父晚年給世人，特別是給他的親人留下的最珍貴的遺囑。

這短短30余字，是祖父上下求索幾十年尋求救國真理，為國家、為民族奮斗一生得出來的結論，也是他發自心靈深處的聲音。

探 尋

1885年4月27日，我的祖父馬敘倫出生在杭州。他出生時，家道已中落，懂事后所見，是他的父親、我的曾祖父夜以繼日地為人書寫條幅、扇面，以維持一家人的生活。在祖父4歲時，曾祖父便為他請了破蒙老師。發蒙后，祖父開始學習《小學韻語》等。他聰明好學，善思強記，贏得了曾祖父和老師們的贊揚。然而幸福的童年轉瞬即逝，我的曾祖父日夜持籌握筆，勞累咯血而死。從此，沉重的家庭負擔壓在曾祖母的身上。于是11歲時，祖父就被托付給曾祖父遠在蘇州的友人。此間，他開始接觸《論語》《孟子》等書，對歷史和文學知識產生極大的興趣。13歲時，祖父由他的叔父接回杭州，因請不起老師，就到免費的義塾學習。祖父對知識如饑似渴，但對傳統教學的死記硬背深感乏味。戊戌變法后，杭州有了新式學堂，祖父進了養正書塾讀書。在這所學堂里，他連續升班，很快成了班中“翹楚”——特班生，而且有幸做了著名歷史學者陳介石的學生，深得陳老師喜愛和器重。

八國聯軍入侵，國家生靈涂炭，百姓處于水深火熱之中，少年祖父流淚痛哭。在陳老師的指點下，他先后閱讀了達爾文的《進化論》、孟德斯鳩的《法意》、盧梭的《民約論》，開始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也開始尋找志同道合的革命者，與同樣成績優異的特班生湯爾和、杜士珍成了知己。他們相約畢業后去日本學陸軍，以展革命之志。但在畢業前，祖父和杜士珍因卷入一場由反對驕橫跋扈的學正而引發的學潮被校方開除，赴日留學成了泡影。

因為家貧，為了生活，祖父不得不到上海謀生。從此之后，他一步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奔走呼號、血染衣袍，執著、堅定，不計生死、一往無前地探尋著救國救民的真理。

1902年夏天，剛滿17歲的祖父到了上海，在維新派蔣觀云任主編的《選報》供職，得到該報資方趙祖德的贊賞，不久應其邀請籌辦《新世界學報》。祖父把恩師陳介石請來主持辦報，并和湯爾和、杜士珍編輯撰文，《學報》帶上了革命色彩，風行一時。辦報使祖父比較廣泛地接觸了社會，除接觸當時的革命黨人、維新派人物外，還接觸了因反清而被害者的家屬。當時的上海，維新派云集，活躍著很多革命黨人。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和活動，經常通過革命黨人在日本出版的刊物介紹進來。祖父讀了很多進步書刊，深受日本人著《孫逸仙》一書的影響，決心追隨孫中山。當時，除了文字宣傳外，上海的革命黨人還常在張園集會，抨擊清朝政府，倡導社會革命。祖父積極參加這些愛國活動，常與他們討論國是，受到許多教益。

1909年9月，陳介石當選為浙江咨議局議長。祖父應陳介石和浙江兩級師范學堂之邀，回杭任兩級師范學堂教員，并兼職《浙江日報》社論主筆和咨議局職員。除忙于教學，祖父還積極參加杭州的秘密革命組織在西湖白云庵、三潭印月等處的集會，討論革命的理論和實際斗爭問題，還參加柳亞子等發起組織的南社，結識軍界人員，努力積蓄革命力量。

之后，他曾為商討革命，赴日拜訪章太炎。從日本歸國后，又積極投身護路運動。武昌起義爆發后，他暗地征得陳介石同意，計劃以維護治安為名，成立民團，以便武裝起義。

清廷統治被推翻后，祖父認為中國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結束，共和已經建立，革命已經成功，應該讓學有專長的人去擔任建設中華民國的重任。所以，他辭去浙江印鑄局局長的官職，應湯爾和校長之邀赴國立北京醫學專門學校任教，又兼任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想從此致力于書法和文字學研究，培養人才，辦好教育。

就在祖父埋頭致學時，竊取臨時大總統職位的袁世凱卻積極籌備復辟帝制。眼見辛亥革命成果被吞噬，烈士的鮮血和人民付出的代價將要付之東流，祖父極為憤慨和痛惜，每日關心著形勢發展，暗自進行反袁的準備工作。他代廖容擬討袁檄文，支援云南蔡鍔“護國軍”的討袁義舉；他還設法營救過反袁的猛將章太炎，力勸其結束絕食。就在袁準備“登基大典”前，祖父辭去北大和醫專的教職，以示抗議，當時，北京、上海報紙都對此做了特別報道，影響很大，祖父被時人稱為“掛冠教授”。

1916年，袁世凱病亡。1917年年初，祖父應蔡元培之邀，回北京大學任文科教授，講授和研究老莊哲學，撰寫了《老子校詁》《莊子義證》等，在國內外學術界都很有影響，被譽為“中文系臺柱之一”。然而，五四愛國學生運動的爆發，讓祖父毅然放下興趣正濃的學術工作，全力投入新的斗爭之中。那時，北京中學以上的學校成立了教職員會聯合會，推選康寶忠為主席，祖父任書記。后康寶忠病逝，祖父兼任北京大學教職員會和北京教職員會聯合會主席，與馬寅初、李大釗等代表全心傾注在挽蔡斗爭（1917年7月，張勛復辟，蔡元培離校）和支持學生運動上。為營救被捕學生和請回蔡元培校長，祖父率20名代表，多次去教育部交涉，廣泛爭取社會輿論聲援。軍閥政府迫于社會壓力，釋放了被捕學生，并表示催促蔡元培返京復職。五四運動的實踐，使祖父認識到，推翻清王朝，打倒袁世凱，救國大業仍未完成，中國的未來仍任重道遠。

1922年9月，北京政府改組，湯爾和任教育總長，任命祖父為教育次長。任職不足四月，因內閣集體辭職，祖父又回北大任教。此時，中國共產黨已誕生一年多。有了共產黨的領導，革命形勢迅速發展。

馮玉祥北京政變后，祖父第二次任教育次長。不久，段祺瑞做了中華民國臨時執政，祖父征得了李大釗等人的意見，認為：“教育部關系很大，我們不應放棄，何況孫、段是有合作默契的。”因而做了代理部務。但是，他革新教育的理想，在段祺瑞政權下，只能是泡影。在這期間，北京醫專、美專等校發生了幾次學潮。祖父愛護進步青年，注意掩護共產黨人，不給軍閥政府以制造事端的借口。教育部曾得到一份密件，其中，引內務部的情報，說“共產黨首領李壽長在各校活動”，咨請教育部馬上查辦。祖父意識到，“李壽長”即是“李守常”的訛音，甘冒風險，當即將咨文壓下，并急速密告李大釗迅速轉移，使他得免于難。

1924年年底，孫中山為了與段祺瑞商談召開國民會議，“以謀中國之統一與建設”，扶病至京。祖父對孫中山非常敬仰，寄予深切希望，前往車站迎接。路上，見青年學生絡繹不絕涌向車站，市民也擠向正陽門前迎候。民心所向，使祖父更增加了革命的信心。然而，孫先生次年三月即逝世。祖父悲痛萬分，親書挽聯以寄哀思，并賦七律一首追懷先生：

先生畢竟是人豪，

天下為公字字敲。

思想每隨時代進，

堅貞不為大風撓。

奔走卌年余薄產，

纏綿一病返天曹。

使公今日猶操國，

郭李勛名未足高。

這首詩不獨是對孫中山先生一生的評價，也是祖父個人心志的流露，“思想每隨時代進，堅貞不為大風撓”亦是祖父為自己定下的人生航標。不久，祖父憤然辭去教育部職務，再次回北大任教授。

1925年上海發生五卅慘案，消息傳到北京，祖父當即聯合各界人士組成五卅慘案后援會，他擔任主任，親自發動了北京英國公使館的中國工人和職員罷工，并直接威脅到日本公使館。這些愛國活動，引起親日的段政府不滿，指派特務每天跟蹤祖父。“三一八”慘案后，張宗昌、張作霖、吳佩孚等各派軍閥陸續進入北京，以“撲滅赤化”為名，更加瘋狂地鎮壓革命群眾。

血的事實和之后又發生的許多事情，使祖父開始認識到，新軍閥與舊軍閥是一丘之貉，蔣介石政府仍是黑暗的王朝。他毅然辭官，回到杭州。

曙 光

1931年1月，祖父又一次應邀到北京大學任教。教學之余，繼續從事中斷了幾次的《說文解字六書疏證》撰著工作。然而，“九一八”事變爆發了。再一次目睹外敵入侵、國土不斷淪陷的祖父，面對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人民慘遭蹂躪的慘狀，痛心疾首，毅然決然地投身到抗日救國的洪流中并不再參加國民黨組織的活動。秘密傳來的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的消息，讓他感到抗日有望。

1935年夏，何應欽與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達成撤退駐冀中央軍和東北軍，取締一切抗日團體和活動的協定。聞知國民黨政府簽署了賣國的“何梅協定”，祖父拍案而起，他認識到：“這哪里是協定，只是日本帝國主義向蔣介石下的一道命令……蔣介石對日本帝國主義竟甘心恭順到這個田地。”同年8月，中國共產黨發表《八一宣言》，號召“無論各黨派間在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間有任何意見上或利益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大家都應有‘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的真誠覺悟，首先大家都應當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為抗日救國的神圣事業而奮斗”。祖父讀到秘密傳來的《宣言》后，猶如在難明的長夜里看到了曙光，非常興奮。兩相對比，祖父更加堅定地站到了中共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邊，并加緊抗日救國的宣傳活動。后來，他當選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國會主席，積極發表抗日宣言，號召“華北的民眾，全國的民眾，起來，趕快起來！抵抗敵人的侵略，挽救我們的國家，收復我們的失地，爭取我們的自由！”

1936年秋，在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影響下，全國各階層人民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呼聲越來越高，但蔣介石仍堅持其“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為擴大反蔣抗日力量，中共黨員和愛國人士王昆侖等在南京積極活動，祖父也積極參與其中。西安事變前后，祖父受中國共產黨的委托兩次入川，勸說四川軍閥劉湘采取反對內戰、團結抗日的立場，減少了川軍對紅軍和張學良部隊的威脅。

在艱難的抗戰過程中，面對昔日好友、今日已不再同道的湯爾和的“真誠相邀”，面對當年自己的學生陳公博的“特別關照”，祖父都嚴詞拒絕，鐵骨錚錚，表現出了崇高的民族氣節。

十四年浴血，中國人民終于迎來了抗戰的勝利。“喜動衰顏自覺狂”的祖父向往和平與民主，盼望中國從此走向強國富民之路，但殘酷的現實很快打碎了他的夢想。為了維護獨裁統治，蔣介石政府再次向自己的同胞揮舞起屠刀。祖父激憤不已，再次義無反顧投身到反對內戰、爭取和平，反對獨裁、爭取民主的革命洪流之中。

1945年12月30日，以馬敘倫、王紹鏊為代表的一批上海文化教育出版界和工商界進步人士一起組織成立了中國民主促進會，開始為和平民主奔走呼號。1946年6月23日，正當中共代表團在南京與蔣進行最后一次和談時，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公推馬敘倫、雷潔瓊、閻寶航等及兩名學生代表去南京呼吁和平。當到達下關火車站時，國民黨特務暴徒大打出手，諸多代表身受重傷，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下關事件”。與國民黨對代表大打出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共產黨的關心關切。在得知消息后，中共代表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等連夜趕到南京中央醫院（分院）探望慰問。面對周恩來“你們的血是不會白流的”的鏗鏘話語，祖父非常動容，堅定地說：“中國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們身上。我過去總勸你們少要一些兵，少要一些槍支彈藥，看來你們的戰士不能少一個，槍不能少一支，子彈不能少一粒。”毛澤東、朱德等紛紛從延安打電報慰問。這件事進一步堅定了祖父以及各界人士團結一致加強斗爭的決心。

此后不久，蔣介石終于撕下了假和平、假民主的偽裝，瘋狂鎮壓愛國民主運動，封閉了民主報刊，殘殺愛國民主人士。1947年7月，李公樸、聞一多相繼被害，祖父毫不退縮憤怒聲討：“革命者是殺不完的，他好像春天的草，生生不絕，而且更行更遠還生。”“我們決不灰心，我們一定跟著兩位烈士的血跡前進！”他十分憤慨，明確指出“重開內戰的責任完全在蔣介石國民黨和美帝國主義身上”。他以大無畏的精神警告國民黨反動派“我的歷史一部分和李、聞兩先生相同，我自然預備著接受一顆子彈，但是我也預備還他一個原子炸彈”。面對國民黨反動政府一系列的殘暴罪行，祖父從心里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只有中國共產黨才是中國真正的希望所在。

烈火煉真金，在激烈的斗爭中，民主和反民主的陣線也越來越分明。面對國民黨企圖借“第三方面”力量孤立共產黨的陰謀，面對張東蓀等人公開主張有一個“第三方面力量”的“中間路線”，祖父嚴正提出：“國民黨政府在制造分裂，準備分裂，我們必須趕緊阻止他。”他宣布，民主促進會是不會參加“第三方面”的，中國共產黨是“民主陣線有力的前鋒部隊”。祖父堅信，中國民主革命的大業只能依靠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群眾來完成。

得 宿

1947年年底，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刻，為了保護愛國民主人士的安全，在周恩來的關心下，中共地下黨組織安排祖父等愛國民主人士轉移至香港。臨行前，祖父詩贈我的父親馬龍章，示意其交大畢業后要到工農中，到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去。詩云：“爝火偏爭赤日明，鵂鹠當晝似妖聲。每聞盜跖談仁義，為學夷吾止甲兵。萬里磷燃疑縱火，千家巷哭欲崩城。逃秦只是書生事，大業終期在耦耕。”到港后，祖父連續發表了《從“正名”說到民主國家的叛逆》《為臺灣二月革命周年》等文章，嚴厲譴責蔣介石集團禍國殃民的罪行，贊揚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有主義的，為解放絕大多數的工農民眾而有武力的集團”，是工農民眾的救星，是“為國家人民而斗爭的先鋒集團”。他還積極與李濟深、沈鈞儒等民主人士聯系，座談國內形勢，商討斗爭策略，出席中共香港分局召開的雙周座談會。

1948年，在解放戰爭迅速發展的形勢下，中國共產黨發表了“五一口號”，建議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當祖父從廣播中聽到這個消息時，興奮異常，立即撰文歡呼“太陽就要出來了”，并和在港的各民主黨派及無黨派人士通電響應，表示完全接受中共的主張，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

解放戰爭節節勝利，為及早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和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從1948年8月起，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周密安排下，祖父與沈鈞儒、李濟深、郭沫若、許廣平母子等民主人士陸續秘密進入東北解放區，協商開展籌備工作。祖父曾指示我的二伯父馬克強，要求他利用在國民政府財政部供職的便利，截下一批未運到臺灣的錢幣，交給新中國。北上后，他又指示二伯父將分散在美國、緬甸、香港和臺灣等國家和地區的其他子女全部召回，準備參加新中國的建設。

1949年1月1日，毛主席發表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祖父立即代表中國民主促進會表示完全贊同共產黨提出的八項和談條件，堅決主張將革命進行到底，徹底摒棄“中間路線”，堅定地站在人民革命一邊。

1949年6月，祖父代表中國民主促進會，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并擔任第六組組長，主持擬定國旗、國徽、國歌、紀年等方案。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祖父再以中國民主促進會首席代表身份出席，并在會上提出“新政府就要成立，國歌目前一下還制定不出來，可否用《義勇軍進行曲》暫代國歌”，獲得通過。祖父在參加開國大典后，感到無限的幸福和自豪，巨大的歡樂涌向心頭，不久，他飽含激情揮毫寫下“得宿”二字，表達他顛沛流離、為正義流血戰斗的大半生終于有了歸宿，他與人民的共同宿愿得到實現，表達了他對中國共產黨領導建立的新中國的信任與希望。

新中國成立后，祖父擔任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委員、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中央教育部部長、第四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繼續為新中國的革命和教育事業奮斗不止，直到他臥病在床。

從1957年臥病在床，直到1970年辭世，在祖父晚年長期的患病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對他給予了極大的關懷。日理萬機的周恩來總理經常前去探望，特別是“文革”期間，他指示工作人員：“絕對保衛馬老的安全！”風雨同舟路，肝膽相照情，這是祖父與中國共產黨深厚情誼的最真實寫照。

縱觀祖父奮斗不息的一生，我才真正了解到，他是經歷了漫漫長夜和血雨腥風，在一次次的革命斗爭之后，才最終選擇了中國共產黨。我真正理解了祖父生命里發出的最后聲音：“我們只有跟著共產黨走，才是在正道上行。”

本版圖片由作者及民進中央提供

（作者：馬今，系馬敘倫孫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