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韜奮：走向進步，走向革命

鄒韜奮（1895-1944），本名恩潤，祖籍江西鷹潭，生于福建永安。 資料圖片

鄒韜奮《患難余生記》手稿 資料圖片

1939年，鄒韜奮在重慶參加紀念魯迅先生的活動。資料圖片

他異常的天真，幾乎不大知道世界有欺詐、奸變的事。因此，他不時地吃了很大的虧。然而他決不從權達變，以變更他的主張和見解。他是有所執持著的。他為大多數的人民服務，為他們說話，為他們斗爭著，一直到死。他像巨人似的，屹立如山，執著火炬，為人民的先導。他最反對腐敗與貪污；他對一切不合理的事，均決不容情地攻擊著，即因之招致了種種的禍害，他也不顧。

早期，作為一個民主青年，鄒韜奮接手《生活》周刊主編，不過想把指導職業教育的《生活》周刊改變為“關注人生，喚起民族精神，推動社會變革”的大眾喜愛的刊物；追求的風格也只是“沒有拘束，避免呆板，力求輕松生動、簡練雅潔而饒有趣味”這樣一種情趣；讀者對象定為知識分子和文化階層，期望知識階層多些“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氣節。

韜奮思想觀念的轉變，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軍侵占我國東北，他深感國破之痛，遭外族欺侮之辱，迅速將刊物的內容從城市中產階級趣味轉向宣傳抗日救國，由“在談笑風生的空氣中欣欣然愉快一番”轉變為“就民眾的立場對政府對社會，都以其客觀的、無所偏私的態度，作誠懇的批評或建議，論事論人，以正義為依歸”。

韜奮把《生活》周刊當作向中國各界動員的號角，每期都用大量篇幅報道中國軍民奮勇抵抗的消息，揭露日本侵略者的血腥罪惡，對不抵抗主義的方針和政策進行尖銳地抨擊。

“一·二八”事變后，蔣介石發表《告全國將士電》，要求全軍將士“淬厲奮發，敵愾同仇”“枕戈待命，以救危亡”，并表示他本人“愿與諸將士誓同生死，盡我天職”。《生活》周刊毫不留情道出真相：全國民眾都信以為真，結果都被蔣介石蒙了。《生活》周刊所發的文章和組織的募集軍需用品、建傷兵醫院，原本與蔣介石慷慨所言是一致的。殊不知蔣介石一切舉措僅是一時做給各派勢力看的，骨子里他早就認定了“攘外必須先安內”的大政原則。

《生活》周刊引起廣大讀者的關注，漸漸成為全國救亡運動的輿論陣地。

韜奮真正明志，確立信仰，是在他第一次被迫流亡海外時。1933年6月，國民黨特務殺害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副會長兼總干事楊杏佛。韜奮也在當時流傳的一份暗殺名單之中，他被迫舍家流亡海外。在英國，韜奮讀到了馬克思的著作，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在蘇聯，他進入莫斯科暑期大學學習，撰寫了20余萬字的文章，宣傳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成就。他思考了中國的現實，認清了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本質，感受到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在紐約，他向一位留美的中國共產黨人，表達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愿望。

1935年7月，韜奮在美國的報紙上看到《新生》雜志遭封殺、主編杜重遠被捕入獄的消息，憤怒至極，決定回國。回國后，他隨即創辦《大眾生活》周刊，繼續高舉抗日大旗，為抗日救亡鼓與呼。

國民黨特務機關盯著韜奮的行動，蔣介石授意派胡宗南到上海勸韜奮改變立場，擁護國民黨政府。韜奮與他爭論了四個小時，明確表示，只擁護抗日的“政府”，不論從哪一天起，只要“政府”公開抗日，我們便一定擁護。在“政府”沒有公開抗日之前，我們便沒有辦法擁護。胡宗南無功而返，江西、湖北、河南和安徽四省《生活》周刊被禁止發行。

1936年1月，韜奮的同學、中統特務頭子徐恩曾和張道藩、劉健群再赴上海勸說威逼，雙方不歡而散。后來，杜月笙又要“親自陪送”韜奮到南京，和蔣介石“當面一談”，韜奮直接表明，作為個人，自己與蔣介石沒有任何關系；要說組織，自己代表不了救國會，恕不能隨他同赴南京。蔣介石大為惱火，責令特務機關采取行動，韜奮處境十分危險，只得流亡香港，數月之后才又冒險回到上海。

為了讓韜奮改變政治立場，蔣介石還直接給生活書店的主辦機構中華職業教育社施加壓力。韜奮不想累及職教社，果斷與之脫離管辦關系，獨立辦刊辦店。生活書店毫不退縮，先后出版了《共產黨宣言》《雇傭勞動與資本》《反杜林論》《國家與革命》《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等數十種進步圖書。

1936年11月，韜奮與沈鈞儒等“七君子”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入獄。他們絕不妥協，堅持救國無罪。直至次年盧溝橋事變后，在全國聲援中，國民黨政府無奈釋放了他們。韜奮出獄后，上海淪陷，他把生活書店總管理處轉移到武漢。韜奮積極向共產黨組織靠攏，經張仲實聯系，先后見到了董必武和周恩來。周恩來鼓勵支持他到陜甘寧邊區和敵后辦書店，為避嫌疑，建議不用生活書店的店名，陜甘寧根據地可以叫華北書店，新四軍根據地叫大眾書店。韜奮很受鼓舞，鄭重地向周恩來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請求。周恩來告訴他，黨需要你留在黨外。韜奮感謝黨對自己的信任，愉快地接受了周恩來的意見。他和林伯渠具體商量了辦書店的計劃，1940年九十月間，先后在晉東南解放區和延安開設了華北書店，在蘇北和蘇中開設了大眾書店。

后來，生活書店總管理處又轉移到重慶。為積極宣傳抗戰、宣傳黨建立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韜奮輪番請周恩來、董必武、林伯渠、葉劍英等中共領導到生活書店作抗戰形勢報告，積極宣傳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的思想。

1941年2月，周恩來親自部署保護文化界著名人士向香港遷移的行動。周恩來約見了韜奮，告訴他再在重慶待下去太危險，讓他也去香港。

韜奮與陳果夫同住一個院子，全家同時離開重慶必然暴露，韜奮只能再一次舍家獨自流亡。在沈鈞儒的幫助下，韜奮像地下工作者一樣逃出家。

1941年12月，日軍占領九龍，香港危在旦夕。周恩來指示廖承志、潘漢年，幫助在港的文化人士向南洋和廣州轉移。國民黨特務追蹤到廣東，黨組織精心安排，先把韜奮的妻子和孩子轉移去桂林，韜奮隨同東江游擊縱隊在廣東梅縣隱藏了近半年。遵照周恩來的指示，1942年9月，生活書店派人到廣東，陪同韜奮繞道武漢轉移到上海，計劃經蘇北去延安。

在蘇北解放區，韜奮目睹了新四軍官兵一致、軍民一家的新景象。不管隊伍走到哪，總要把駐地的場院掃得干干凈凈，借用老鄉家的物品，哪怕是一把笤帚，一只水桶，一把勺子都要當面送還。部隊出發前，各連各排各班都要認真檢查，借老鄉東西還了沒有，水缸挑滿沒有，有沒有損壞老鄉家的東西。集合或者出發，部隊都高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這些讓韜奮感慨萬千，在梅縣江頭村夜談中，他聽當地群眾說，五個國民黨新兵逃跑被抓回，慘遭殺害，當官的還把士兵的心肝挖出來，當場嚇死了老百姓，兩支軍隊天差地別。

韜奮滿懷激情投入了解放區的火熱生活，不是跟著部隊行軍，就是到處演講。他從國統區來到解放區，有太多的話要跟官兵們講，他要講國統區的生活和國民黨假抗日真反共的本質，講他對共產黨和新四軍的感受。他在演講時向全體官兵和民眾高喊：中國的命運寄托在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身上！

韜奮的耳病一天比一天嚴重，他忍著耳痛給官兵演講。晚上備課，耳朵痛得寫不了字，只能停下按摩止痛，吃止痛藥。賀綠汀發現韜奮吃止痛藥已止不住痛，黃克誠報告了上級，陳毅指示“速派同志重新護送韜奮回上海治病”。黃克誠、粟裕還為他準備了路費和醫藥費。韜奮真切地感受到了黨組織的溫暖，表示治好病之后，一定還要回來。

國民黨的通緝令迫使韜奮只能化名住院，特務追查，逼得他四次轉院。韜奮的病已經非常嚴重，鄒家騮、鄒嘉驪兩個孩子都在桂林上中學，妻子沈粹縝沒法離開，只好叫14歲的兒子鄒家驊回上海看護他。鄒家驊看父親忍著病痛仍在寫作，勸他不能太累。韜奮耐心地跟兒子說：“大寶，爸爸的時間太寶貴了。《患難余生記》還沒寫完，我還要寫《蘇北觀感錄》和《各國民主政治史》兩部書，不抓緊時間，怕寫不完。”沈粹縝帶著女兒趕到上海，鄒嘉驪已認不出父親。韜奮的一只眼睛已經失明，仍趴在小桌上寫作。

1944年6月1日，韜奮病情加重。6月2日，徐雪寒代表陳毅前來看望。一見面，韜奮就把剛寫好的《對國人的呼吁》交給徐雪寒，讓他帶回去發表。他請徐雪寒代寫一份入黨申請書，請黨中央審查他的一生，若夠得上共產黨員的光榮稱號，死后請追認他為中國共產黨的黨員。7月24日，韜奮在上海病逝，年僅49歲。

9月28日，中共中央電唁韜奮逝世，追認他為中國共產黨黨員。黨中央在延安召開追悼會，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都為韜奮題了詞。周恩來的題詞是：“鄒韜奮同志經歷的道路，是中國知識分子走向進步走向革命的道路。”

（作者：黃國榮，系韜奮基金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