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業智 袁盛勇：延安時期語言改革的歷史意義

作者系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延安文藝與現代中國研究”首席專家、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語言不單純是一種約定俗成的符號系統和文化載體，也是群體達成社會共識的基本途徑和顯著標記，更是群體思想意識和思維方式的根本所在。中國共產黨較早地認識到語言的重要性。“讀史可明鑒，知古可見今”。在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征程中，語言改革歷史雖已逝去，但黨的改革精神和改革經驗卻仍然熠熠生輝，值得我們去挖掘和整理。

改變現代漢語的發展走向

語言變革既是文化載體的顯在變革，更是思想和思維的深度革命。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最重要意義就在于推進了中國文化的現代化進程。這一現代化進程的標志并不只是展現為“科學”“民主”“個性解放”“婦女解放”等文化浪潮現象，而是白話文代替文言文的語言革命。白話文的勝利為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提供了新的話語體系和思維方式，這才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最為重要的意義。盡管五四新文化運動使語言實現了從文言向白話的轉變，但這種轉變仍停留在知識分子層面，與普通大眾有著天然溝壑。在延安時期，黨針對五四新文化運動遺留下來的語言問題，進行了多維度的語言大眾化改革。這一改革既是黨自身發動民眾的政治訴求，也是當時中國的現代文化轉型的現實需求。如果說“五四”時期的語言改革打破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語詞體系和思維方式，那么延安時期的語言改革則是現代漢語的第二次革命，就是打破知識分子的話語體系和思維模式，讓中國文化從“五四”之后的頻繁變化固定為穩定的話語體系和思維模式。之后，中國現代漢語的語言風格發生了較大轉變，語言的階層壁壘和雅俗界限被打破，語言的原有價值評價體系被重構，語言不再是上層階級的特權專屬，不再有高雅低俗的價值之分，鄉言土語亦可登入文學的大雅之堂。新中國成立后，黨通過創建漢語拼音方案、推廣普通話和簡化漢字等語言改革舉措以及一系列的活動，進一步將語言大眾化推向高潮。

助推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

延安時期的語言改革工作是在黨領導下開展的一場文化運動。語言因其在文化體系中具有基礎性和先導性的地位，它的改革對于黨的新民主主義文化體系建設具有著重要意義。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談到，“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反之“新文化，則是在觀念形態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經濟的東西，是替新政治新經濟服務的”。因此，新政治和新經濟，要求建立起由黨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也就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延安時期的語言改革圍繞著新文化的基本特征和目標定位展開。

圍繞民族化的目標，黨對“五四”以來現代漢語的“歐化”傾向進行了反駁和糾正，以人民群眾的鮮活語言作為民族語言資源來建立起具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語言風格，為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民族化特征奠定了基礎。圍繞科學化的目標，黨在語言上反對流毒于黨內的“黨八股”，建立起精簡、通俗、高效的語言體系；在文字上，不斷嘗試著新的改革，不僅探索推行新文字掃盲，而且在新文字掃盲面臨困境時積極探索新文字輔助漢字掃盲，這為新中國成立后更為科學地推行簡化漢字和創建推行漢語拼音方案做了前期的探索和實踐。圍繞大眾化目標，黨一方面通過大規模的文字掃盲運動來提升大眾文化水平，另一方面將方言、俗語、口語引入語言體系，甚至廣泛吸納于工作語言、宣傳語言、文學語言等官方的、權威的、正統的書面語言中，真正地實現了語言文字的大眾化。可以說，作為文化的基礎和工具，語言的變革才能從根本上實現文化和思想的轉型。由此，延安時期的語言改革是新民主主義文化體系構建的第一步，也是關鍵性的一步，它的轉變帶來文藝、宣傳、教育等文化組件的轉型發展。當然，延安時期，語言的變革還僅僅只是一個開始，新中國成立后，語言進行了更深層次的變革，進一步助推了新民主主義文化體系建設。

提升普通民眾的文化水平

中國共產黨語言改革工作的出發點就是以人民利益為根本，通過語言的系統改革和文字掃盲運動的深入推進，來掃除中國的文盲，讓廣大人民群眾掌握文字這個提升文化的基本工具，來整體提升中國國民的文化素養，徹底從文化上翻身解放，成為中華民族的真正主人。

瞿秋白、吳玉章等中國共產黨人最早創建拉丁化新文字，推動中國語言文字改革。瞿秋白在《新中國文字草案》中提出，“中國的幾萬萬民眾，差不多有極大多數是不識字的，即使識得幾個字，也還有許多人仍舊不能夠自由運用自己的言語和文字。這里，除開根本的原因，還有中國文字本身的困難：漢字的復雜和紊亂，以及文言或者假白話的不能夠成為口頭上的言語，以致于文字和言語幾乎完全分離。所以最徹底的文字革命是十分必要的了”。正因如此，黨在語言改革上不單單是在理論上建構起語言的改革體系和改革方案，更是實實在在地去推行語言改革，不但在蘇聯遠東的中國工人中間開展了新文字掃盲教育，而且在中央蘇區和各個解放區開展了系統的文字掃盲運動。在文字掃盲中，黨并沒有墨守成規，而是把實效性作為其語言工作的一個衡量標準，廣泛采納新文字和漢字兩種掃盲形式，更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人員和資源，探索了冬學、夜校、半日學等多種文字掃盲教育的組織形式，以提高大眾的文化水平。陜甘寧邊區的教育狀況發生了較大改觀。據統計，小學生人數從1937年的5600人增加到了1942年的40845人，社會教育人數從1937年的每年10337人擴展到了1941年的每年47073人；很多農民經過文字掃盲教育后，從目不識丁轉變為可以看《邊區群眾報》《解放日報》以及各種普及性的書籍，也可以用文字來記賬、寫字條、寫信、寫日記。同時通過文字掃盲運動，黨引導農民改變落后的衛生觀念和迷信思想，開展了衛生革命、科學革命，提升人民群眾的文化素養，全方位推進農村和農民的現代化改造。

延安時期，黨在局部執政的條件下實施著自己的政治構想，在政治、經濟、文化、民生上進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最終贏得民心，領導人民改天換地。黨的語言改革思想也在延安時期逐漸走向成熟，不但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建構起語言改革思想，而且在語言改革舉措上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實踐，為新中國成立后的語言改革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比如，從戰略高度認識語言改革，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語言改革，以政治方式全力推進語言改革，將語言改革與群眾運動及文化建設工作有機結合，以多種文字掃盲方式的探索來提升語言改革的實效性，等等。當然，延安時期的語言改革是一場“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歷程，也是在不斷反思不斷改進中摸索前行。這些方面積累的寶貴經驗，為新中國成立后更為科學合理的語言改革方案和政策舉措的制訂與執行，提供了較為直接的歷史文化精神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