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近思錄》東亞版本研究

溫州大學程水龍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朱子〈近思錄〉東亞版本研究》（項目批準號為：15BZX041），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曹潔、羅錘煉、胡艷紅、李旭鎮。

該成果內容分設“緒論”、“中國”、“朝鮮半島”、“日本”四大部分，由16章若干節組成，是對自《近思錄》面世至20世紀40年代700多年東亞《近思錄》傳本進行版本研究。課題組通過對中國大陸、中國臺灣、韓國、日本、美國等主要藏書機構的實地調研，在大量爬梳“《近思錄》文獻”的各種版本后，經過認真考訂，探其源流，最終對現存六百多種版本進行分類考述，將中國與朝鮮半島、日本《近思錄》文獻的版本考訂進行了匯總研究，撰寫成80多萬字的專著《朱子〈近思錄〉東亞版本研究》。

一 成果的主要內容

該成果是一部全面深入研究《近思錄》文獻版本的專著，各國傳本考證的主要內容分屬于國別之下。“中國”部分是對現存中國本土《近思錄》文獻進行版本考訂，注重各朝代各類文獻版本之關聯，詳察其版本源流，進行學理分析，辨章學術。“朝鮮半島”部分是對現存高麗朝、朝鮮朝以及日據時期的《近思錄》文獻版本進行考述。“日本”部分是對現存江戶時期至二戰日本戰敗前的《近思錄》文獻版本進行考訂。通過歷史上東亞各國相關《近思錄》文獻版本的研究，來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闡明東亞歷史上流布、再生、本土化的文獻與《近思錄》本土文獻的關系，諸如專著開篇的“緒論”、相關章節中的“附論”，皆能揭示東亞相關文獻版本的源流、類別，以及程朱理學在東亞歷史上的傳播與影響。

二 成果的主要特色與創新之處

該成果呈現的特色與創新主要表現如下。

（1）全面系統考訂了現存《近思錄》東亞版本，在“《近思錄》研究”史上，該成果彌補了朱子《近思錄》文獻版本系統全面研究的空白。

在《近思錄》誕生的700多年間，此書不斷被注釋、續編、傳抄、刊印，形成了多種整理形式的“近思錄文獻”，中國現藏宋代至民國年間的版本有200種左右。經初步統計，國內存世《近思錄》原文本、注釋本、續編仿編本等，南宋4種，元代5種，明代34種，清代136種，民國21種。初步調查統計現藏高麗朝至20世紀40年代的版本約187種，其中朝鮮人的問答、札記、講義、續編占相當大的比重；日本現藏江戶時代至20世紀40年代的版本不少于138種，其中以日本人的注釋、講義、筆記為主體。該成果依據宏富的一手原始文獻，解決了“《近思錄》文獻”版本詳情的問題，向人們展現出現存東亞《近思錄》文獻的全景，相較于以往研究《近思錄》版本者，不論在考訂版本數量，還是在考證的系統性、準確性上，均超越此前。

（2）成果注重考論結合，在古文獻版本考訂的傳統手法基礎上，尤重文獻版本與思想學術史的探究。

該成果不囿于一般性的古籍版本考訂，而是將歷史上的“《近思錄》文獻”版本研究與歷史上東亞思想學術相結合，探究東亞相關《近思錄》文獻的產生與各國各時期的政治思想、文化發展之關聯，闡明各地域《近思錄》文獻的本土化與程朱理學傳播之概況。諸如專著各章節所附“附論”（有些附論已經在高等級學術期刊發表），既探究出某些文獻版本的源流演變，又闡明其中蘊藏的思想學術價值，在版本考訂中加深了人們對古籍版本的認知，又補充說明一些版本延伸狀態，這為今后《近思錄》整理者、相關研究者提供了極其便利的前期研究基礎，如“《近思錄》在朝鮮半島的接受與傳播”、“《近思錄》在日本的傳播與本土化”、“《楊伯嵒生平考》”、“《論清初考證學對理學經典注解之革新》”、“吳訥補注《近思錄句解》版本”、“《日本藏〈近思錄標題釋義〉真偽辨》”等，這些考論皆形成單篇論文，論述得當，發表后已得學術界肯定，皆有可取之處。

（3）成果呈現豐富充實的朱子《近思錄》文獻版本全景，對人們閱讀理解版本、深入探析相關思想學術頗有助益。

該成果堅持古籍版本考證的嚴謹性，有一份材料說一份話，在各種文本的考訂上基本采用書志體的方式進行描述，力求將“《近思錄》文獻”版本的信息完整、全面呈現，又將相關序跋類文字一一輯錄，諸如各種版本考證文字之后所附“某某序曰”、“某某跋云”之類，對人們閱讀理解版本、深入探析相關思想學術頗有助益。

三 成果的價值

《近思錄》十四卷，是南宋淳熙二年（1175）朱熹、呂祖謙兩人在武夷山寒泉精舍共同編纂，選輯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四先生精要之語分類編集而成。在中國理學思想傳播史上，《近思錄》長期受到尊奉，影響深遠。《近思錄》是朱熹思想逐漸成熟的結果，也是宋代學術思想發展走向成熟的標志，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學術價值。

在受漢文文化圈影響很深的東亞，《近思錄》及其整理本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一直被奉為理學入門要籍，政府和民眾競相傳播，不斷贊譽它們為“學者入道之階梯”，因而歷史上的朝鮮半島、日本社會對其推崇之至，刊印、抄寫，傳本之多是其他儒學典籍難以媲美的。

如從現存刻印本和有關資料看，朝鮮各時期翻刻重刻《近思錄》者，現存有木板本、銅活字本、木活字本、筆寫本等。注解《近思錄》者有李珥、金長生、鄭曄、李瀷、金澤述、樸履坤、金平默等，仿編、改編者有韓夢麟、李漢膺、宋秉璿、樸泰輔、盧守慎等。釋疑類、問答類、講義類、札記類的文本多達幾十種，如權得己的《近思錄僭疑》、韓元震的《近思錄注說劄疑》、柳鼎文的《近思錄集解或問》、樸世采的《近思錄問答》、尹鳳九的《近思錄講說》、南景羲的《近思錄講義》、樸長遠的《近思錄劄錄》、樸泰漢的《近思錄劄記》、姜必孝的《近思錄時習錄》等。

日本翻刻重刻《近思錄》原文本、注本者，有壽文堂、洛陽武村市兵衛、大阪武村佐兵衛、井上清兵衛、好古堂、聚古堂、吉野屋權兵衛、芳野屋權兵衛、加賀屋善、松敬堂、松根堂、石渠堂、八幡屋重兵衛刻印本，也有銅活字印本等。日本歷史上對《近思錄》進行注解或續編的，有宇都宮遯庵、貝原益軒、簗田忠勝信、澤田希、溪百年、佐藤一齋、安褧、石冢崔高等人。解說、札記、講義、講讀類文本更多，如中村惕齋的《近思錄鈔說》、櫻田虎門的《近思錄摘說》、山崎闇齋的《近思錄講義筆記》、淺見絅齋的《近思錄師說》、三宅重固的《讀近思錄筆記》、室鳩巢的《近思錄道體講義》、若林強齋的《近思錄道體師說》、內藤恥叟的《近思錄講義》、山崎道夫的《近思錄譯注》等。

該成果參考了東亞大量公私藏書目錄，以及前輩時賢代表性的哲學思想史著述，針對前人、時賢的相關《近思錄》研究，抓住根本與要害，從古籍文獻版本入手，全面展現了朱子《近思錄》在東亞版本的盛況，探究出其背后的各國思想學術文化發展與演變概況，這些成果能為相關東亞儒學（程朱理學）研究者提供扎實的文獻研究基礎。

四 成果的價值

東亞典范性漢籍《近思錄》，在悠久而廣泛的歷史空間有著世界性影響，其各種傳本在程朱理學研究領域擁有獨特價值，此前不斷有學者對其進行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成績。該成果在相關版本考訂部分，糾正世界著名朱子學研究名家陳榮捷相關著述的瑕疵，如關于張伯行《近思錄集解》卷六第十三條語錄的刪除問題，陳榮捷在《朱學論集》（第84頁）中說：“張伯行之刪去卷六‘家道’第十三‘問孀婦’條，而以伊川論兄弟之愛一段以補填之，諒必以伊川‘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之言為太苛……伯行效忠朱子，可謂鞠躬盡瘁，然去朱子之客觀精神，則甚遠矣。”他認為更換此條是編校者張伯行嫌其太苛，其行為去朱子客觀精神甚遠。我們通過張氏《集解》不同版本的考訂，發現陳榮捷表述有誤，張氏《集解》無此條語錄的版本，是清乾隆元年刻本，而更早的康熙五十一年刻本并未刪除，可見原本不是“張伯行”自己刪，而是尹會一參訂本時刪去。

又如，該成果對東亞《近思錄》傳播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南宋葉采《近思錄集解》版本做了全面系統的考訂，關于“中國”部分的葉采《集解》，筆者在自己十幾年前撰寫論文的基礎上進行了更為精細準確的描述，既彌補了昔日考證之不全面，又糾正了幾處不嚴謹的表述。

關于“朝鮮半島”的葉采《集解》版本，其版本類別多樣，內容非常豐富，且韓國學者有過一些考證。但是該成果對韓國藏書機構目錄書籠統模糊的表述作了明朗有據的考述，考訂的《集解》版本數目、類別遠超昔日東亞學者的探究，不僅梳理他們的著錄，補正了其中部分著錄的錯訛，而且填補了部分藏家尚未準確著錄的圖籍。如第七章第一節關于葉采《近思錄集解》高麗大學校藏本中的一種李朝木板本（C1-A79B），該校著錄為“光海5”刻本，而該成果對其進行了考辨，認為該藏本是李朝世宗年木板本，糾正了該校藏書目錄的錯訛。

綜上所述，該成果以存世文獻與新發現的文獻資料為基礎，采用文獻學、學術史、思想文化傳播學的交叉研究方法，對東亞歷代《近思錄》系列文獻進行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研究方法合理，各章節設置合理，豐富而又飽滿的文獻版本考訂，相較于傳統的古籍研究，具有相當的創新性，是一篇頗具開拓性的“《近思錄》文獻”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