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青民：在華俄僑文學的中國音調和意蘊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在華俄僑作家的中國書寫研究”負責人、吉林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在華俄僑文學發生并存在于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俄僑作家們大多集中于中國的哈爾濱、上海等城市，人數眾多且頗具規模，在中國的文化生活中也是相當活躍。俄僑作家在難以遏制的精神迷惘中，在異國他鄉深情地抒發棄國之苦、離鄉之愁與漂泊之艱辛，并在創作中既繼承了俄羅斯現實主義文學創作傳統，又吸納了俄國“白銀時代”自然主義文學的基本特質，深切地保持了俄羅斯文化傳統深層意識中的強大張力。很顯然，俄羅斯文化基因在俄僑作家那里發生了作用，牽制著俄僑作家的基本行為方式和思考方式。不過，我們必須看到，俄僑文學創作與俄羅斯（蘇聯）本土文學創作有著明顯的差異性。作為中國文學的特殊組成部分，俄僑文學表現為俄僑作家筆下的多維中國書寫成分，在中俄文化的雙重碰撞下位于中俄文學的雙重場域中而生成的特殊性，也決定著俄僑文學創作的特殊內涵屬性、獨特的藝術價值和深遠的社會意義。

生存時空影響著他們

對中國影像的觀察和判斷

俄僑文學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孕育生成，俄僑作家的創作在時間上跨越了整個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歷史時期及其各個重要社會發展階段。他們在審視著作為視野中的“異鄉”的中國的自然物事、風土人情，并且感受著那個年代的中國人的生活習性、生存狀態，甚至更進一步以身心投入那些復雜而繁蕪的社會事象時，也在經意或不經意間，通過活躍而鮮艷的筆觸構建起他們自身心目中的中國形象。俄僑作家筆下所展示的中國形象是具體而豐富的，其中尤以哈爾濱城市形象和上海城市形象建構矛盾而復雜，而各類底層人物形象作品塑造集中且豐富，所展現出來的中國式意境和中國儒釋道精神也頗為典型。在俄僑作家筆下，中國自然風光與民俗風貌既展示出作家的中國之情，也始終投射著陌生之感，他們所專門描繪的自然風物圖景，可謂壯美與頹相并存。

對于經歷了身心之艱難，甚至可謂苦難歷程的俄僑作家們來說，他們所塑造的中國形象則不完全是西方化的，因為生存時空影響著他們對于近在眼前的中國影像的觀察和判斷。俄僑作家的中國形象塑造，通過不同層面表現出來的多樣性和復雜狀態，對于我們深度認知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社會與歷史，提供了日常的“中國現代文學”場域所無法提供的新空間和新維度。當然，一種形象不是在孤立環境中形成并存在著的，形象具有互文性。俄僑作家所建構的中國形象則正好成為那個時代互文文本的一個典型，屬于有力的補充。在很多研究中，這個角度恰恰是被人們所忽視的。

與中國深度關聯并產生情感共鳴

我們在感受俄僑文學作品的時候，一定會發現并注意到俄僑作家的中國形象塑造和建構的情感性特征。也就是說，俄僑作家筆下的中國形象即使呈現出十分明顯的差異化，而共同的表征則是中國形象的塑造和建構不是孤立地完成的，他們在展示中國形象的同時流露和映現了人物的內心情感，而這種情感也流露和映現了作家的某種情感傾向。其實可以這樣理解，只有在準確把握俄僑文學作品傳達出的豐富情緒情感的基礎上，我們才能夠深切而準確地探測到中國形象背后所承載的豐富內涵。

哈爾濱的俄僑文學可謂豐富多彩，涌現出很多著名的作家、詩人和學者，他們創辦刊物、組建社團，創作發表了大量的詩歌、小說、散文等文學作品，且很多作品反映出獨具一格的“中國音調”。這種“音調”在一個層面上可以認為是中國情感的表達。正是因為與中國的深度關聯和情感上的共鳴，才會有那些感性的、濃烈的中國書寫與表達，才會有人將中國親切稱呼為“溫柔的繼母”。但畢竟是“繼母”，在俄僑作家那里所傳達出的中國觀感，是時刻與文化身份焦慮相關聯著的。因為俄僑作家在民族心理、思維方式、審美能力以及對生命、生活、生死等方面的認知和理解上存在差異性，“移民作家”標簽帶來的自我身份認知具有明顯的“混雜性”特征。新的文化身份與新的情感變動，以及隱藏在意識或無意識深處的民族記憶，難免產生一定沖突，從而產生思想矛盾和精神焦慮。俄僑作家在文學作品中所傳達出的雙重邊緣處境中的困惑、自省、焦慮狀態以及十分復雜的情感狀態，需要我們給予重點關注和審視。

與中國文化精神達成

無可避免的交叉甚至融匯

俄僑作家代表性詩人瓦列里·別列列申、雅科夫·阿拉金、雅麗安娜·科洛索娃、涅斯梅洛夫等，他們的創作都受到中國大地的哺育，受到白山黑水的滋養，一些作品在字里行間亦以獨特的情感表達和獨特的精神訴求反哺生于斯長于斯的中國土地。中國情感潛入深層次時則表現為中國精神之追尋，抑或為一種無意識的中國精神之旅。同時，從整體來看，特別是歷史地審視，俄僑文學對傳播中國文化精神的作用不容低估，是溝通中俄文化的重要橋梁。

李逸津的《旅華俄僑亞·阿拉欽〈華俄詩選〉評析》一文認為：“俄羅斯是一個重文化、重教育的民族，即使在遠離祖國、流落異邦的情況下，也能自覺延續自己的文化傳承，堅守文化和學術事業。許多在俄國十月革命后移居中國的俄僑文化人，除了從事傳統俄語教學和俄羅斯本民族的文化學術活動之外，還積極投入對中國文學的翻譯與研究，以期更好地了解中國，了解中國的精神文化，更好地融入中國人民的生活。”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部分俄僑作家與中國傳統文化關系密切，文學作品中的儒釋道精神時有顯露。大量作品在藝術上亦具中國特色，如中國語匯的大量介入和中國式意境的自然生成。俄僑作家及其作品所體現出的中國精神，正在于中國文化傳統和中國精神資源的滋養，才使得很多俄僑作家在固執地保持俄羅斯民族的精神氣質和氣韻之時，通過不同的視角來理解中國文化現象。即使是站在特殊的立場或身份所做出的不合理的判斷，或者因視野的局限而造成一定誤讀，都回避不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一些俄僑作家在找尋新的創作素材和新的表述方式的過程中，自然會與所居住國的文化精神達成某種無可避免的交叉甚至融匯。在李延齡教授眼中，“中國俄羅斯僑民文學是折射一個大時代的一面鏡子，這就是中國俄羅斯僑民文學的重要文學價值之所在”。也可以認為，不僅是大時代，亦是大傳統。俄僑作家的中國書寫不僅只是筆下所呈現出來的表層物象，中國書寫亦是深入精神層面的，需要全面認知。

總而言之，俄僑文學與中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俄僑文學是中國文學的組成部分，而且是特殊組成部分，多維的中國書寫生動地詮釋了這種獨特的中國屬性。從俄僑文學的中國書寫中，我們可以深切感受到俄僑文學作品的“傷痕”屬性，深入把握作為特殊時代的具有代表性的知識者群落的精神走向。一定意義上看，俄僑文學以多種文化元素豐富了20世紀上半葉中國文學，對中國新文學的研究者而言，在進一步探尋新文學內部的生態平衡性的同時，要著重考察新文學在特殊復雜背景下與外在話語空間的多維交流與溝通。這種多維交流與溝通的歷史恰好表明，文學、文化以至文明之間需要交流互鑒。正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中所強調：“交流互鑒是文明發展的本質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鑒、取長補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他還進一步指出：“我們應該以海納百川的寬廣胸懷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壘，以兼收并蓄的態度汲取其他文明的養分，促進亞洲文明在交流互鑒中共同前進。”而在華俄僑文學的研究則印證了這種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