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清算與轉變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李彬彬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神圣家族〉及其當代價值研究》（項目批準號為：15CKS001），最終成果為《思想的清算與轉變———〈 神圣家族〉的文本學研究》。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神圣家族》是表征馬克思思想轉變最為重要的文本之一。 但是長期以來，它并沒有被歸入“經典”之列，也沒有受到研究者足夠的重視。迄今為止，這一文本的研究中還存在很多薄弱環節乃至盲點。甚至直至最近一兩年才開始出現針對這一文本的專題研究著作。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由于《神圣家族》通常被歸類為馬克思的“不成熟”著作，研究者不愿花費時間精力研究；另一方面，是由于缺乏原始的文獻資料，尤其是對作為其批判對象的《文學總匯報》的思想內容缺乏了解， 研究者不能進行深入研究。因此， 在新的文獻資料的基礎上，對這一文本進行認真的解讀和深入的思想闡發，進而重估其思想史意義及當代價值，就成為深化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必然要求。

《神圣家族》是一部論戰性著作。準確理解《神圣家族》，必須客觀復原那場論戰。這要求研究者對當時的社會歷史狀況和思想史背景有深入的了解，對原始文獻———包括《神圣家族》的德語原文和《文學總匯報》上被批判的13 篇論文———做深入細致的研究。本課題負責人為了完成博士論文曾對普魯士 19世紀40 年代的社會和思想狀況做過細致研究，在德國的留學期間曾購買到第一版、MEW 版和 MEGA 版的《神圣家族》，并搜集到包括《文學總匯報》在內的大量一手文獻和研究材料。該成果對這些材料進行了深入的文本研究，并翻譯了大量的一手文獻作為附錄收入該成果。該成果細致地比較馬克思和恩格斯與鮑威爾及其伙伴相關篇章的立論依據、論證邏輯和基本結論，完整地把握那場論戰的本來面目。

二 成果的主要內容和重要觀點

該成果將《神圣家族》置于普魯士19世紀 40年代的思想語境中，深入了解當時歷史狀況和社會思潮，在閱讀、翻譯、辨析原始文獻的基礎上，復原馬克思和恩格斯與鮑威爾及其伙伴的論戰。接著，在文本研究的基礎上，探討 《神圣家族》 的論證思路，辨析《神圣家族》重要概念的理論內涵，并基于當代視角闡發《神圣家族》的重要理論。然后，在思想史研究的視野內澄清《神圣家族》的歷史地位。最后，結合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意識形態安全問題，闡釋 《神圣家族》的當代價值。

（1）文獻學問題清理。盡管《神圣家族》是一部定稿出版的著作，但是由于其處于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快速轉變的階段，該著作與《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英國狀況》和《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之間的文獻學關系依舊值得重視。《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第三筆記本”中“共產主義”和“序言” 表明，馬克思對黑格爾的辯證法、“現代的批判”和費爾巴哈已經有了相當深刻的理解，這為他批判鮑威爾及其伙伴的“思辨唯心主義”奠定了思想基礎。 《英國狀況》中對“唯物史觀”的初步闡發融入了《神圣家族》之中，并為恩格斯贏得了第一作者的地位。盡管英格·陶伯特認為《提綱》是為《神圣家族》 辯護而做，但是二者之間對費爾巴哈的態度出現了非常明顯的轉變。之所以有這種轉變，其背后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思想在深化。《神圣家族》與馬克思恩格斯后來的文本之間，固然有“唯物史觀”原理層面的完整性和嚴密性的差距，但是其更深層次的思想差距在于，在哲學層面沒有實現“唯物史觀”與“德意志意識形態”批判內在貫通。實現這一貫通的最為重要的思想工作是通過批判費爾巴哈而完成的。在馬克思早期的思想進程中，只是隨著批判費爾巴哈，馬克思才提出了“費爾巴哈所沒有回答的問題：人們是怎樣把這些幻想‘塞進自己頭腦’的”，同時在回答這一問題的過程中走向了“唯物史觀”，并完成了對 “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前提批判。

（2）對馬克思和恩格斯與布魯諾·鮑威爾兄弟所代表的兩種宏觀哲學思路的辨析。《神圣家族》是一部論戰性的著作，其理論主題統一于“現實的人道主義”，與鮑威爾及其伙伴的“思辨唯心主義”針鋒相對。雖然這是兩種明確對立的哲學思路，但是它們都是對自己時代問題的回應。具體說來， 他們的激進主義既是對德國保守的政治局勢的反應，也是對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資本主義經濟社會和意識形態問題的回應。《神圣家族》與《文學總匯報》的論戰，表面上看是兩種哲學的論戰，其實是兩種理解和解決現代社會問題的思路之間的論戰。只有在這個層次上思考問題，才能看到《神圣家族》的世界歷史意義，也才不至于把“德意志意識形態”僅僅看作一種空論。該成果提出，鮑威爾強調普遍的自我意識的重要性，其實是強調精神教養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強調知識分子或者說精神的創造性，突出它們對于未來社會形成的重要性。尤其是，鮑威爾高度重視個體在教養的歷程中擺脫特殊性的、排他性的“自我意識”的局限， 走向“普遍的自我意識”之上，這一思想強調的是，只有個體的人的精神達到一定層次，才能成為新的社會共同體的“材料”。否則，在人的精神的發展還未達到普遍性的時候，人與人之間必然面對激烈的沖突，為了控制這些沖突，只能重新恢復對個體的壓制。鮑威爾的自我意識哲學有其深刻的人文關懷。但是鮑威爾的失誤在于，他把精神、知識分子與普通的群眾尖銳地對立起來，對群眾持尖銳的批判態度， 不認為群眾在社會發展中有絲毫的進步作用。這又是典型的知識分子的自大。他通過精神的教養推動歷史進步的思想表明他依舊處于康德所開辟的傳統啟蒙語境之中，而馬克思的突出貢獻在于，他深刻地認識到隨著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到來，經濟活動不僅決定著社會的狀況，而且決定著人的精神狀況。人的精神并不是簡單的教養和理論批判就能改變的，只有改變人們之間的經濟關系，重塑社會關系，人的精神才能達到普遍性的層次。就此而言，馬克思所推動的是一種“新啟蒙”。

（3）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對鮑威爾伙伴的批判。在《神圣家族》的整體結構中，恩格斯貢獻的內容不足十分之一，但這并不意味著恩格斯討論的問題是次要的。事實上，恩格斯通過分析批判家在解決赤貧化、理解英國的歷史、對待瑙威爾克解職事件、分析特莉斯坦和辛利克斯的著作等問題上的錯誤看法，指出了批判家只是在用黑格爾的范疇制定公式，從來沒有擺脫黑格爾的思維方式。深入分析恩格斯對鮑威爾及其伙伴的批判，可以看到，恩格斯的相關批判與馬克思的相關批判處在同一個思想水平上。

（4）政治經濟學的科學價值。馬克思在批判黑格爾的法哲學時已經認識到政治經濟學是解剖現代市民社會的唯一科學，并在恩格斯的影響下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到達巴黎之后馬克思就與蒲魯東有接觸，并高度贊賞蒲魯東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 因此，當埃德加爾·鮑威爾把蒲魯東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歪曲為神學時，馬克思花費了大量篇幅分析蒲魯東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科學價值。當然，在《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基礎之上，馬克思對蒲魯東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局限性也有了更為清晰的認識。必須從政治經濟學在現代社會中的科學價值這一層次上，才能把握住馬克思和埃德加爾圍繞蒲魯東的長篇爭論的現實意義。

（5）以“群眾”問題為切入點思考馬克思和鮑威爾對“猶太人問題”和法國大革命認識上的分歧。“群眾” 是由現代市民社會中的獨立個體構成的。人雖一出生就是以個體的形態出現的，但是社會、心理或文化意義上的個體卻是世界歷史漫長發展的產物，其中積淀了基督教、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以及現代資本主義的成就。當然，這種利己主義、自我中心的個體尤其是人類歷史中生產力發展帶來的成就，因為在生產力低下的狀況下，集體相對于個體具有天然的有限性。在現代社會中，經濟生產和經商謀利是群眾生存、存在的物質前提，利己主義和自私自利是其意識的內核。群眾最大的特點就在于，它是現代社會中的 “通用人格”， 一方面， “群眾”的身份為每一個個體提供了 “千人一面” 的安全屏障， 另一方面，“群眾”中的個體又極度個性張揚，自由、平等、民主必然是其最重要的追求。德國的“猶太人問題”和法國的大革命都是群眾在社會中崛起之后對政治權利提出新訴求而引發的。如何評判這些重大事件，體現了兩種哲學對于現代社會的發展趨勢及其中的典型人格的看法。鮑威爾的“自我意識哲學”對群眾的排他性（個人主義、利己主義、自我中心等）精神狀況提出了嚴厲的批判，直指現代人的精神病灶，無疑有其深刻性。馬克思和恩格斯把群眾視為歷史活動的主體和歷史變革的推動性力量，表面上看起來對群眾聽之任之、極力討好，缺少批判性，但是事實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深刻之處在于，他們認識到如果群眾生活于其中的私有制的經濟關系不改變，群眾的精神不可能突破特殊性的限制而達到普遍性，在他們看來，鮑威爾的“自我意識哲學” 對群眾的批判并沒有找到問題的根本，最終只能是意識范圍內的“空轉”。 這一章中間還穿插了“群眾”的代表（ 《文學總匯報》 的來信讀者）對批判的認識，這種認識反映了德國的“民族性”。

（6）馬克思和施里加對歐仁·蘇的暢銷小說《巴黎的秘密》的認識。《巴黎的秘密》 是歐仁·蘇借助蓋羅爾斯坦公爵魯道夫的巴黎探險之舉對現代資本主義浪漫之都巴黎存在的各種丑惡問題的揭露，施里加把歐仁·蘇所描寫的這些丑惡現象稱為“秘密”。雖然是對一部小說的評論，但是其背后涉及的是如何看待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問題以及如何根治這些問題。正是因為這是一個事關重大的問題，馬克思才不惜花費了長長的兩章來討論這部小說及其書評。該成果不贊同以梅林、麥克萊倫為代表的國外學者對這兩章極度貶低的評價，也不同意國內學者從中探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做法，指出：只有把握住它直指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問題，才是真正抓住了這兩章的要害。

（7）對 《神圣家族》 中的唯物主義思想的討論。唯物主義是馬克思整個思想體系中的基石，故此該成果專章研討了鮑威爾和馬克思對法國唯物主義和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的批判。在全文翻譯 《類與群眾》（發表于 《文學總匯報》 第8期） 的基礎上，該成果提出，鮑威爾不僅批判了費爾巴哈的“類本質”，而且批判了以之為基礎的共產主義思想。在鮑威爾的相關批判之后，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已經與費爾巴哈有了本質差別。馬克思在總結唯物主義發展史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重要的理論方向：“為思辨本身的活動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義相吻合的唯物主義。”這一概念提示我們，馬克思的新唯物主義是傳統思辨哲學和人道主義哲學基礎上的新哲學創造，切忌把馬克思主義解釋為低于這種哲學傳統的思想。

（8）在思想史的視野中探討《神圣家族》。該成果系統總結了《神圣家族》對思辨唯心主義的批判以及初步建構的唯物主義學說，指出該著作揭露了思辨結構的秘密，批判的總秘密就是重彈思辨的老調，思辨哲學把歷史和真理理解為一個特殊人格、在存在和思維四件和理論之間建立起思辨的神秘的同一、 把現實斗爭變成觀念斗爭等觀點的荒謬。它所建構起的新思想包括，在“現實的人道主義”的統領之下，把現實的個體的人理解為出發點，提出以群眾為歷史發展主體的群眾史觀、把物質生產理解為歷史發源地、 通過群眾的共產主義運動實現社會變革等思想。該成果提出，在馬克思早期思想演變的歷程中存在一個思辨唯心主義批判和唯物史觀構建同步推進的過程，其中 《神圣家族》 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更進一步發展唯物史觀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該成果探討了該著作尚未完成的工作，試圖在與《提綱》和《形態》的比較中探討該著作的尚未完成的理論建構，指出其最大的缺陷在于沒能認識到思辨唯心主義批判與唯物史觀是內在貫通的，后者構成了對前者的前提性批判。 該成果把該著作放在當時德國思想大論戰的語境中，探討馬克思和恩格斯、鮑威爾以及其他德國學者對該書的態度，尤其是分析了古斯塔夫在 《維干徳季刊》上發表的“可見的教派與不可見的教派之間的論爭或批判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對《神圣家族》的批判，這是馬克思最為看重的書評之一。面對古斯塔夫把 《神圣家族》視為費爾巴哈主義產物的指責，馬克思更加深刻地反思自己與費爾巴哈的思想關系，這是后來《形態》中“費爾巴哈”章寫作的重要動因之一。最后，該成果探討了《神圣家族》在后來的思想史上受到的對待。

三 成果的價值

成果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第一，在文本研究上，該成果試圖客觀、準確地恢復《神圣家族》的思想原貌。該成果把《神圣家族》重新置入其創作的歷史語境中，翻譯、辨析 《文學總匯報》的相關篇目，在對照中研究《神圣家族》與《文學總匯報》就相同的社會歷史問題所提供的立論視角、論證過程和基本結論，有助于恢復 《神圣家族》 的思想原貌。當然，該成果也認識到，《神圣家族》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發展歷程或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史上的意義在于過渡性。因此，該成果試圖在 “德意志意識形態批判文本群”中界定的《神圣家族》的位置。相對于 《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神圣家族》 的一個重要變化在于，“異化勞動” 概念退場，讓位于“生產勞動“ 的觀點，這標定了它在馬克思向著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發展中的位置。但是，它距離以“現實個人”的“生產關系”為出發點的 “唯物史觀”尚有距離。這一思想轉變的實現得益于對 “實踐” 觀點的深刻思考。正是在 “實踐” 觀的基礎上， 馬克思和恩格斯自覺地充分地認識到他們自己在 《神圣家族》 中初步表達的觀點相對于德意志意識形態的革命性意義，在顛倒思想觀念和社會生活關系的過程中把自己的思想理解為相對于“德意志意識形態”的一次思想革命。

第二， 在思想發掘上，該成果試圖為理解《神圣家族》提供一種整體性的視角。本課題從整體性的視角深入研究 《神圣家族》 的重要理論，揭示《神圣家族》 是一部統一于“現實的人道主義”的整體性著作，并進一步發掘這部文本的理論空間，彰顯馬克思和恩格斯實現思想變革是一個在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思想共同作用下的整體性的過程。具體說來：在哲學上，馬克思清理了唯物主義史， 批判了思辨唯心主義，并提出，取代舊的形而上學的將是“為思辨本身的活動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義相吻合的唯物主義”。理解這種新哲學的關鍵在于，勞動作為人的自我生產的活動的存在論意義。在政治經濟學研究中， 馬克思繼承了黑格爾把市民社會理解為經濟社會的主張，繼續從政治經濟學入手解剖市民社會； 主張站在政治經濟學之外———人的立場上———批判政治經濟學，揭露資產階級社會中生產的不平等。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上，馬克思辯證地考察了英法的“空想社會主義”，基于 “群眾史觀” 初步闡述了喚醒無產階級階級意識的重大意義，提出了通過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

第三，在現實指向上，該成果試圖為破解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瓶頸提供理論指南和路徑參考。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神圣家族》 中提出的很多觀點在當代中國都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 如：“歷史的活動是群眾的事業”的觀點對于破解改革發展瓶頸，“思想離開利益會使自己出丑”的觀點對于思考社會的核心價值認同都具有指導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