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翔：青銅時代中亞城市的特征演變

馬爾吉亞那綠洲中最大的甘諾爾遺址由南北兩個土丘組成，圖為甘諾爾北丘鳥瞰圖。資料圖片

作者：萬翔，系西北大學絲綢之路研究院副教授

前蘇聯時期的考古成果表明，中亞最早的定居聚落遺址出現于土庫曼斯坦南部科佩特達格山脈以北的河流三角洲，以灌溉農業為經濟基礎。其代表性遺址捷詹河下游吉奧克修爾綠洲于公元前四千紀末出現灌溉溝渠，并在灌溉農業基礎上發展出獨特的聚落形態——聯排的多室房屋由街巷分開，形成錯落有致的居住區域。

中亞青銅時代早期（約公元前2500年—前2200年），資源多樣化的山麓地區取代了依賴灌溉農業的河流下游三角洲，成為文明中心。以科佩特達格山脈北麓阿爾丁遺址、納馬茲加遺址、依格利遺址等為代表的青銅時代早期遺址，是中亞最早有功能分區特征的城址。

研究最充分的阿爾丁遺址面積約26萬平方米，為不規則土丘。原來應有圍墻環繞，由于常年受風化侵蝕，大部分城墻都已不復存在，現僅發現四座城門，分別位于遺址東北、西北、東南、西南處，其中保存最完整的西南城門兩側有高塔基址。貴族居住區位于高平顯要之處，神廟建筑群在東側邊緣。另有平民居住區以及磨坊、青銅制作和制陶等手工業區。宗教建筑在城市布局中的邊緣地位，反映了宗教權力的影響較為有限。

青銅時代中期（約公元前2200年-前1800年），大型聚落從土庫曼斯坦南部山前地帶向東擴展，經土庫曼斯坦中部的馬爾吉亞那綠洲，延伸至阿姆河中下游河谷地帶的巴克特里亞綠洲，考古學上稱為巴克特里亞-馬爾吉亞那文化綜合體。高度規劃的大型城市與人口稠密的灌溉農業區相得益彰，掀起了中亞青銅時代文明高潮。

馬爾吉亞那綠洲位于阿姆河河谷地帶和科佩特達格山山麓地帶之間的平原上，為貿易交通樞紐，遍布不同等級的綠洲。其中最大的甘諾爾遺址由南北兩個土丘組成，占地40萬平方米，是區域中心。

甘諾爾南北兩丘均有城墻環繞，但其內外建筑功能和布局有所區別。北丘占地約15萬平方米，有兩重方形內城和橢圓形的外郭。內城內墻邊長約120米，為雙重結構，墻體上設有射擊孔，四邊和轉角處均有方形防御塔，墻體內部有走廊連接各塔；內城外墻為單層結構，亦設射擊孔，并在墻外遍布方形防御塔。內城內墻中是高大、復雜的聯體建筑群，發掘者判斷其為君主的宮殿。內、外兩重城墻之間建有若干大型神廟建筑群，發掘者以其中遺物判斷為火神廟和儀式性廟宇等，其居住區與儀式區由中亞典型的聯排多室結構組成綜合性建筑群。外郭城僅有拱壁而無防御塔，環繞在北丘主要建筑群之外。內外城之間，北部為由數個公共建筑群圍成的公共儀式區，南部為水塘和環繞水塘而建的水神廟，東南角為王陵區，東西兩側分別是大型神廟建筑群。近年來在外郭城以外的北側和西側也陸續發現了儀式性建筑。

甘諾爾南丘已知規模約相當于北丘的內城大小，同樣共有內外兩重城墻，城墻四邊和轉角處筑有圓形防御塔。內墻里是神廟中心，并有大型廣場和水塘供公共性儀式活動；內外墻之間則為生活與祭祀活動一體化的神廟建筑群，北側外墻內建有具備大型儀式性階梯的高大塔樓。甘諾爾遺址的發掘者——前蘇聯考古學家薩里安尼迪在神廟建筑群內發現原始伊朗宗教獨特的祭火習俗和飲用致幻植物豪麻的祭祀儀式遺跡，因而認為其是重要的宗教中心。

甘諾爾北丘呈現出多個神廟建筑群拱衛中心最高統治者宮殿的布局，既凸顯世俗權力的核心地位，也表明世俗和宗教權力的緊密結合和相互依托。南丘作為神圣空間和獨立儀式性中心地位的凸顯，以及南北兩城址內無處不在的宗教建筑，反映了中亞青銅時代中期大型平原城市遺址中宗教權力達到極盛。

與甘諾爾遺址為代表的平原地區具有多重城墻的大型城市不同，中亞山地和河谷中的城址則圍繞防御性城堡而建造，體現世俗統治者比神廟地位更為重要的特征，并發展為局部交通中轉站和行政中心，其代表性遺址如烏茲別克斯坦南部的薩帕利遺址、阿富汗的達希利遺址等。平原和山區河谷內的城市共同構成了中亞早期城市文明圈，彼此以貿易網絡連通，并與伊朗高原、印度河流域、歐亞草原、兩河流域甚至黃河流域保持貿易聯系。2018年，中烏聯合考古隊在薩帕利遺址距今約4000年的堆積中發現了原產于中國的小米，證實了這一區域作為史前絲綢之路樞紐地帶連通東西方的作用。

兩河流域文明以灌溉農業為基礎，其早期城市中神廟處于生產及分配系統的頂端，坐落于城市中心，王權一開始主要是神廟的保衛者。在敘利亞和黎凡特地區，生業基礎為農牧和礦業的綜合，自然條件的限制導致較低的生產集中度，地產為私人占有，城市布局體現出王權的核心地位和防御功能的重要性。中亞地區兼備兩種經濟基礎，并依照不同的地貌和生業條件組織成為互補的城市網絡，這是該地區早期城市發展的重要特征，也是神權城市和王權城市并存局面形成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