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國棟 孫曉磊：也說“衡陽雁”

作者：孟國棟、孫曉磊，均系浙江師范大學副教授

“衡陽雁”是古代詩詞中的經典意象，許多膾炙人口的名句均與之相關，如杜甫“萬里衡陽雁，今年又北歸”、范仲淹“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等。

“衡陽雁”意象之所以生成，當與“雁不過衡陽”的觀念有關。關于其成因，前人有幾種不同說法：一是地勢使然。南岳衡山有七十二峰，最南端即位于衡陽的回雁峰。古人認為回雁峰地勢極高，阻擋了雁南下的進程，故而將衡陽當作大雁南飛之極點。這是想當然之論，衡山七十二峰中最高的乃位于回雁峰北面的祝融峰，南來的大雁能夠飛越祝融峰，又豈能飛不過回雁峰？實際上回雁峰本身并不高，范成大曾親自登上此峰，并云：“登回雁峰，郡南一小山也。”借助現代地理學知識，我們更是能準確知道它的海拔只有90多米，根本無法抵擋住南飛的大雁。二是外形酷似。宋犖等人認為回雁峰的得名源自其外形如飛動之雁：“衡州回雁峰因峰勢取名耳，世傳謬甚。”并附有明代胡貞開《回雁峰游記》中的解釋：“世傳‘衡陽雁斷’，其說有二：一曰山高，雁不能過；一曰江有毒，雁飲水死耳。淺人耳食，奉為信史，可笑也……蓋衡之七十二峰，從洞庭疊翠南來，如飛如翰，奔八百里至湘江，而一峰夭矯回伏若雁之落，而乘風迅折，復起項領，羽翼翩翩欲動者，勢使然也。”（宋犖《筠廊偶筆》）倪璠也曾說：“或曰峰勢如雁之回，故名。”然此種解釋難與詩歌中的“衡陽雁”意象以及“衡陽雁斷”等典故發生關聯。三是氣候適宜。《呂氏春秋·季秋紀》曰：“季秋之月，候雁來賓……是月也，霜始降。”因此有人將雁與霜聯系在一起，認為回雁峰以南氣候極熱，常年無霜、無雪，不利于雁的生存。《埤雅·釋鳥》中說南地罕見雪，故雁飛不至：“舊說鴻雁南翔，不過衡山。今衡山之旁有峰曰‘回雁’，蓋南地極燠，人罕識雪者，故雁望衡山而止。”明楊本仁《九日虞山宴集短歌行》：“桂海無霜雁不來，黃華紫萸觸客襟。”桂海即南海，在衡山之南。這種觀點看似有理，實則不通。仇兆鰲注釋杜甫《歸雁》時即曾發出疑問：“今詢之粵東人，卻云有霜有雁。”雖然《呂氏春秋》提到雁來、霜降，但此處的“霜降”乃二十四節氣之一，只是用以記載鴻雁南來的時間，而鴻雁的遷徙實與其地是否有霜并無必然聯系。

可見以上三種說法都不能準確解釋“雁不過衡陽”的成因。并且就實際情況來看，大雁確能飛至衡陽更南之地。寇準《舂陵聞雁》：“誰道衡陽無雁過，數聲殘日下舂陵。”舂陵在今永州寧遠，位于衡陽之南。范成大也說：“世傳陽鳥不過衡山，至此而回。然聞桂林尚有雁聲。”可見雁亦能南飛至桂林。不僅如此，據《會稽典錄》記載，甚至連越南也可見到大雁：“虞國少有孝行，為日南太守，常有雙雁宿止廳上，每出行縣，輒飛逐車。”日南郡，在越南中部地區。既然雁可以遠飛至廣西、越南等地，為何還會產生“雁不過衡陽”的說法呢？我們認為應當與古人對雁的生活習性和九州邊界的認識有關。

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雁春去秋來的生活規律，認為大雁于農歷八九月間南來，十二月至翌年二月北歸。上古時期人們對雁的認識雖然還較為感性，但也頗能與現代生物學知識相印證：大雁作為候鳥的重要代表，每年秋季從西伯利亞和蒙古國向南飛行，到中國的湖湘一帶越冬，第二年春天再返回蒙古和西伯利亞。因大雁的遷徙整體呈現出隨陽性的特點，《尚書·禹貢》將其稱為“陽鳥”。古人認為隨陰陽之鳥都不是中國固有的物種。《禮記·月令》：“盲風至，鴻雁來。”鄭玄注曰：“凡鳥隨陰陽者，皆不以中國為居。”《大戴禮·夏小正》云：“雁以北方為居。何以謂之居？生且長焉爾。”

雁既然不居“中國”，則其所居當在邊裔，古人認為可以用來區隔“中國”，也就是古九州邊界的重要地點有以下兩組四地。一組是碣石與會稽。碣石、會稽是燕、楚兩地的圣山，在古人心中具有特殊地位。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后東行郡縣，刻石頌秦德，凡數處：泰山、瑯琊、芝罘、碣石、會稽等。最北者碣石，最南者會稽。秦二世初立，亦欲效仿其父，《史記·封禪書》曰：“二世元年，東巡碣石，并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碣石、會稽也代表著古代“九州”沿海一線的南北兩端。另一組是雁門與衡陽。《爾雅·釋地》有“五陵”之說，雁門為北陵，是北方荒涼邊裔之地，正如《山海經·北山經》中所說：“雁門之山無草木。”山南曰陽，衡山之南即是衡陽。《尚書·禹貢》“荊及衡陽惟荊州”，孔安國云：“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周禮·職方氏》：“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荊州是從其北面的荊山到南面的衡山之陽，故衡山是天下的南端。《禮記·王制》中也說：“南不盡衡山。”

碣石、會稽、雁門、衡陽均在九州的邊界，是上古時期人們對“中國”邊界認識的極限，更南、更北之地實屬蠻荒，尚未被納入他們的認知范圍。清人迮鶴壽曾總結《尚書·禹貢》中九州的劃分：“古人畫州分界，無不因乎山川之大勢，則《禹貢》之山水澤地俱在，可約而得之。豫州居中，其余八州鄰于四裔。沇青徐之東，以渤海、潦水、東海為界。揚荊梁之南，以南海、衡陽、瀘水為界。梁雍之西，以岷山、黑水為界。雍冀之北，以豬野、雁門為界。”大雁的遷徙是一個綜合而復雜的過程，既有外在的溫度、日照、食物等原因，亦有其自身內在的生理因素。現代生物學研究表明，大雁在西伯利亞、我國內蒙古東部和東北北部一帶繁殖，其南飛至越冬地主要有兩條路線：一是從其繁殖地出發，沿著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經過黃河、長江流域進入福建、廣東等地，最遠可到南洋諸島；二是從其繁殖地出發，經由內蒙古進入華北地區，南下可至云南、四川等地，最遠可到緬甸、印度。（馮國超主編《動物百科全書》）雖然碣石與會稽、雁門與衡陽不是鴻雁遷徙路線的真實兩極，卻均位于這兩條路線上。古人之所以將此四地看作大雁遷徙路線的極點，應當與他們對九州邊界的認識有關。正如《通典·序目下》所說：“《禹貢》荊州南境至衡山之陽，若五嶺之南地非九州之境。”《通典·古南越》也說：“自嶺而南，當唐虞三代為蠻夷之國……非《禹貢》九州之域，又非《周禮·職方》之限。”

雖然古詩文中的“衡陽雁”意象最早可追溯至張衡的《西京賦》：“上春候來，季秋就溫。南翔衡陽，北棲雁門。”但這只能說張衡是率先將這種觀念施之于文學創作中的。鄭玄與張衡生活的年代相近，這說明雁棲衡陽已經是當時學者們普遍認同的看法了，這一觀念的生成必遠較張衡生活的時代為早。先秦典籍中的諸多記載表明上古時期人們對大雁遷徙的時令和習性都了解得非常清楚。我們相信，他們不僅僅是觀察大雁遷徙的時令和習性，對其遷徙的路線肯定也是進行過思考甚至考察的，只是受限于對九州地理邊界的認識，以衡山為“中國”的最南端，認為位于衡山七十二峰最南面的回雁峰即是九州南端之極點，進而認為鴻雁棲居于衡陽的回雁峰而不再南飛，這個觀念產生的時間當不會晚于《呂氏春秋》的成書年代——戰國末年。

至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先秦時期，人們囿于對九州邊界的認知局限，以衡陽為九州的南極，雁門為九州的北極，認為鴻雁從碣石和雁門南下，棲止會稽和衡陽，即鄭玄所謂鴻雁“不以中國為居”者也。所以我們也就更容易理解為什么早期的詩文中均會將衡陽與雁門對舉，也自然就明白為什么大雁除了被稱為衡陽雁、回雁以外，還會有塞雁、朔雁、胡雁等代稱了。后來唐宋詩詞中經常出現的將衡陽當作雁南飛之極點的含義當由此演變而來，只是人們已經搞不懂其真實原因了，前人給出的解釋如南地無霜、回雁峰太高、峰勢如雁之回等，均因沒有認識到此種觀念并非真實生活經驗的總結，而使得他們的釋因努力變成一種徒勞。我們在今天有必要給出一個合理的解釋，只有這樣才能更深入地讀懂跟“衡陽雁”有關的作品，同時對理解塞雁、胡雁甚至碣石鴻、碣石雁等意象的生成也有一定的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