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愛華：把握恩格斯的勞動—技術觀

作者單位：東南大學科學技術倫理學研究所

恩格斯的《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雖然是一篇未完成的論文，但其中的勞動—技術觀蘊涵著豐富的生態倫理思想。在紀念恩格斯誕辰200周年之際，重溫《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中的勞動—技術觀，探析其中蘊涵的生態倫理思想，對進一步深化技術發展史與生態倫理學研究大有裨益。

勞動與技術密切相關

勞動是發生在人與自然界之間的活動，其實質是通過人的有意識的、有一定目的的自身活動來調整和控制自然界，改變自然物的形態或性質，為人類的生活和需要服務。技術一般泛指基于生產實踐經驗與自然科學原理的各類工藝操作方法與技能，還可擴展為相應的生產工具、相關設備及相應生產工藝流程、作業程序或方法。

勞動與技術看似兩個不同的概念，實際上具有內在的相互聯系。從勞動的視域看，勞動作為發生在人與自然界之間的活動，如何調整和控制自然界，如何改變自然物的形態或性質，總是要借助于一定的技術才能實現。再從技術的視域看，技術作為一定的工藝操作方法與技能，或者生產工具和相關設備等，總是在一定的生產勞動中產生并被人們用于一定的生產勞動之中。離開勞動的技術和沒有技術的勞動都是不可想象的。恩格斯在《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中闡釋“勞動創造了人本身”的過程，也揭示了其中的奧秘——勞動促進了技術的產生與發展，同樣，技術的產生與發展也進一步提高了勞動的效率。

勞動與技術使人產生

首先，恩格斯闡述了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勞動抑或技術產生的首要環節是直立行走。而猿之所以能直立行走的前提是手足的分工：隨著生存環境的變化，那些成群生活在樹上的猿的生活方式亦發生了變化，在攀援時手和腳開始從事不同的活動。在平地上行走時，猿開始擺脫用手幫助行走的習慣，逐漸開始直立行走，單憑雙腳進行移動。或許，猿開始只是在不得已時才用雙腳行走，隨著時間的推移，直立行走便成為了習慣。這樣，手足分工的格局便已形成。

其次，恩格斯揭示了勞動抑或技術產生的關鍵環節，是猿手轉變為人手。就猿手的功能而言，主要是用來摘取和拿住食物、在樹林中筑巢、拿著木棒抵御敵人、以果實和石塊向敵人投擲等。經過漫長的進化，猿手變為了人手。恩格斯認為，猿手與人手相比，雖然骨節、筋肉數目和一般排列相同，但是卻存在巨大差別。恩格斯指出，“手不僅是勞動的器官，它還是勞動的產物”。為適應新的動作，人手的肌肉、韌帶、骨骼等都有了新的發展，而這些新發展帶來的靈巧性又以新的方式運用于更多新的復雜的動作。這樣，人手才實現了高度的完善。同時，恩格斯還指出，“手并不是孤立的。它僅僅是整個極其復雜的機體的一個肢體”。手的逐漸靈巧以及腳適應于直立行走的發展，也會反作用于機體的其他部分。

最后，恩格斯指出了勞動與技術的產生與發展離不開人與人之間的協作，而協作又導致語言的產生。這樣，勞動與技術及語言一起，使猿腦發展為人腦。與此相關，人的感覺器官也有了進一步發展。同時，腦和其他感官、意識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發展，又反過來推動著勞動、技術和語言的發展。

恩格斯認為，真正的勞動是從制造工具開始的，而技術的萌芽也始于制造工具。原始的工具，如古人打獵和捕魚的工具，不僅包括打獵和捕魚這兩種勞動形式，而且還包括打獵和捕魚的技術。這里，技術水平越高，勞動的收獲往往就會越多。此類勞動導致人類食物結構的變化，這又是從猿到人的重要一步。

正如學會了吃各類可以吃的東西一樣，人也學會了在不同氣候下生活。人逐漸遷徙到各處可以居住的地面上，這使得新的需要產生：需要住房、衣物等來抵御寒冷、潮濕等不同氣候。這使得新的勞動領域及與此相適應的新技術出現，比如建造房屋、縫制衣物的勞動及相關技術等。

在打獵、畜牧等勞動及相關技術后，又有了農業勞動及相關技術，還產生了紡紗、織布、冶金、制陶、航行等勞動形式及相關技術。進而，商業、藝術、科學等開始出現，社會從部落逐漸發展為國家等形式，與此相關的法律、政治等亦發展起來。

消解生態倫理悖論

恩格斯不僅闡述了勞動與技術產生與發展對于“創造了人本身”的正效應，而且揭示了其負效應——生態倫理悖論的產生，并分析其產生的原因。

首先，勞動與技術的發展導致生態倫理悖論的產生，與人的認識局限性有關。恩格斯指出，學會估計我們勞動與技術發展的比較遠的自然影響，或許需要經過一個很漫長的時期，而學會預見比較遠的社會影響或許更為困難。比如，17、18世紀從事創造與制造蒸汽機的人們應該不曾料到，蒸汽機的出現與運用會使全世界的社會狀況發生劇烈變化。

其次，勞動與技術發展之所以會產生生態倫理悖論，與一些人急功近利相關。恩格斯指出，“到目前為止存在過的一切生產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勞動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支配著生產和交換的一個一個的資本家所能關心的，只是他們的行為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出售時要獲得利潤，成了唯一的動力。”“一個廠主或商人在出賣他所制造或買進的商品時，只要獲得普通的利潤，他就心滿意足，而不再去關心以后商品和買主的情形怎樣了�！�

那么，恩格斯認為應如何消解勞動與技術發展產生的生態倫理悖論？首先，“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每一次勝利，在第一步都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卻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第一個結果又取消了”。其次，“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民族一樣，決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樣——相反地，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們對自然界的整個統治，是在于我們比其他一切動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學會支配至少是我們最普通的生產行為所引起的比較遠的自然影響”。最后，關于消解勞動與技術發展產生的生態倫理悖論，恩格斯認為，“單是依靠認識是不夠的。這還需要對我們現有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這種生產方式連在一起的整個社會制度實行完全的變革”。

恩格斯關于消解勞動與技術發展產生的生態倫理悖論的思想，對于我們認識勞動與技術的關系，正確處理勞動—技術與自然的關系，全面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具有重要的啟示。進一步推進勞動—技術的健康發展，能夠促進人—社會—自然和諧共生。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應用邏輯與邏輯應用研究”（14ZDB14）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