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靜芳：“中庸”中的進取精神

作者：劉靜芳，系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教授

理解“中庸”是理解儒學乃至中國哲學的重要一環。在談及“中庸”時，人們常常將其與“進取”對立起來。“中庸”與“進取”能否共存的問題，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對這一問題的回答，理論上關乎傳統哲學的準確解讀，實踐上關乎現代價值的合理建構。

1 中庸是“萬物并育”的宇宙理想

澄清中庸與進取的關系，首先應準確理解中庸。儒家之“中庸”，不僅是思想與行動的規范，而且是一種宇宙理想。

人們通常以“無過無不及”界定“中庸”，但要準確理解中庸，必須明確中庸究竟是無過無不及于“什么”。在中庸無過無不及于什么的問題上，學者們有不同的觀點。有人認為，中庸是無過無不及于“禮”。無過無不及于禮的中庸，是一個倫理學、政治學的范疇，昭示著人與人達于和諧的理想。有人認為，中庸是無過無不及于“度”。無過無不及于“度”的中庸，是一個認識論層面的范疇，昭示著實踐之主、客體達于和諧的理想。也有人認為，中庸是無過無不及于“三”。無過無不及于“三”的中庸，是一個方法論層面的范疇，昭示著對立之“一”與“二”達于和諧的理想。上述觀點，從不同方面對中庸理想進行了刻畫，但這些刻畫并不完全。就《中庸》的文本來看，中庸不僅是一個倫理學、政治學的范疇，也不僅是一個認識論、方法論層面的范疇，它是一個宇宙論層面的范疇。宇宙論層面的中庸，關乎儒家對理想宇宙秩序的設想。它不限于無過無不及于“禮”，不限于無過無不及于“度”，也不限于無過無不及于“三”，從根本上說，它是無過無不及于“性”。

“無過無不及于性”中的“性”，是《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之性。“天命之謂性”中的“性”何解？有人將其理解為“善”，有人將其理解為“理”，有人將其理解為“情”，而從《中庸》的創作年代來看，“天命之謂性”之“性”，理應是“生”。以“生”解“性”，在郭店竹簡以及告子的思想中都可以看到端倪。有論者認為，先秦遺文中沒有獨立的“性”字而只有“生”字，后人所謂“性”的意思，在孟子那里才得到充分發展。如果“天命之謂性”確為子思的主張，那么，其所謂性，當理解為“生”。

以“生”解“性”，“天命之謂性”的意思就是天將“生”命于物。但是，天所命之“生”，不是一物之生，而是萬物之生；不是獨生，而是“共生”。如果性是“共生”之生，那么“率性”就是遵循“共生”原則，“盡性”就是無過無不及于“共生”原則。率性、盡性的終極結果，是合于中庸之道，所以中庸之無過無不及，從根本上說，是無過無不及于性，是無過無不及于“共生”的原則。

無過無不及于“共生”原則的中庸，昭示著的是一種“萬物并育”的理想。符合這一理想的宇宙，是發育萬物的宇宙；符合這一理想的社會，是鰥寡孤獨皆有所養的社會；符合這一理想的個體，是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的個體。

2 中庸蘊含著改造世界的積極進取力量

中庸以萬物并育為其宇宙理想，這一理想與進取精神有何關聯？要回答這一問題，必須明確進取精神的有無、大小取決于什么。進取精神的有無、大小，從根本上說，取決于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張力。進取精神產生于人類改造世界的實踐，離開實踐，所謂進取精神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人類的實踐是有目的的活動，這個目的，常常以“理想”的形態表現自身。如果理想與現實沒有差距，進取精神就缺少生長的土壤；如果理想與現實的差距較小，進取的動力就較弱；如果理想與現實的差距較大，進取的動力就較強。例如，在西方社會由傳統到現代的轉進中，清教徒被認為具有典型的進取精神，這種進取精神由何而來？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認為，清教徒的進取精神，源于其個體救贖的理想與現實生活的巨大差距。

如果說理想與現實的張力是進取精神的源頭，那么“中庸”與“進取”就不是對立的，因為中庸所崇尚的宇宙理想與現實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張力。杜維明認為，“儒家的理想與這個世界有很大距離。所以它有轉化的力量，而且它的力量絕對不比清教轉化的力量要弱”。“中庸”以“萬物并育而不相害”為理想的宇宙秩序，這一理想與現實之間存在著強烈的反差。如果我們冷靜地觀察現實世界，就會發現，這個世界，是一個有生有死、萬物相爭的世界。人與自身、人與人、族與族、國與國、人與物、物與物的相爭與對抗，是普遍存在的現象。與萬物相爭的現實相比，“萬物并育而不相害”是一個極其高遠的理想，所以，秉持這一理想的儒家，必然要強調剛健有為，必然要儲備極大的力量來改造這個世界。這意味著，以“萬物并育”為理想的“中庸”，絕不是一種“鄉愿”，絕不是一種折衷，它蘊含著一種積極進取的力量，蘊含著一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改造世界的勇氣。

3 中庸之“進取”有獨特的價值指向

中庸以“萬物并育”的宇宙秩序為其理想，這一理想決定了它所蘊含的進取精神，具有不同于一般進取精神的價值指向。

首先，以萬物并育為理想的進取，是重視“秩序”的進取，是強調“關系”的進取。中庸所蘊含的進取精神，不是以個體為中心的，也不是以群體為中心的。它的重心在個體間、團體間、萬物間。但是，它也不是壓制個體、壓制團體、壓制人類的。它所要求的秩序，是萬物“并生”的秩序，是萬物“各正性命”的秩序。而肯定萬物之生、肯定萬物“各正性命”的合理性，必然要給予萬物自然生長的空間。

其次，以萬物并育為理想的進取，是重視“生存”“發展”權利、推崇“和平”手段的進取。“萬物并育”以萬物之生為前提，沒有萬物之生，其他權利就將陷入“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境地。基于萬物之生的，首先是其發展的權利，其他權利，是在萬物發展過程中不斷增長的權利。沒有發展的權利，其他權利也無由產生。以生存和發展為基本權利的中庸，必然以“和平”為主要手段，因為沖突與爭斗，首先沖擊的就是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權利。

最后，以萬物并育為理想的進取，是重視“平等”與“仁愛”的進取。肯定萬物并育，就會肯定萬物在擁有生存和發展之基本權利方面的平等性；肯定萬物并育，就會肯定“生生”的價值。“生生”在儒家看來，是“仁”的最基本的表現。儒者之仁，不限于“愛人”，還包括“贊天地之化育”。圣人“峻極于天”的作用，就是發育萬物，這是“仁”的最普泛的表現。

總之，中庸以“萬物并育”為其宇宙理想，這一理想的終極指向，是合理秩序造就的宇宙共同體。中庸之宏大理想的實現，中庸之艱巨事業的完成，離不開顯性弘道的進取精神。對儒者而言，“士不可以不弘毅”，是一種源自“天命”的召喚，回應這一召喚，必須具備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這種進取精神，是儒家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