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真 母仕洪：古代伊朗的蠶絲技術、蠶絲貿易與對外交往

飾有織錦植物花卉圖案的塔夫綢外套，17-18世紀產于伊朗。資料圖片

作者：蔣真、母仕洪，分別系西北大學中東研究所教授、西南大學伊朗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

任何文明的發展都不是孤立的，都同周邊諸文明進行雙向或多向的交流互動。伊朗作為歐亞大陸的陸上走廊和交通樞紐，是古代世界文明交往的典型案例，正如我國著名中東史專家彭樹智所言：“伊朗通史是一部寫不完的文明交往史。”

伊朗是西亞文明古國，歷史源遠流長。由于地處歐亞大陸的十字路口，古代伊朗一直充當中國同歐洲經濟文化交往的中轉站。得益于地利之便，伊朗不僅通過居中把持中國和歐洲的貿易往來賺取厚利，同時還廣泛吸收和借鑒東西方諸文明成熟的生產技術。養蠶和絲織技術便是古代伊朗人民結合本國的自然環境特點，從中國間接引進的一項重要生產技術。此項技術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伊朗人對昂貴絲綢的渴求，蠶絲和絲綢外銷還成為伊朗歷代王朝的重要財源。

據美國東方學家勞費爾考證，早在薩珊王朝（224-651年）后期，大體相當于中國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桑蠶養殖技術已經傳播至伊朗高原。據傳，公元419年，一位來自中原的公主將養蠶技術傳授給西域的和闐國，再經由和闐逐漸傳至伊朗。此說雖因頗具傳奇色彩而不盡可信，卻隱含一些重要歷史信息，諸如養蠶技術西傳的大致時間、路線等，均同歷史實際存在一定吻合度。眾所周知，自張騫“鑿空”創舉之后，漢代中國同中亞、西亞諸國的交往日漸頻繁，桑蠶養殖技術便是經新疆、中亞諸民族之手逐步“接力”輾轉傳入伊朗，是古代中國和中亞、西亞各族人民長期交往的歷史結果。自此以降，桑蠶養殖便在伊朗安家落戶，長盛不衰。時至今日，蠶絲業仍是伊朗一些省份的重要產業，挺拔繁茂的桑樹則成為伊朗許多城市街頭亮麗的風景線。

伊朗的蠶絲業主要分布在北方的吉蘭、馬贊達蘭諸省，同伊朗腹地氣候酷熱、鹽澤廣布、水源稀缺的惡劣環境相比，這些省份堪稱伊朗少有的“寶地”。它們毗鄰里海，氣候溫暖濕潤，降水充沛，是桑樹種植、蠶卵孵化和蠶蟲成長的優渥環境，適宜桑蠶的規模化培育。再加上位居交通要津，便于蠶絲的運輸和出口，因而成為伊朗蠶絲業的發祥地。

薩珊王朝統治者重視并鼓勵蠶絲業的發展，除自產自銷外，還開始向周邊的拜占庭帝國和中亞諸國銷售蠶絲。薩珊王朝覆滅后，伊朗相繼處于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等異族統治之下，游牧民族侵擾和時局動蕩使伊朗蠶絲業飽受沖擊和摧殘，盡管個別統治者基于增加財政收入的考量對其有所扶植，但規模已大不如前，總體處于低潮發展狀態。

迨薩法維帝國（1501-1722年）崛起后，伊朗進入長時段的社會穩定，蠶絲業的發展迎來了“黃金時代”，其數量和規模相較前代取得長足進步。自古以來，中國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蠶絲和絲織品的生產國和輸出國，但在經歷13-15世紀陸上“絲綢之路”的最后一次大繁榮后，中國同西方的陸上通道由于內亞草原勢力的勃興而被阻斷。西方各國絲織業的發展對蠶絲的需求有增無減，這為薩法維蠶絲填補市場真空，并在此后一段時期內維持“獨領風騷”的局面提供了有利條件。正是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下，這一時期的伊朗蠶絲風靡國際市場，各國商人競相追逐。印度商人對伊朗蠶絲垂涎三尺，以滿足國內紡織品生產的需求。伊朗蠶絲還被運往奧斯曼帝國，作為布爾薩城紡織品作坊的生產原料。威尼斯的錦緞生產、里昂的絲綢制造等產業極度依賴蠶絲，西歐諸國商人大量搶購伊朗蠶絲，西歐攀升為伊朗蠶絲最大的外貿市場。據不完全統計，17世紀初伊朗每年向歐洲一隅的蠶絲出口量就不少于20萬公斤，17世紀60年代伊朗蠶絲的年收益額高達1672000英鎊。對于薩法維政府而言，這是一筆數量極為可觀的收入。易言之，蠶絲外貿成為薩法維王朝躋身中世紀三大伊斯蘭帝國行列的經濟支撐。

薩法維時代伊朗蠶絲的外貿路線主要有五條：其一，印度路線，即向東輸入印度次大陸，換取印度的棉紡織品。其二，黎凡特路線，即向西經美索不達米亞運抵敘利亞，在黎凡特港口轉海路運往西歐，或者從波斯灣經阿拉伯海、紅海運往埃及，再從埃及經地中海航線轉運西歐，主要換取西歐的白銀。其三，好望角路線，即從波斯灣沿岸的阿巴斯港起航，經南非好望角運往西歐。其四，伏爾加河路線，即向北經里海-阿斯特拉罕-伏爾加河流域輸入俄國，主要換取俄國的皮革、刀劍等物產。伏爾加河航線開通稍晚，16世紀中葉，俄國相繼攻陷喀山汗國（1552年）和阿斯特拉罕汗國（1556年），伊朗蠶絲向北流通的渠道方才打通。其五，安納托利亞路線，即從伊朗西北部輸入奧斯曼帝國的布爾薩等城市。16-17世紀，伊朗蠶絲貿易將薩法維伊朗、莫臥兒印度、奧斯曼土耳其、西歐、俄國等國家和地區聯系在一起，成功構建起以蠶絲為媒介，以伊朗為中樞，歐亞諸經濟體共同參與的蠶絲貿易網絡。

與此同時，為獲取伊朗蠶絲貿易的競爭優勢，西歐諸國的特許貿易公司開始謀求在伊朗本土建立商業據點，開設辦事處，直接同薩法維王朝開展貿易合作，成為推動歐洲諸國與薩法維伊朗經濟文化交往的驅動力。在此背景下，歐洲各色人等紛至沓來，絡繹不絕，開啟歐洲人進入伊朗的第一波高潮。他們出入伊朗宮廷，結交權臣顯貴，抑或深入街頭巷隅，體察民風民俗。如此，歐洲文化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東漸入伊，伊朗的相關文化信息亦隨歐洲人西返入歐，雙方的交往達到一個歷史新高度。

此外，絲織品亦是伊朗對外交往的重要物質載體。蠶絲很早就被廣泛應用于絲織品制造，成為古代伊朗絲織品蜚聲海外的重要先決條件。古代伊朗的絲織品種類繁多，質地優良，工藝精美。現今在倫敦和巴黎存有兩塊薩珊時代的絲綢殘片，它們色澤鮮明，圖案精美，是伊朗絲織業歷史悠久、技藝精湛的象征，也是古代伊朗絲織品在海外流播的歷史物證。在形形色色的伊朗絲織品中，波斯地毯一直是久負盛名的拳頭產品。2013年6月，一張薩法維時代的波斯絲織地毯以3370萬美元的天價在紐約拍賣所落槌成交，其受追捧程度可見一斑。從古至今，波斯地毯都位居最受歡迎的伊朗商品之列，世人謂之為“伊朗五寶”（石油、藏紅花、黑魚子醬、開心果、地毯）之一。各國名流喜愛有加，爭相購買，風行國際市場。

養蠶織絲技術西傳波斯是古代中伊兩大文明交往的歷史見證和縮影，其后，蠶絲亦成為伊朗同歐亞諸文明交往的媒介和紐帶，是古代世界文明交往中物種交流和商品流通的顯例。在古代“絲綢之路”上，伊朗不僅扮演著中國絲綢轉運者的角色，同時還是蠶絲和絲織品的重要生產者和輸出者。由此，從一個側面揭示出古代伊朗與歐亞大陸諸文明交往的廣泛性與角色多元性，也進一步凸顯出伊朗在古代“絲綢之路”上發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