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昌盛：風雅嘯聚與魏晉唱和詩的興盛

作者：徐昌盛，系山東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唱和詩早在漢代已經出現。《文選》收錄的西漢武帝時期李陵和蘇武的唱和詩，已被普遍認為是后人的假托之作。目前可靠的早期唱和詩，有東漢后期秦嘉與徐淑的夫婦贈答和蔡邕的《答對元式詩》《答卜元嗣詩》等。魏晉時期的唱和詩蔚然興起，來自鄴下盛行的“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等文學活動的促進。西晉天下一統，《文心雕龍·才略》說“晉世文苑，足儷鄴都”，詩歌唱和再度興盛，園林臺閣成為詩歌唱和的重要場所。魏晉唱和詩具有豐富多彩的表現形式，遵循了同題和同體的創作方式。魏晉唱和詩的興盛，還促進了總集的產生與復興。

魏晉詩歌唱和的風氣，得益于和平穩定的環境和各方人才的集聚。鄴下時期，北方一統，人才薈萃，鑄造了魏晉唱和詩的第一個高峰。建安九年（204），曹操占據了鄴城，十三年（208），曹操攻破南方學術中心荊州，將王粲等文人學者會集到鄴城。曹植《與楊德祖書》說：“昔仲宣獨步于漢南，孔璋鷹揚于河朔，偉長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璉發跡于大魏，足下高視于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包荊山之玉，吾王于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纮以掩之，今盡集茲國矣。”鄴城是曹操的基地，天下人才薈萃于茲，使鄴城成為當時的文化學術中心。及至西晉太康時期，天下一統，人文鼎盛，又迎來了魏晉唱和詩的第二個高峰。西晉的文學活動發達，有華林園集會、金谷園集會、尚書省詩歌唱和等。晉武帝華林園集會可考的有三次。一是泰始四年（268）二月的華林園宴集賦詩。史載“泰始四年二月，上幸芳林園與群臣宴，賦詩觀志”（干寶《晉紀》），又說“散騎常侍應貞詩最美”（孫盛《晉陽秋》）。二是太康二年（281）三月上巳祓禊作詩。程咸所作詩的“序”稱“平吳后三月三日從華林園作壇宣宮，張朱幕，有詔乃延群臣云云”，詩云“皇帝升龍舟，侍幄十二人”，則參加詩會者有十二人。三是太康六年（285）三月上巳華林園詩會。現存張華《太康六年三月三日后園會詩》四章。石崇的金谷園集會也有多次，但以元康六年（296）石崇“假節、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最為著名。當時“送者傾都，帳飲于此”，石崇《金谷詩序》說“凡三十人，吳王師、議郎、關中侯、始平武功蘇紹字世嗣，年五十為首”，可見參與者眾多，又說“遂各賦詩，以敘中懷”，則知主要是詩歌唱和。東晉著名的蘭亭集會，正是有意識地模擬金谷集會。《世說新語·品藻》載：“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己敵石崇，甚有欣色。”西晉尚書臺詩歌唱和也是突出的現象，現在尚留有尚書郎摯虞、尚書郎傅咸與尚書褚武良、尚書郎李叔龍、尚書郎伏武仲等人的五首贈答詩，屬于臺閣詩歌唱和的先聲。

魏晉唱和詩具有豐富多彩的表現形式。四言是《詩經》的主要體式，四言詩屬于魏晉詩歌的正體，因此西晉摯虞《文章流別論》說“雅音之韻，四言為正”，《文心雕龍·明詩》亦說“四言正體”“五言流調”。但在唱和詩的創作中，魏晉詩人對詩歌體式的選擇比較自由。建安時期的王粲《贈蔡子篤詩》《贈士孫文始》《贈文叔良》等為四言詩，而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贈徐干》《贈從弟》等為五言詩，則建安詩人的唱和兼用四言和五言。西晉的傅玄、傅咸父子是儒學世家，參與制禮作樂，傅玄《答程曉詩》有兩首，其中四言和五言各一首，而傅咸的《贈郭泰機詩》和《贈何劭王濟詩》都是用五言寫就，則魏晉詩人在贈答詩上對四言和五言的使用并無軒輊。在贈答的形式中，一般是一詩一贈，也有一詩兩贈，如曹植《又贈丁議王粲》、傅咸《贈崔伏二郎》等；一般是一贈一答，也有一贈兩答，如盧諶《贈劉琨》，劉琨有《答盧諶》和《重贈盧諶》兩首。贈答詩一般是自己創作，但也有代作的情況，如潘岳《為賈謐作贈陸機》，屬于為上司代作，陸機、陸云都有《為顧彥先贈婦》，顧榮本是文學家，毋庸倩筆，陸機、陸云的代作屬于游戲之作。

魏晉唱和詩遵循同題和同體的創作方式。《魏文帝集》說曹丕“為太子時，北園及東閣講堂，并賦詩，命王粲、劉楨、阮瑀、應玚等同作”，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說“賦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曹丕是鄴下文學的實際領袖，促成并引領了詩歌唱和的風氣。鄴下時期的文學活動，往往圍繞同一題材進行創作。如飲宴活動的《公宴詩》現存有曹植、王粲、劉楨等作品，游戲活動的《斗雞詩》現存有曹植、劉楨、應玚等作品，都屬于詩人們的同題創作。在同一題材的創作過程中，一般要遵守同一體式的要求，如前述《公宴詩》和《斗雞詩》都使用了五言體式。同樣，在詩歌唱和中，一般要遵守同體的要求，如《文選》“贈答”類的張華《答何劭》和何劭《贈張華》都使用五言體式，又如潘岳《為賈謐作贈陸機》為四言體式，陸機《答賈謐》說“魯公贈詩一篇，作此詩答之云爾”，也采取四言體式。當然這不是絕對的，如盧諶贈劉琨以四言詩，劉琨答以四言詩，又重答以五言詩。

魏晉唱和詩促進了總集的產生和復興。鄴下時期的詩歌唱和，促進了總集的產生。曹丕寫信給吳質說“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并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又說“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曹丕由于懷念鄴下的文學活動，將舊日游園、公宴、斗雞等詩歌匯聚起來，便成了最早的單一文體總集了。根據謝靈運的《擬魏太子鄴中集》推測，當時的總集或名為《鄴中集》。鄴下詩歌的匯集，是由文學活動促成的，不同于西漢劉歆《七略》“詩賦略”的圖書編纂活動，因此可以說《鄴中集》是文學總集的肇端。隨著鄴下文學活動的沉寂，總集的發展也一度陷于停滯。西晉初年文學集會的繁榮促進了總集的復興。元康六年，石崇舉辦了金谷園詩會，并編成《金谷集》（劉宋裴松之注《三國志》時說“［蘇］紹有詩在《金谷集》”），《序》中說“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覽之哉”，則《金谷集》的編纂不僅有名傳后世的動機，而且在曹丕《鄴中集》的基礎上創新了體例，同時也啟迪了王羲之《蘭亭集》的編纂。魏晉之際，還出現了另一種形態的總集，如傅玄《七林》、摯虞《文章流別集》、李充《翰林論》，它們屬于史學家的“采擿孔翠”，不同于文學家的文雅創造。

魏晉時期的文學活動紛繁多樣，呈現出魏晉文學的繁榮局面，而詩歌唱和是文學活動的基本形式，不妨說魏晉詩歌唱和是文學自覺過程中最鮮明、最生動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