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誦明：復興民族之基礎在于教育

作者：徐冬冬，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國家一級美術師、西北大學兼職教授。

北京大學醫學部校園里的徐誦明銅像 資料圖片

西北聯合大學 資料圖片

徐誦明翻譯的《病理學》 資料圖片

學人小傳

徐誦明（1890—1991），浙江紹興新昌人，教育家和病理學家。1903年考中秀才，1904年考入浙江高等學堂，1907年赴日本留學，1908年加入同盟會，1918年日本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后留校從事病理學研究。1919年歸國，在北京醫學專門學校任病理學教授。1928年至1948年，歷任北平大學醫學院院長、北平大學校長兼農學院院長、西北聯合大學校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同濟大學校長兼醫學院院長、沈陽醫學院院長等職。新中國成立后，曾任衛生部教育處處長、人民衛生出版社社長，兼任北京醫學院一級教授。譯有《病理學》等，著有《學校衛生》等。

今年是我的外祖父徐誦明先生誕辰130周年。我經常想起北京大學醫學部校園里那尊他老人家的半身銅像，那是1992年北京醫科大學（現北京大學醫學部）建校80周年時，為了紀念他而雕塑的。轉眼快三十年過去了，這尊銅像依然默默注視著校園里來來往往的師生。

徐誦明始終與人民大眾站在一起，不計個人名利，帶著強烈的使命感，以教育救國的理念服務于中國的高等教育、醫學教育。作為中國現代高等教育、現代醫學教育的先驅，作為中國病理學、西北高等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他的愛國情懷，他的治學風范，就像那座銅像一樣，將被中國教育史所銘記。

科學治校 為國育人

“復興民族之基礎在于教育”，這是1939年5月19日，徐誦明在《一九三九年國立北平師范大學畢業同學錄》上的題詞，這也是他一生堅守的教育理念。徐誦明在20年的時間里擔任過五所大學的校長，其間歷經軍閥混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他始終以一個教育家的姿態，以教育救國為宗旨，為國育人。

清末廢科舉，成立了京師大學堂；軍閥混戰時期，張作霖入駐北京，又搞了一個京師大學校；而國民黨北伐勝利后，京師大學校改為中華大學，這就是后來的北平大學。北平大學是模仿法國拿破侖帝國大學的大學組合體，如今的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天津大學等也曾是這所大學的一部分。北平大學成立于1928年，到1939年解體，共12年歷史。1932年，徐誦明成為北平大學的第三任校長。他的前兩任是大名鼎鼎的李石曾、沈尹默。

在北平大學校長任上，徐誦明首先做的，是健全學校的規章制度，使其逐漸走向穩定，聚集了眾多名師和優良生源。幾年后，日寇侵入華北，徐誦明又堅定不移帶領師生走上了西遷之路。

1944年，徐誦明調任同濟大學校長兼醫學院院長。那時，同濟大學在四川宜賓李莊辦學，條件十分艱難，“一無電燈，二無書店，三無影劇院”，又面臨物價飛漲，學校的經濟十分困難。徐誦明堅持勤儉辦校，領導同濟大學渡過了難關，還擴大了規模，在校師生人數有所增加，學校的設備有所充實，院系設置有所擴增。在如此困難的條件下，他的眼光緊盯世界教育前沿，建立了法學院；將工學院造船組改為造船系，增設了機械專修科；把理學院數理系分為數學與物理兩系；醫學院先后建起了生理館、藥物館、解剖館等，組建附設了高級護士職業學校，還建立起了國內第一所正規化的醫事檢驗學�！�—高級醫事檢驗職業科。他還改變了同濟大學歷來只聘留德人員的舊規，開始聘請一批留英留美人員任教并派出婦產科教授胡志遠到美國留學。他在任的這段時期，同濟大學開始向綜合性大學發展。這些改革措施都是借鑒世界名校的做法，在戰亂頻仍的中國實屬不易�！白⒁饷裰鬓k學和廣延人才”，這是同濟大學校史對徐誦明的評價。

抗戰即將結束之際，遷至大后方的學校都紛紛醞釀、部署歸返原地的工作，國民黨當局有意將同濟大學留在四川，徐誦明考慮到學校的發展和廣大師生的意愿，堅決不同意。蔣介石到宜賓巡視，見到徐誦明，面詢可否將學校留在四川重慶續辦，徐誦明告其全校師生員工返回上海的心情迫切，表示無法從命。1945年10月23日，學校成立了遷校委員會，徐誦明于1945年12月先期到上海，找上海當局及一些故友舊好，多方聯系求助，商定遷校事宜。他在寫給教育當局的信中慷慨陳詞，言稱：“得其在原地恢復弦誦之聲，繼續為國育人，則幸甚至矣�！�

1946年6月，同濟大學遷回上海。1949年畢業于同濟大學的校友、2005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著名肝膽外科專家吳孟超說：“應該感謝徐誦明校長，他堅持回上海，拒絕蔣介石遷校重慶的命令。學校發給每人若干復員費，自己設法尋找交通工具回上海。”

除了擔任綜合性大學的校長之外，徐誦明還兼任過醫學、農業、法商、工學等學院的院長。特別是作為中國現代醫學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他擔任過多所醫學院校的校（院）長。

1919年，徐誦明從日本回國，在北京醫學專門學校任教。自此以后，他便積極投入醫學教育之中。在北平大學醫學院，他主張實施七年制的教學，在《教育通訊》上發表關于醫學院建設的文章，指出中國醫學條件差、人民健康水平低、從醫人員匱乏的現狀，介紹北平大學醫學院各個專業的設置，而且介紹當時全國各高等院校設立醫學院的情況，鼓勵學子報考醫學院。

在其他學院任職，徐誦明也絕不做空頭院長。在北平大學校長兼農學院院長任上，他就對農業教育的戰略性有所思考。在為《國立北平大學農學院1933年級畢業同學錄》所作的序言中，他指出：“我國以農立國，而比年以來，農村破產之聲，日益騰播，國本所系，人人皆知其危殆，于是政府不得不亟籌挽救之法�！彼�驚呼：為何“農村破產”“劫奪勒贖，幾遍全國，少有蓋藏之家，不遑寧處”？為何“田主不能自耕，不敢斥其余資以購田”“田多荒蕪”？為何“赤地千里”“渠堰荒廢”“蠶桑畜牧茍一遇之，無不蕩然”“村落相望，盡為死墟”？為何“疾病巫覡，迎神賽會，賭博游冶，毒藥之嗜，足以傾其家喪其身者，日趨之而不覺”？雖然與政治風俗不振、農政不修有很大關系，但農學諸君無法“展布所學”，教育不興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振興垂危之民族農業，必須由倡導新的“學俗”做起，“學俗不倡，其關系尤巨。深望本院畢業諸君，人人以救國之責自負。出其所學以振此垂危之農業，庶國本得以鑒定，而民族亦有復蘇之望乎”�？梢�，他始終把教育事業與民族的復興緊緊聯系在一起。

新中國成立后，徐誦明繼續著他的醫學教育事業。

他提出，“舊醫學教育必須改革”。在他看來，以往的醫學教育之所以成效甚微，主要的原因有兩個。第一，“反動的統治階級徒知剝削自肥，對于人民的疾苦災害，從來漠不關心。雖然，在40余年間辦了42所醫藥院校（包括私立13校，軍醫學校不計其內）”，但是“經費是否足用？設備能否合于條件？師資如何培養？每年能養成醫師若干人？均無通盤周密的計劃。人民的急迫需要何在？自然更不在彼等思慮之內”。第二，“醫學教育制度不良，也是不能收到成效的一個重要因素”。這主要包括：一是“教學沒有、也不可能有正確的政治目標，學成以后，沒有為人民服務的觀念，只是為求技術而學技術”；二是“沒有樹立獨立自主的醫教體系，學制也好，教材也好，大多數不是抄襲英美，就是效仿日本，適合國情與否？很少注意。少數學校還有一種極不合理的現象，教員講課，學生筆記，不是滿口英語法語，就是滿紙德文日文，殖民地式的教育，表現得充分無疑”；三是“舊制醫科分�？茖W校和學院兩級，都招收高中畢業生，�？萍壩迥戤厴I，學院級六年畢業，但也有延長至七年八年的”，“粗制濫造，固所不許，徒知提高而不知普及，斤斤于年限之長，也是太不切合實際”。

那么如何改革呢？他主張：第一，“授以醫務人員應備之道德，公醫制度和醫學發展史，使學生于入學后即奠定為人民服務的人生觀”。第二，“建立新民主主義的醫學教育，一切均由解決廣大人民的發病痛苦出發，基礎科目服從臨癥科目，臨癥科目服從現實需要。教材由中央統一編審，以期適合國情。對于歐美醫學，必須批判后始予接受”。第三，為早日解決廣大人民的疾病痛苦，應改善教學方法，使理論聯系實際，縮短學制。年限雖然縮短一二年，“質”不僅不致降低，反而可能提高。第四，在通專教育方面，主張推行“專科重點制”，故推行“在學生時期開始專科化”。

20世紀50年代，在衛生部統籌領導下，徐誦明還規劃了全國醫藥院校的建設發展、招生規模，使新中國的醫學教育事業形成了比較完整的體系。

不畏強權 教育救國

在民族大義面前，徐誦明一向旗幟鮮明。

1935年，日偽炮制“冀察政務委員會”，妄圖把華北變成第二個“滿洲國”。徐誦明與北京教育界知名人士聯合簽署發表了《北平教育界同人宣言》，公開反對破壞國家統一的行為。這之后，平津各校于12月6日向國民政府行政院、軍事委員會、全國各報館、各通訊社、各雜志社、各機關發出通電。幾日后，“一二·九”學生運動開始，在游行學生中，有3名北平大學學生被捕，翌日由徐誦明保出。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北京淪陷。9月，北平大學、北平師范大學、北洋工學院合并成立國立西安臨時大學，此前擔任北平大學校長的徐誦明成為國立西安臨時大學常務委員會委員，主持校政（臨時大學不設校長），兼任該校法商學院院長。在徐誦明的號召下，北平大學各學院六百余師生沖破日偽封鎖線，想盡方法陸續到達西安。

這年年底，上海、太原等地相繼失陷，關中門戶潼關告急，敵機經常飛到西安上空侵襲轟炸，西安臨時大學不得不遷往陜南漢中，改為西北聯合大學。飽經艱辛的流亡愛國學子們不愿遷校，抗戰愛國的激情日益高漲，時刻準備奔赴戰場。徐誦明理解廣大師生的愛國情懷，但他更懂得作為校長如何保護好師生的生命以及設施、圖書、資料等一切資源，這對于中華民族又是何等的重要，所以他和其他常委們，一起向師生們講明道理，讓大家認識到團結一致、保護好大學并使其正常運行也是抗戰的重要任務。

從西安進入漢中唯一的線路就是川陜公路，這條路翻越秦嶺山區，十分險峻，常有車翻人亡的事故發生。為了保護師生安全，學校成立了以徐誦明為首的17人遷移委員會。1938年3月16日，西安臨時大學正式遷離西安，全校以軍隊編制組成，在“行軍大隊長”徐誦明的帶領下，師生們又一次走上了流亡之路。他們踩著泥濘道路，啃著鍋餅，唱著“為了保衛家鄉、土地……咱們站成隊伍，一起拿起槍桿”，過渭河、越秦嶺、渡柴關、涉鳳嶺，徒步500多里，經過近半個月的時間，終于抵達漢中。在這個隊伍中就有我的外祖母王熙金女士，她是一位知書達理的小腳婦女。我的母親徐幼青當時只有五歲，她的大姐徐幼惠剛從日本歸來，年方25歲，當時在臨時大學醫學院婦產科任助教，也跟隨父親走上了抗日育人的道路。許壽裳、徐誦明之子徐一郎承擔起護送徐家女眷奔赴漢中的任務。

剛剛抵達漢中，還未到住所，徐誦明就馬上在先遣人員的工作基礎上，親自勘察選定各學院的校舍，以保證教學工作的順利開展。

在論及戰時最高學府學生應如何救國時，徐誦明指出：“不一定非拿槍到前線去才是救國，我們在后方研究科學、增強抗戰力量，也一樣是救國”�！颁瓰閲�家百年教育至計”，在抗戰時期，戰區內教授學生不應失教失學，并當訓練各種專門人才，以應國家之需要。

在他看來，在長期抗戰中，“身受大學教育之青年”應當“為民前鋒”，“誓必盡逐倭寇，光復河山，重返北平，不失舊物”，另外還要“作建國儲材”，效力不可后人；“吾儕生此偉大之世，允宜及時精進，努力貢獻。凡在國民，咸有斯責”。他還以《離騷》中的詩句“陡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來勉勵畢業同學。

對于戰時高等教育如何成為復興民族之基礎，徐誦明有完整而具體的思考。其一，戰時大學，要“從事必須之建設”，使其“漸成為一完善之大學”，故要保證基本教育經費的投入；其二，在基本建設專項經費方面，他認為“每一大學必須有實驗室、圖書館及實習工場三種基本設施，否則對于學生課業之研究、實驗工作等，均無妥善辦法”；其三，在學生就業方面，他認為“值茲時期，各機關團體，紛紛裁員，各生對于個人職業問題，自感焦慮”，畢業生又“為數頗多”，故必須做好“畢業生服務問題”，“以期學能致用，增加抗戰力量”；其四，“導師制非切實施不可，其能否生效，在導師之負責指導，故對于導師之擇選應特別注意”；其五，在戰時遷徙地，“學生之一切舉動，均宜自行檢點，以期為民眾之表率”，具體如“漢江游泳，務宜穿著游泳衣，藉重觀瞻”，“購置各項用品，言語務須和藹，如商人故意抬高物價，盡可報告縣政府，加以制裁，不可直接辦理，致起沖突”，唯有如此，才能“為民眾之表率”，效命于民族復興，“領導地方提高文化”。

1938年7月，抗日戰爭進入了僵持階段，西北聯大師生愛國進步的傾向，使國民黨教育當局深為不安，他們加強了對進步教授的控制，增派了胡庶華、張北海為校務委員會委員、常委。1938年9月，新學期開始，徐誦明請辭自己兼任的法商學院院長，聘請魯迅的好友、歷史系主任許壽裳為法商學院院長，但遭到了國民黨教育當局的抵制，他們認為徐誦明走得太遠了。他們組織三青團圍攻許壽裳，并越過校常委，直接任命張北海為法商學院院長。許壽裳得知消息后，立即向學校提出辭呈，徐誦明隨即批準他的請求，同時自己也向國民黨教育部提出辭職。

因為此事，國民黨當局對徐誦明非常不滿，并以解散西北聯合大學作為威脅，一面派特務帶槍住校監視，一面密令徐誦明解聘西北聯大曹靖華、韓幽桐、沈志遠、章友江等10多位進步教授，徐誦明堅決不執行解聘教授的命令，認為辦大學應該堅持學術自由和兼容并包的方針，而被要求解聘的這些教授是為堅持愛國抗戰，才從繁華的北平來到了偏僻的陜南，為抗戰育人貢獻力量，在這艱苦的環境中，大家應該同患難，而不應解聘他們，使他們失去養家生活的保障。他的這種行為被國民黨當局認為具有包庇左翼分子和容共的嫌疑。當徐誦明又一次拒絕執行解聘進步教授的命令后，他們開始逮捕進步教員和學生。徐誦明鄙視國民黨當局在西北聯大伙同胡庶華、張北海安插特務，樹立黨羽、排除異己的行為，憤慨其不顧抗戰時期廣大師生的愛國熱情，用非正常的行政手段干涉具有革命傳統的北平大學的教學工作。徐誦明與其他40多位愛國教授憤然辭職。

有同學質問：“愛國何罪？”1939年暑期，趁師生不在校的間隙，國民黨當局宣布將西北聯大改組為西北大學等五校。從此，西北聯大之首的北平大學在國民黨的迫害下，從歷史上消失了，這是中國教育史上的悲劇。但徐誦明的愛國熱忱和不畏強權、剛正不阿的品格，深深留在廣大師生的記憶中。

史學家顧頡剛在回憶錄中寫道：“西北聯大本來徐誦明做得很好，他（陳立夫）派張北海作該校法商學院院長，帶了手槍去發給學生，教他們鬧起風潮來，把徐氏逼走�！�

發展學術 填補空白

1919年，徐誦明從日本歸國后，先是在北京醫學專門學校教授病理學。這所學校的校址是清代“御醫院”的舊址，設備差，校舍簡陋，但具有民族特色，又是中國創辦較早的西醫學校。在這所學校，徐誦明創建了我國第一個病理學教研室，填補了我國病理學的空白。

那時，很多教會學校用英文授課，但徐誦明堅持用中文講課，使用中文醫學名詞。在學術上不受當時各國學派的局限，盡量融會歐、美、日諸派之長。授課時也不局限于老教材，而是廣泛引述英、日、德的醫學文獻，內容充實，使教學卓有成效，得到學生的廣泛歡迎。當時，沒有中文的病理學教材，徐誦明將日本病理學家木村哲二的《病理學》譯成中文。他頂住壓力，推進尸體解剖，積累尸體標本，以供教學和研究之用。1920年，他出席醫學各科名詞審查會議，負責審定病理學的中文名詞，這一工作奠定了用中文講授西方醫學的基礎。他采用的病理學中文名詞如“梗塞”“血栓”等一直沿用至今。

他不僅大膽引進病理學理論，創建中國病理學學科，培養病理學人才隊伍，而且積極推動中國的法醫學建設，培養法醫學人才。他認為法醫學雖然當時在中國的地位還不是很高，但有著廣闊的前景。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會逐漸認識到法醫的重要性。法醫是技術科學，若能深入研究，也是科學救國的一端。他對早期的中國法醫工作者提出希望：“只要諸君努力，將來希望很大，出路極廣。”他當時的助教和學生洪式閭、林振綱、李漪、許蔭棠、林幾、潘世晟等，日后都成為中國卓越的病理學、法醫學專家。其中，林幾于1931年在北平大學醫學院創建了中國第一個法醫學教研室，成為中國法醫學奠基人，而洪式閭則成為寄生蟲學的奠基人。

北醫的畢業生對他的課程記憶頗深，著名兒科專家隋式棠曾回憶說：“我是1929年考入北平大學醫學院的。初開始，醫學課程既無中文課本，又乏現成講義，教師們的講稿都是從外文書籍中摘錄來的。上課時先生講，學生記。由于多數學生沒有筆記習慣和不諳教師口音，下課以后還必須互校筆記，重新整理，頗為麻煩。至1932年，開了病理學課程，由已接任平大校長的徐誦明教授主講。徐師的講稿內容豐富，條理清楚，層次分明；兼之其口齒清晰，聲音柔和，抑揚頓挫，字字人耳，遂免卻了學生們課后校整筆記之苦，極受大家歡迎。這是我從小學到大學印象最深的一位老師……”

自從擔任北平大學醫學院院長起，每年新生入學的第一堂課，徐誦明都親自講授，主題都是如何成為合格的醫學工作者。外祖父曾對我講，“人者仁也”，作為醫務工作者，更要敬畏生命、尊重患者。無論是親朋好友，還是陌生人，甚至是敵人，只要他身患疾病，醫務工作者都應該救死扶傷。自幼受到家鄉碩儒王陽明“知行合一”思想影響的徐誦明，既是這么想的，也是這么做的，而且把他的思想傳遞給學生們，他常常講的一句話就是，“不光要培養能治病的學生，還要培養有良知的學生”。

2019年，西北大學復辦醫學院，招收的首屆本科生班級就被命名為“徐誦明醫學卓越班”。這是對徐誦明的紀念，也是對新一代醫學工作者的期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