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朝明：用儒學智慧助力世界和平

作者：楊朝明，系孔子研究院院長、教授

20世紀80年代，在討論“面向21世紀”的國際會議上，有西方學者提出：“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致力于社會和諧、天下大同。面對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要減少紛爭、消弭戰亂，需要借鑒中國儒學智慧。

“和而不同”與相互尊重

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這句話是講君子的境界。君子能夠與他人和諧相處，卻不會簡單茍同附和；小人則相反，往往茍同附和，卻未必能與人和諧相處。也就是說，君子不會相互勾結、黨同伐異，不會不辨是非、喪失原則。

中國文化重“和”，以和為貴，但不是無原則片面追求“和”，而是不違背禮法，不為和而和。“和而不同”重點在“和”，同時強調承認差異，強調對差異的理解與尊重。“和而不同”不等于“不同而和”，朱熹解釋說：“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理解和尊重具體體現為“和”，但理解和尊重不是曲意逢迎。

和而不同，以禮節和，關鍵在于“禮”。孔子說：“禮也者，理也。”人們循理而動，才能和諧。顯而易見，和平與和諧需奠基于人類理性與道德的團結。然而，由于對彼此缺乏了解等原因，不同國家與區域之間還充斥著猜疑甚至敵意，有的則不顧及諸如平等、相互尊重等原則，以自身的傲慢與偏見看待他國、敵視其他民族。和平必須奠基于人類理性與道德之上，當今世界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經濟下滑，尤其需要國家間的互助與協作，各國政府和民族之間應求同存異，彼此尊重不同的想法。

東海西海，心同理同。關鍵是要遵道而行、循禮而動。世界上最根本的理，在于“愛”“敬”二字。儒家重視孝悌，正是視愛與敬為“政之本”。孔子主張“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漢代亦有“人道之極，莫過愛敬”的說法。西方有博愛精神、神圣觀念，與中國儒學的仁愛精神、敬畏觀念殊途同歸，世界各國與各民族只有互相理解，求大同、存小異，真正發揚“愛與敬”的文化精神，才能為世界和平奠基。

“推己及人”與互相包容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突出特點在于以人為本，思考人性和人的價值。人是社會的人，就應該思考“人之所以為人”的問題。孔子教人修文德，立忠信，注重克己推己的修己功夫，這也是儒家思想學說的精髓與根本。孔子說“吾道一以貫之”，曾子稱這個“一”貫之道無非就是“忠恕”而已。忠，克己修己；恕，推己及人。

在早期中國，“一”意味著整體思維。人們認為世界原初狀態是“太一”，現實世界由“太一”化生而來。孔子說“夫禮，必本于太一”，又說“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然后“禮儀有所錯”。處理現實世界的各種關系，必須有“一”的思維。現實世界有數不盡的兩兩相對的關系，要有“一體”思維、“整體”的觀念，處理人際關系則要遵從“忠恕”之道，有修己而推己的換位思考。中國圣王之道無非“忠恕”而已，“忠”是人們修養的基礎，“恕”是為人處世的境界。修己使個人莊敬，修己以安他人，修己以安頓百姓，這是極高的境界。孔子說：“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安百姓，和天下，這是和諧世界的需要。“忠恕違道不遠”，人若做到“忠恕”，距離“道”就很近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看似簡單的道理，似乎人人可為，卻需要付出極大的努力。人們好像不難孝親，卻未必能將這種“親親”之心推衍放大。人能“親親”，才有可能“不獨親其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才能夠“泛愛眾”，讓世界充滿愛！儒家特別看重“忠恕”的修養方式，以之為“絜矩之道”，稱之為“君子之道”，就是希望在處理各種人際關系時推己及人、換位思考。

英國作家貢布里希說，在孔子學說的影響下，“偉大的中華民族比世界上別的民族更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幾千年”。世界知名學者孔漢思說，全球倫理最基本的兩個倫理框架，一個是人道，即孔子說的仁；第二個是孔子在人文規則歷史中設立的第一個黃金法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世人如能正身修己，尊重包容，以忠恕之道勉力而行，并將這種修養方式由人與人，推至國與國，擴于民族、宗教、文明之間，世界大同理想就不難實現。

“天下為公”與共同發展

孔子“述而不作”，“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繼承他以前數千年的中國文化，提出了“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社會理想。他希望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希望人們推衍親情，放大善性，各盡所能，相互關心。他站在人類發展的中心點，思考人心與道心、人情與人義、天理和人欲的關系，希望人們都按照“社會人”要求修養自身。這是2500年前孔子儒家所發出的強音。

天下為公，意味著和諧相處，守望相助，共同發展。所謂“背私為公”，“公”指的是公共意識、公共道德。儒家講求“角色倫理”，要求人們各正其名，安其分，盡其力。唐代有人云“心茍至公，人將大同”，明末思想家有言“天下非一姓之私”，提出了“公天下”主張，還把它凝聚成“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個人道德要求。“天下為公”是中國社會公德的最高原則，是中華民族道德精神的核心。

中國先民認知世界，乃以天地為師，著眼古往今來，關注四方上下。在中華文化早期典籍中，“天下”“萬方”“四海”這樣的概念層出不窮，這源于中華文明的天下觀、世界觀、整體觀，在與世界的互動中，人們理解到“天道成而必變”“道彌益而身彌損”，從而強調人際之間、邦國之間的相互依存、休戚與共、合作共贏。

孔子提出的方法是簡單的，但其中蘊含著比人們第一眼所看到的更多的智慧，孔子思想包含了“天地之美”“萬物之理”。早在1843年，美國的艾默生得到中國的四書譯本后細心研讀，從而對孔子產生了仰慕之情，他認為，孔子心目中的君子具有入世精神，又能自拔于流俗。他是“中國文化的中心”，也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榮”。埃及前總理伊薩姆·沙拉夫則認為，這個“無序混亂的世界”要“找到一個理想的平衡點”，做這件事情的主角應該是中國。他強調，人們一定要珍視這個傳統，這些價值觀不只中國人民需要，全世界也需要。

中華文化追求“王道行天下”，王道政治是儒家的理想政治。孔子談“王天下之言”，孟子言“王”“霸”之別。霸道，依靠兵甲之力，使人被動屈從。王道，以德行仁，使人心悅誠服。思維標識價值取向，決定行動走向，中華傳統將榮譽與責任看得更高，兼顧多方利益。“天下為公”就是從孔夫子到孫中山致力倡導和追求的“王道”，是中華文化最“珍貴的遺產”。這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深層思想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