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文玲：張騫通西域對西漢詩歌的影響

作者：龍文玲，系廣西大學文學院教授

漢武帝時期，張騫于建元三年（前138）至元朔三年（前126）、元狩四年（前119）至元鼎二年（前115）兩次出使西域，打通了東西方交流的陸上絲綢之路。這一壯舉不僅促進了西漢與西域各國的經貿往來和文化交流，而且給西漢詩歌帶來了巨大影響。這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一、豐富了樂府歌詩的種類。張騫通西域，帶來了西域新聲橫吹曲，使漢樂府在原有的郊廟歌辭、相和歌辭、鼓吹曲辭基礎上，增加了新的種類：橫吹曲辭。晉代崔豹《古今注》記載：

橫吹，胡樂也。博望侯張騫入西域，傳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進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后漢以給邊將軍，和帝時，萬人將軍得用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見世用《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覃子》《赤之陽》《望行人》十曲。

《晉書·樂志》亦載此事，而以“進”作“造”，“覃子”作“黃覃子”。《樂府詩集·橫吹曲辭》引《樂府解題》與《晉書》同。記載說明，張騫帶回的橫吹曲盡管只有《摩訶兜勒》一支，但經李延年改編，創作了新聲二十八解，作為武帝出行的武樂使用。至魏晉時期，這些曲子已有失傳，其中十曲仍被演奏。據《樂府詩集·橫吹曲辭》引《樂府解題》：“后又有《關山月》《洛陽道》《長安道》《梅花落》《紫騮馬》《驄馬》《雨雪》《劉生》八曲，合十八曲。”可知《關山月》等八曲后來被發掘應用。《樂府詩集·橫吹曲辭》引智匠《古今樂錄》曰：“《紫騮馬》古辭云：‘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十五從軍征》是漢樂府中的名篇，通過敘述一位老兵回鄉所見，反映了戰爭給百姓帶來的痛苦。盡管李延年的新聲二十八解歌辭沒能流傳下來，但由《十五從軍征》以及《古今注》《樂府解題》列出的曲名看，漢代橫吹曲辭當以描寫西北邊塞風光和征人思婦的題材為主。《樂府詩集》載錄的橫吹曲辭有五卷，作者有鮑照、沈約、蕭綱、蕭繹、徐陵、薛道衡、沈佺期、盧照鄰、陳子昂、孟郊、王維、李白、杜甫、王昌齡、張籍、王建等眾多著名詩人，足見橫吹曲具有極強的藝術魅力，橫吹曲辭已成為漢唐時期樂府歌詩的重要一類。

二、擴大了詩歌的題材。張騫通西域后，為加強與西域各國的友好往來，漢武帝設置了敦煌、武威、酒泉、張掖四郡，實施軍屯，為往來使者、商人提供食宿，守護著陸上絲綢之路的暢通與平安。絲綢之路的開通與穩固，在促進東西方交流的同時，也促進了漢與周邊少數民族的交往與融合，擴大了漢代詩歌的表現題材。

首先，表現了和親公主的情感。這以劉細君《悲愁歌》為代表。張騫首次出使西域返回長安，建議漢武帝派公主與烏孫和親，與西域各國交好，以“斷匈奴右臂”（《漢書·張騫傳》）。元封六年（前105），武帝以江都王劉建女劉細君為公主，嫁給烏孫王獵驕靡為妻，揭開了漢與西域友好往來的新篇章。生長于江都（在今揚州市西南）的劉細君來到位于伊犁河流域的烏孫國之后，因風土人情、生活習性懸殊，與丈夫年齡差異巨大，因而以詩歌抒寫她的內心悲愁：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托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墻，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居常土思兮心內傷，愿為黃鵠兮歸故鄉。

這是一首寫實性質的騷體詩。詩歌沒有過多藻飾，但感情深摯，把一位女子因國家利益遠嫁異鄉的悲愁直接抒發出來，無怪乎漢武帝聽到此歌后心生哀憐。劉細君死后，武帝又以楚王劉戊的孫女解憂為公主嫁給獵驕靡之孫岑陬。漢宣帝時，解憂公主之女弟史還被賜號漢公主，嫁給了龜茲王絳賓。幾位公主的遠嫁，為鞏固漢與西域的友好關系，作出了巨大貢獻。

其次，描寫了絲路的物產與景色。據《漢書·西域傳》記載，張騫通西域后，“殊方異物，四面而至”。不難想見，這些殊方異物，必然極大開闊了西漢人的視野，引起了無盡遐想。漢武帝的兩首《天馬》，即為其中代表。這兩首詩收入《郊祀歌》十九章，成為郊祀典禮的重要樂章。詩歌描寫了西域良馬的體態與雄姿。如《天馬》（其一）開頭四句：“太一況，天馬下，沾赤汗，沬流赭。”武帝認為渥洼馬就是傳說中的大宛汗血馬，由此產生浪漫玄想，認為這是太一神的恩賜。《天馬》（其二）則描寫了大宛馬的超凡外表：“虎脊兩，化若鬼。”還描寫了大宛馬從西域來到漢廷的一路奇特風光：“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天馬徠，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這里，寫到了西域浩瀚的沙漠和戈壁，突出了獲得天馬之不易。此外，漢代西北烽燧簡牘中發現的《風雨詩》，描寫西北邊地飛沙走石、風云突變的雄奇景色：“日不顯目兮黑云多，月不可視兮風非沙。”這類景物描寫，在此前詩歌中未曾有過。

三、推動了詩歌體式和配樂的新變。漢武帝之前，漢代詩歌以四言詩和騷體詩為主。至武帝時期，以《郊祀歌》十九章為代表，詩歌體式出現新變，突出表現在兩點：其一，出現了大量雜有七言的詩歌。其中，《天地》十三句，《景星》十二句，《天門》八句。誠如蕭滌非《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所云：“按七言而連用至十二句之多，《郊祀歌》以前，尚無先例。”其二，出現了雜言體詩。如《日出入》，就是一首典型雜言體詩，蕭滌非《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評為“揭響入云，如此歷落參差，亦前所未有”。

《天地》《景星》《天門》《日出入》，都是張騫通西域之后創作的，而為這些歌詩譜曲的，正是李延年。《漢書·佞幸傳》記載：“延年善歌，為新變聲。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據此，李延年不僅創作了新聲二十八解，而且受漢武帝之命為《郊祀歌》譜了曲。根據《史記·封禪書》：“其春，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參以《漢書·武帝紀》，滅南越是在元鼎六年（前111），而這時，張騫第二次從西域回來已四年。據此可推，李延年還吸取了《摩訶兜勒》等西域新樂為《郊祀歌》譜曲。

漢武帝時期歌詩體式和配樂發生新變，與西域新聲的傳入有關，更與西漢時代文藝家大膽創新有關。這時期，不少作家都具有“苞括宇宙”（《西京雜記》卷二載司馬相如語）、“成一家之言”（司馬遷《報仁安書》）的創作情懷和追求。在這樣一個國勢強盛、氣度恢宏的自信時代，為“興廢繼絕，潤色鴻業”（班固《兩都賦序》），他們敢于吸收、大膽創新，于是在詩歌創作中，題材開拓了，意境雄奇了，詩體創新了，詩歌配樂也“造茲新音”（《郊祀歌》十九章《天地》）了……這一切，與那個時代文藝家的創作情懷和追求有關，當然更與那個時代的國家精神和力量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