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涵：18至19世紀英國人對哭泣態度的變遷

《感傷旅行》的配圖，圖中人物哀傷慟哭。資料圖片

作者：趙 涵，系武漢大學歷史學院特聘副研究員

1771年，蘇格蘭作家亨利·麥肯齊出版小說《有情人》，在英國轟動一時。主人公悲傷的見聞和多愁善感的性格，令讀者潸然淚下。然而在1886年版的《有情人》中，編輯卻戲謔地列出了全書47處關于哭泣情節的頁碼，有些嘲諷的意味。同時期的達爾文也觀察到“英國男人很少哭泣”。截然不同的現象，反映出18至19世紀英國人對哭泣的態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近年來，隨著情感史研究的興起，朱莉·埃利森、伯納德·卡普、托馬斯·迪克森等英美學者開始關注英國人的哭泣史。本文結合晚近研究成果，分析18世紀中期至維多利亞時期英國“哭泣文化”盛極而衰的原因和過程，揭示這一時期英國的道德和價值觀念、政治和社會局勢等因素與社會情感之間相互作用、互為表里的關系。

18世紀既是弘揚理性精神的啟蒙時代，又是崇尚情感的世紀。洛克、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弗朗西斯·哈奇森、休謨、斯密等思想家，不僅論證了人類的理解力源自包括情感在內的感官經驗，還發現情感的產生依靠人際交往中的情感轉移和共鳴。沙夫茨伯里認為，人類具有與人為善的天性，面對不幸之人油然而生的憐憫之情乃是一種勝過理性思考的本能反應。休謨和斯密認為，同情心既是社會交往的途徑和紐帶，也是構成一切正義和美德的基礎。因此，擁有豐富、敏銳和憐憫的情感被視為美德，成為這一時期道德家贊美的對象。作為表達悲傷、憐憫和感激之情的一種常見方式，哭泣被視為善良品質的體現。作家理查德·斯蒂爾寫道，“眼淚不是懦弱的象征，真誠和善良的淚水不應該被恥笑”。牧師詹姆斯·福代斯指出，“同情的嘆息和溫柔的淚水”是文雅之士的標志。

對淚水的肯定并沒有停留在哲學家的著作和小冊子作者的說教中。18世紀中期興起的感傷主義小說，將英國的哭泣文化推向了新的高度。感傷文學根植于18世紀英國的善感文化和文雅觀念中，尤其受到沙夫茨伯里“性善論”思想的影響，重視刻畫人物的內心情感，強調道德的改進和與人為善的社交原則。感傷小說的主人公無一例外是善良博愛、多愁善感的道德楷模。勞倫斯·斯特恩出版于1762年的《感傷旅行》是英國感傷小說的開山之作。主人公約里克神父在看望被心上人拋棄以致精神失常的瑪利亞時，作者寫道，“瑪利亞任由我用手帕擦去她不斷落下的淚珠，我擦了她的眼淚就忙著用手帕擦自己的，然后去擦她的，再擦自己的，再擦她的。而就在我擦著眼淚的時候，我感到內心生出一種無以名狀的情感”。

《有情人》作為18世紀70年代英國最暢銷的小說，短短20年，再版次數達12次以上，流行程度可見一斑。該書出版后，一位書評人寫道，“如果不為其中的某些情節落淚，內心便是麻木的”。布特伯爵的女兒路易莎回憶道，《有情人》讓她的母親和姐姐痛哭流涕，這使當時年僅14歲的路易莎“私底下擔心自己眼淚流得還不夠”。詩人羅伯特·伯恩斯稱，“《有情人》是除《圣經》之外我最喜愛的書”，因為它是“培養良好行為舉止的完美范本”。伯恩斯的話揭示了感傷文學的社會功能：這類作品不但滿足了英國民眾的閱讀樂趣，還為他們學習美德和積累社會經驗提供了途徑，它使人們相信哭泣是美德和良知的體現。18世紀后期，英國人經常不加掩飾地在書信日記中談論自己和他人的淚水；報刊新聞和司法出版物也因其傷感的筆調和對哭泣的細致描述而變得日益煽情。罪犯聲淚俱下的懺悔，甚至他們的身世都能賺取人們的眼淚。

當哭泣文化在英國興盛之時，法國大革命的爆發使英國社會對眼淚的態度發生了反轉。這一轉變與法國革命進程和英國國內輿論密切相關。在攻陷巴士底獄后的最初幾年，英國各界都為法國革命流下了眼淚。革命的同情者面對摧枯拉朽的革命進程而熱淚盈眶，保守派則為法國國王和貴族的失勢哭咽擦淚，雙方都指責對方的眼淚虛偽、危險和罪惡。保守主義思想家愛德蒙·伯克哀嘆“曾經如同啟明星般閃耀，充滿生氣、光輝和歡樂”的法國王后安托瓦內特，如今卻被全副武裝的巴黎市民拖出凡爾賽宮押回巴黎。他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想到王后的遭遇，“眼淚浸濕了我的稿紙”。同情革命的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則抨擊伯克“情感幼稚”，因為他可憐一個墮落的王后，卻對受壓迫者不聞不問。

隨著1793年路易十六被處決和雅各賓派掌權，英國社會對法國革命的態度發生改變。越來越多的英國人將肆意泛濫的眼淚和同情心視為幼稚的、可能引發道德失范和政治動蕩的有害情感。他們認為，對“自然激情”的狂熱推崇，不但使同情成為一切價值判斷和政治行動的基礎，還能激發人們對壓迫者刻骨銘心的仇恨，因此成為一種具有顛覆性的力量。英國主流社會開始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哭泣、憐憫和一切直抒胸臆的激情。英國作家海倫·威廉姆斯寫道，“法國人在目睹不幸時經常以淚洗面。但英國人的性情更加寬厚溫和，認為哭泣缺少男子氣概”。反對哭泣，此時不僅是英國人面對法國這一政治敵國和文化他者的自然選擇，更反映了英國人對激情和任何受激情支配的理念的否定。

隨著英國在19世紀成為全球殖民帝國，哭泣文化進一步衰落。俯視一切的霸主心態，使英國人將淚不輕彈視為理性、文明和男子氣概的標志，它符合英國作為世界帝國應有的威嚴形象，成為該時期英國情感體制的重要方面。在這種混合著愛國熱情、帝國榮譽和殖民者沙文主義心態的情感體制中，流淚是非理性、未開化和軟弱可欺的象征�！昂每薜摹敝趁竦厝嗣癯蔀樾嗡芎头匆r英國國民性格的“他者”，使英國人自覺地將哭泣視為“非不列顛的”標志。此外，“學會不哭”還成為維多利亞時期上流社會和中產階級兒童教育的一部分。這些未來將為帝國服務的孩子們從小被教導應“堅強隱忍，掌控自我，做情緒的主人”，甚至在遭受體罰時，他們也牢記“飲泣吞聲是一種尊嚴”。

當然，歷史的變遷從來都不存在涇渭分明的界線。即使在流行哭泣的18世紀，英國人始終被告誡不應在公共場合哭天抹淚；在淚水備受質疑的19世紀，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小說中也不乏感人至深的情節。盡管如此，英國哭泣文化的衰落是不爭的事實。在提倡自我克制的新情感體制下，眼淚被逐出公共領域，它躲入臥室、書房、日記、小說和劇院包廂這些“情感避難所”中，成為維多利亞時期英國人獨處時的低聲啜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