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以林：抗日根據地研究 從理論到文獻突破的新嘗試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抗日戰爭研究專項“抗日戰爭海外文獻收集整理與研究”負責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在德意日法西斯控制的歐洲和東南亞占領區，都存在過不同形式的敵后抵抗組織，他們主要以搜集情報、除奸、破壞交通等方式協助盟軍，做戰術配合，最終的勝利還是要依靠美英蘇盟軍在正面戰場打敗法西斯。只有中國的抗日戰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創造性地開辟了敵后戰場，形成正面戰場與敵后戰場相配合的局面，并將游擊戰爭提高到戰略高度，創造了人類戰爭史上的一大奇跡。

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就從江西瑞金開始，在創立的一系列根據地內嘗試政權建設。抗戰時期，各根據地政權建設更是逐步壯大、成熟。新中國成立時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構成部門，幾乎都可以在根據地找到它的雛形，中央政府的骨干就是晉察冀根據地邊區政府和后來發展而成的華北人民政府為主。這是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建政之初完全不具備的條件。眾所周知，中國革命之所以取得勝利，是因為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走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斗爭道路。其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開始于抗戰時期的延安，農村包圍城市的主要手段就是游擊戰爭和根據地建設。

1937年9月，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全軍三個師僅4.5萬人，幾乎全部東渡黃河，開赴抗戰前線。在國民黨正面戰場大片喪失的淪陷區、在日寇的殘暴統治下，中共抗日武裝陸續開辟了一系列敵后抗日根據地，先后解放縣城二百余座，解放人口近億人，人民武裝也發展壯大到近百萬人。1938年5月，毛澤東先后發表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從戰略高度系統論述了游擊戰爭在抗戰中的作用與地位。他指出，“無后方作戰，本來是敵后游擊戰爭的特點，因為它是同國家和總后方脫離的”，“沒有根據地，游擊戰爭是不能長期地生存和發展的，這種根據地也就是游擊戰爭的后方”。可見，只有取得人民的全力支持，為游擊戰爭提供可靠的人力、物力、財力支持，才能開展持續有力的游擊戰爭。軍、政、黨、民的有機結合，就是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全面抗戰”。正是由于黨在抗日民族解放戰爭中，表現出在極其艱難困苦的環境中無所畏懼的英雄氣概和自我犧牲精神，表現出政治上的成熟，創造性地提出游擊戰爭的戰略方針，并具有駕馭復雜局勢的能力，才最終贏得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

二

新中國成立后，為了銘記先輩們的事跡，將這段史詩永遠流傳，各級黨史、軍史部門長期整理、編輯、出版了大量文獻史料。但是，有相當數量的文獻很難在圖書館查到。由于史料運用的不足，現有抗戰史研究成果往往在宏觀領域還存在一定的概念化傾向，而在微觀領域中又有觀點認為現有研究過于碎片化。事實上，宏觀研究必須要在微觀基礎上才能達成，不能簡單地定義、定性。只有對細節進行研究，才能進一步推動根據地史走向深入；只有把無窮的細節研究透，才有可能高度概括出一個有說服力的宏觀敘事。而其基礎建設，就是史料文獻的整理與共享。

在信息化時代，利用數字化手段，充分發掘民間史料，可以極大地豐富檔案來源。比如，“張林池陳舜玉抗戰文獻專題庫”經家屬授權在“抗日戰爭與近代中日關系文獻數據平臺”上線，資料為張林池夫婦抗戰期間的工作筆記、會議記錄和工作報告等手稿，共8冊1600余頁，都是首次披露的珍貴文獻。張林池早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抗戰期間先后任晉察冀邊區唐縣縣長、第三專署專員、邊區政府交通局局長、華北人民政府農業部副部長等職。從他的履歷中不難發現邊區政府豐富的內設機構。陳舜玉1937年參加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曾任唐縣縣長，是晉察冀邊區唯一一位女縣長。諸如此類，民間有很多富礦，蘊藏的史料多到無法想象。例如，戰時八路軍總部長期駐防山西武鄉縣。當地政府同八路軍將領的后代們合作建立“八路軍紀念館”，館藏相當豐富，有許多根據地編印教授游擊隊、民兵如何打地雷戰、地道戰的小冊子；有各個根據地出版的《論持久戰》的不同版本；還有一些油印的小報，如太岳軍區三分區《戰斗報》等。抗戰專項工程可充分利用數字化手段，努力將這些散落在民間、數量可觀的文獻匯集上網。這可以極大豐富我們對抗日根據地的認識，推動根據地史的研究。

2015年，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加強國家層面的統籌協調，按照“總體研究要深、專題研究要細”的原則，制定中長期規劃和具體工作方案，確定研究重點和主攻方向。在此，我們希望有更多的機構、學者和民間收藏家共同努力，將分散的文獻匯集到“抗戰文獻數據平臺”，實現“史料共享、共寫史書”，推動抗戰史研究發展，用無可爭議的豐富史料向世界發出中國聲音，講好中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