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楊鐮的新疆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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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人小傳

楊鐮（1947—2016）遼寧遼陽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曾任山西大學特聘教授（黃河學者）、北京師范大學古籍研究院兼職教授。著名西域文化專家、探險家，元代文學研究專家，多年從事新疆人文地理研究，常年在新疆各地考察和研究，對絲綢之路上曾經輝煌又被流沙掩埋的樓蘭古國、小河遺址等做過艱辛考察，重新發現并揭開了許多鮮為人知之謎，為認識西部的歷史與現狀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出版學術專著《貫云石評傳》《元西域詩人群體研究》《元詩史》《元代文學編年史》等，發表論文《坎曼爾詩箋辨偽》《元佚詩研究》《元詩文獻辨偽》等，主編了《全元詩》《全元詞》《中國歷代僧詩集》等重大課題研究項目，出版元代文學文獻校勘整理《草堂雅集》《張可久集校注》等多種。承擔“新疆綠洲文明”國情調研，著有《楊鐮西域探險考察文集》《守望天山：楊增新與現代新疆》《最后的羅布人》《黑戈壁》《發現西部》《新疆探險史圖說》《尋找失落的西域文明》等，以及專題文章近百篇。出版了長篇小說《千古之謎》《青春只有一次》《天山虹》等，主編“西域探險考察大系”“探險與發現”“中國西部探險”叢書。

有人說，楊鐮是新疆歷史文化虔誠的追隨者。從20世紀80年代末起，他平均每年要往新疆跑兩三次，一生多達八十余次去那里考察和探險，年復一年，樂此不疲、無怨無悔。新疆，成就了楊鐮做一名復合型學者的夢想。

奇 緣

1968年3月的一天，遠在新疆哈密的伊吾軍馬場，想要在北京海淀和豐臺兩區招收108名初高中畢業生，到天山腳下當牧馬人，接受再教育。楊鐮的幾個朋友聞訊，自作主張，替他也一同報了名。正是這樣一次沖動的選擇，決定了楊鐮的一生。

從此，楊鐮與新疆結緣。那時，他才21歲。

3月18日，楊鐮一眾坐上西行的列車，離開京城。伊吾軍馬場的場部所在地，叫松樹塘，位于天山南北兩道大山之間。那是一個美麗的地方，抬眼望去，常青松柏遍布山野，高聳雪峰近在咫尺。

在松樹塘的四年，楊鐮做過農工，放過馬，當過保管員，管過食堂。1972年，全國高校首次招收工農兵學員，招生考試的作文題目是“身邊的英雄”，楊鐮得了哈密考區的最高分，被新疆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錄取。1975年畢業后，他被分配到烏魯木齊市郊六道灣煤礦，做共青團、知青辦等工作，直到1981年才回京。

這13年的新疆生活經歷，成為楊鐮受益終生的寶藏。

然而，人生難料，世事無常。2016年3月31日傍晚，從新疆吉木薩爾前往伊吾考察途中，楊鐮遭遇車禍不幸遇難，享年69歲。

如果說，1968年3月去伊吾牧馬，是楊鐮與新疆結緣的起點，誰又能想到整整48年后的2016年3月，他回歸伊吾考察，竟把自己的生命永遠留在了那里。“生命剛好走過一個完美的過程，最終又回到了起點。”楊鐮的夫人張頤青百感交集。

初 探

1982年，楊鐮的中篇小說《走向地平線》在《當代》第6期上發表，并獲得該刊年度優秀獎，獎金800元。

那天，參加完頒獎回到家中，楊鐮便與張頤青商量這錢怎么用。思來想去，他們決定：用這800元，作為楊鐮第一次環游塔里木考察的經費。

楊鐮興奮得一夜沒合眼。

1984年7月11日，楊鐮從北京來到烏魯木齊，乘坐新疆鐵路局宣傳部提供的便車前往塔里木，開始了他夢寐已久的探險考察之旅。

50天的探險考察，充滿了艱辛與新奇。楊鐮乘便車、班車，騎馬、騎駱駝、騎自行車，甚至步行，才走完全程。他在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渡過塔里木河的格資庫姆渡口蕩舟，在黑水大營遺址尋訪古跡，在民豐縣城結識重塑人生的文學青年，在河床深陷的安迪爾河攀附浮木走過河灘，在古老的村落江格薩伊、瓦石峽、塔堤讓與民族青年結伴同行，在博斯騰湖乘科考船前往大河口，在南疆鐵路即將通車時與鐵路修建者、策劃者同處途中的一個小站……

到達若羌縣米蘭鎮，楊鐮的考察已近終點。在這里，他結識了幾位年過百歲的羅布族老人——庫萬·庫都魯克、塔伊爾和熱合曼·阿布拉等，他們身上那種濃郁的歷史文化特質，深深吸引了楊鐮。于是，楊鐮后來一次次重返米蘭鎮，在羅布人聚居的村落做客，成為他們的摯友。

從此，在楊鐮心中，新疆不再只是一部打開的書、一集正在播出的電視劇。他已不滿足于僅從書本中獲取知識和信息，而是渴望像陳寅恪先生那樣，“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親身探究和見證新疆的歷史奧秘。他渴望像斯文·赫定那樣，走進沙漠之中，自己去實踐，自己要創作。

楊鐮在《在書山與瀚海之間》中自述：“研究就是‘發現’，而‘發現’是以文獻（古今中外）與抵達實地的現場感為共同支撐。”他還經常說：“在北京做文本研究感到思維枯竭、身心疲憊的時候，就想往新疆跑一趟，一到那兒，靈感就會冒了出來！”

親人與朋友都知道，楊鐮總會在家里存一筆現金，以備隨時動身去新疆。

履 約

塔里木探險考察之后，楊鐮有了更多打算，他稱之為自己“與新疆的60個約定”。

楊鐮設計了必須親臨考察的60個地點，包括民豐尼雅遺址、和田千年綠洲約特干、瑪札塔格、沙雅阿克塔利亞、莎車黑水大營、尉犁大西海子水庫、民豐縣城、通古孜巴斯特、博斯騰湖、樓蘭古城、沙漠腹地的喀喇墩和阿提米西布拉克等。

從踏上塔里木之始，到最后走遍這60個點，30多年的探險、考察和研究，最吸引楊鐮的不只是自然風光，更多的還是那里的人文景觀。

楊鐮一直把“西部人”置于研究考察的首要地位。“人的焦慮可以焦灼生煙，人的期盼能夠再造情感。我對中國西部的關切，實際上是對西部人的關切……把人的歷史命運調制到觀察的最佳視角和準確焦距，把那大漠呀，綠洲呀，考古呀，地理呀……統統還原為人類社會發展背景的出發點。”

利用考察的空隙，楊鐮總要在駐地附近的街頭、學校、菜市場和舊貨市場轉轉，去看看那里的孩子與老人，對當地人的日常生活狀態、精神面貌有一個直觀的感受。

2006年8月，楊鐮組織學者專家考察新疆庫魯克塔格山中的一個綠色村落——烏塘。那是個維吾爾族聚居的村莊，方圓150公里內都沒有人煙，生存需求的水源僅靠一條小河。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董炳月回憶：“就在這樣一個孤獨的小村子里，當地仍然辦起了簡陋的小學，有一名維吾爾族教師，本來幾次可以調離，但他卻出于對孩子的熱愛而堅持教學。最令人感動的是，學校雖然沒有音響，但還是堅持舉行升國旗儀式，就用一個放在地上的卡帶式錄音機放國歌。”

面對此情此景，董炳月親眼看到楊鐮流下了眼淚。臨走時，考察隊給學校捐了一筆錢。

楊鐮還深深地思考著新疆的生存環境問題，把新疆生態的歷史變化與現實狀況聯系起來——

塔里木最后的淡水湖博斯騰湖出現微咸水質，步羅布泊后塵成為鹽湖，會不會面臨新的困境；和田綠洲一個村落，每天早晨人們都要清理掉半米以上的積沙，才能進出家門；移動沙丘距離民豐縣城只有幾公里；昆侖山的牧民生活亟待改善……

楊鐮非常關切羅布人。他想搞明白，在這跌宕起伏的百年間，苦守故址廢園的羅布人是怎樣度過的？

羅布百歲老人——熱合曼·阿布拉的一生聯結三個世紀，如同一部羅布人的活字典。在與楊鐮結識后的20多年里，他帶領楊鐮探訪了阿不旦、老阿不旦、奧特開提干烏依等一系列遺址，重溫羅布人在阿不旦度過的日子。楊鐮也由此抵達了羅布人最后的伊甸園和內心世界。

一個世紀以來，阿不旦村的第一位來訪者就是楊鐮。熱合曼逐一為楊鐮指點和介紹他父輩生活過的地方：每一個破敗的茅棚，每一條小路旁，每一個沙包之下，就是一個羅布人的家園。

在幾次前往喀喇墩古城途中，楊鐮發現在沙海之中至少還有六處村落，農田、井渠的遺跡，如同一幅栩栩如生的生活畫卷展現在眼前。在一處房舍，他驚喜地見到先民掛在木門上的古銅鎖。

這些實地考察，消弭了楊鐮與新疆的距離感。他說：“只要關系到人與環境，就不存在盲點。”

從荒沙掩埋之下，中外探險家尋找人類失落的文明，探及人類文明之所以失落的原因。楊鐮認為：“終極原因是沙埋古城、沙埋文明，是在荒涼已久、人氣散盡的沙包荒灘，發現了‘上一個文明梯次’的遺跡。在綠洲區域，保護水源，就是保護人類文明。在綠洲區域，人類最大的敵人正是人類自己。”

1901年，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發現樓蘭古城，被視為新疆探險發現的起點，成為絲綢之路的象征。“如今，一個世紀多過去了，在從事新的探險發現的同時，需要對這些問題作出新的思考，以期提升探險考察的實踐與人文地理研究的學術水準。”楊鐮有自己的深思熟慮。

元 詩

除了圈里人，很多人并不清楚楊鐮的主業是研究元代文學和文獻。其實早在1985年之前，他就立志要編纂《全元詩》。

這個大膽的想法，源于前輩學者孫楷第先生。孫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敦煌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專家、戲曲理論家、版本目錄學家，對小說、戲曲版本目錄非常熟悉。孫先生曾想編撰《全元詩》，但是限于當時條件，直至去世也未能完成這項工作。

孫先生住在北京建國門外永安里，離中國社科院文學所不遠，步行過去也就十來分鐘。于是，楊鐮時不時就去拜見孫先生，請教元代詩詞以及各種各樣的問題。

當時，古代文學界研究元詩的人很少，元代文學體裁中，元詩歷來被人忽視，尚無總集，研究難度相當大。

然而，楊鐮卻對元詩情有獨鐘。基于對元代文學發展情況的了解和熟稔，他認定這是一項重大空白。

在元詩里，大有可為。

在孫先生的耳提面命之下，楊鐮從研究元代詩人貫云石開始，逐漸走進了一個全新的境界和廣闊的天地。

從此，楊鐮成為各類圖書館的常客，經常是一整天一整天地泡在善本室里。清末著名藏書家丁丙的“八千卷樓”藏書，全部收藏于南京圖書館，這是元人文集的淵藪。于是，楊鐮經常去南京查閱，每年要往返幾次。

張頤青介紹：“在編輯《全元詩》過程中，楊鐮翻閱了大量的古籍文獻，不放過任何可能保留元人詩作的書籍，如一些邊邊角角的農書、醫書、畫冊題跋、碑帖……甚至連一些流傳到國外的孤本，他都搜獵到了，真正做到了皓首窮經，勤勤懇懇，不辭辛勞。”

凡是去過楊鐮家的人都知道，在20多平方米的長方形客廳里，依墻的一長排書柜頂上，整整齊齊地擺放著一抽屜一抽屜的數萬張卡片。這些卡片是幾十年來楊鐮和張頤青為編撰《全元詩》所做的辛勤記錄，字跡端端正正。這首詩在哪個圖書館里，那首詩在哪本書上，他倆清清楚楚，了如指掌。

“那個時候，一旦發現了一首元詩，楊鐮就讓錄下來。《四庫全書》有了電子本，可以直接下載，但是很多邊邊沿沿的文獻，沒有電子本，全靠親手錄入，就這樣一點點積累，發現一個人，就錄一個人；發現一首，就錄一首；發現一本，就錄一個本。然后，在此基礎上將所有發現的文獻，跟這些卡片做一一校對。”張頤青說。

《全元詩》是一項巨大的文化工程，既是中國社科院A類重點項目，也是中華書局出版的斷代大型總集、重點圖書。從1985年到2013年6月，楊鐮擔任主編，《全元詩》歷時28年終于成書問世。全書多達2200萬字，分為68冊。這套總集共有17個人參與，楊鐮夫婦所做的工作量占其中六成左右。

《全元詩》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所涉及的民族詩人非常之多。然而，清人記錄元人的名字常常會發生變化，不是把他們名字給修改了，就是按照滿人習慣給他們重起一個拗口的名字。如元代后期著名詩人迺賢，一位深受中原文化熏陶和影響的西域人士，姓葛邏祿，又稱作合魯，漢姓馬，字易之，清人改譯為納新、納延。楊鐮對這些變化都要一一加以甄別，分辨作者是同一人，還是不同人。

28年里，楊鐮盡一切可能收集元詩文獻，并且對足以裝滿一個圖書室的元詩文獻進行梳理。作為第一讀者，他將68冊的《全元詩》讀過兩遍，第一遍是編輯文稿時陸陸續續讀過；第二遍則是在2010年2月至2011年7月間，他作了全書的校對。

“作為斷代總集，《全唐詩》收錄作品不足5萬首，《全宋詩》收錄約27萬首，經過閱讀這套《全元詩》，人們可以發現，元人真是不可小覷。雖然，元朝立國不足百年，統治政權存續的時間較短，卻居然產生了約5200位詩人，流傳至今者尚有13.7萬首詩篇。”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鄭永曉說，“如此宏大的總集編選，楊鐮背后付出的心血是可想而知的。可以說，若沒有楊鐮，就沒有現在的《全元詩》，是他以幾十年的學術功力和積累所做的鋪墊，才最終成就《全元詩》。”

元詩的意境和美妙，可與唐詩相媲美，從元代詩人、名臣楊梓的名篇《過湖登樓》中可窺見一斑——

樓前秋水健帆開

樓外涼風舞袖回

萬里舟航通鳥道

四時風雨護龍堆

江山如此不一醉

歲月幾何能再來

欲問老髯求鐵笛

夜深吹上紫興臺

今天，當我們欣賞元詩之時，可以感受到，編纂者為這些文化珍寶所付出的巨大心血。

求 真

20世紀70年代，新疆吐魯番出土了一件著名文物，叫作“坎曼爾詩箋”。

坎曼爾，生卒年大約在公元770年至830年，是唐憲宗元和年間安西地區的回鶻詩人，與元稹、柳宗元、劉禹錫、韓愈、白居易等同時代，他對漢族文化有相當研究，著有《坎曼爾詩箋》。

1971年，北京故宮舉辦過一次出土文物展覽，其間，首次向世人展示了兩件出自新疆的珍貴漢文文書，一件是唐白居易《麥太翁》詩抄本，署“坎曼爾元和十五年（820）抄”；另一件是寫于元和十年的三首詩，著“紇坎曼爾”。兩件唐代回紇人的文書，受到當時權威專家的充分認可，以此推斷在隋唐時期，中原文化已傳播至新疆。

自此，“坎曼爾詩箋”以其罕見的文物價值，轟動一時，廣為人知。當時，凡是涉及新疆歷史文化的問題，都可以舉其為證，一度成為研究熱點。

其實，“坎曼爾詩箋”自正式刊布起就有爭議，其癥結是真偽問題，并使一系列早有定論的問題，變得疑竇叢生。

于是，學術界對“坎曼爾詩箋”形成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除主流看法外，還有一種看法，認定這兩件文書是假貨，是作偽的東西。

楊鐮持后一種觀點。在宿白先生的指導下，從1987年年底，楊鐮開始著手調查“坎曼爾詩箋”的發現過程、報道經過、文字內容和歷史背景，做了全方位的“探測”，又四次遠赴烏魯木齊，進行具體的調查。

楊鐮窮數年之功，在廣泛調研的基礎上，只用了不到一周的時間，寫出了文獻研究論文《坎曼爾詩箋辨偽》，發表在中國社科院文學所主辦的《文學評論》1991年第3期之上，立即引起學界軒然大波。

有人責問楊鐮：“‘坎曼爾詩箋’只要對我們有好處，你管它真假干嗎？真與假，全看它符不符合政策。”

接著，不到一年的時間，《西域研究》1992年第2期刊發《有關坎曼爾詩箋辨偽的若干史實》一文，主要內容是批駁楊鐮的觀點。

按照學界的常規，一般是反駁呼應的文章，要在同一個刊物上發表。于是，楊鐮鼓著勁兒，又寫了一篇兩萬字的反駁長文，題為《坎曼爾詩箋辨偽與西域史地研究》，給《西域研究》投了稿。可是，文章寄出去后，石沉大海，沒有了動靜。

當時，楊鐮與中國社科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馬大正主任等人，正在籌劃“20世紀西域考察與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和學術考察活動，楊鐮就把文章沒發出的苦悶，跟馬大正述說了一番。

馬大正問明事情緣由后說：“你把文章給我看看吧。”

馬大正讀后，為楊鐮秉乾嘉學派傳統嚴謹考據之功所折服，一層層抽絲剝繭似的論證，是真正下了大功夫之作。他成為楊鐮“必偽”之說的信服者。于是，將此文推薦給中國社科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學刊，在1994年第2期全文刊發。

從事后學界的反響來看，楊鐮的“坎曼爾詩箋”必偽之說，成為學界共識。新疆主流方面的觀點也認為，確有其道理。那兩件“坎曼爾詩箋”文書，也從展館撤了下來。

雖然，“坎曼爾詩箋”事件已過去20多年。回憶往事，楊鐮生前仍為自己經歷了這些而感到慶幸。“‘坎曼爾詩箋’本身就沒有一絲可信之處。實際我確實沒有什么可畏懼的，《坎曼爾詩箋辨偽》本質就是一件文書辨偽，真與偽，是邁不過去的天塹。《坎曼爾詩箋》的出現、轟動，都有其特定的背景，與歷史上其他偽品相比，它的幸運與不幸，反映了當代中國學術界的幸運與不幸。我們所做的，只是一件具體文書的辨偽工作，它之所以是必要的，還在于它代表了一個時代的結束與另一個全新時代的開始。”

創 作

由于家學熏陶，再加上新疆的生活經歷，年輕時的楊鐮就愛好文學創作。

楊鐮的父親楊晦先生，是20年代中期北京重要文藝社團沉鐘社的成員，1899年出生于遼寧遼陽一戶世代農家，1983年離世。楊晦先生以北京大學在校生的身份，直接參加了“五四”運動，是最先沖入并火燒趙家樓的幾個學生之一。

1952年至1966年間，楊晦先生擔任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家住在北大校園東門外的燕東園，鄰居大多是中國教育界、學術界的領軍人物，孫楷第、宿白、馮至等諸先生都住在北大，他們都是看著楊鐮長大的。

除了學術研究的成果之外，楊鐮還創造了多部有關新疆人文地理方面的紀實文學，以及以新疆歷史文化為背景的長篇小說。

在伊吾軍馬場期間，20多歲的楊鐮就寫下長篇小說《戰馬長鳴》，其中篇小說處女作《荒漠幽靈》，發表在1980年文學期刊《邊塞》第2期之上。

《千古之謎》則是楊鐮出版的第一部長篇小說，43萬字，1983年2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那一年，他36歲。

《千古之謎》以新疆的探險大環境為背景，反映了當代知識分子的生活現狀。它講述了塔克拉瑪干大沙漠的邊緣，有一座被考古學家稱為“幽靈城”的古文化遺址，多年來時隱時現，尋找并揭開它的秘密，成為近代世界考古學界的一大難題。我國考古工作者出于歷史責任感，沖破重重阻撓，克服難以想象的困難，終于在粉碎“四人幫”后找到了這座古城。

值得一提的是，楊鐮撰寫的探險紀實作品《最后的羅布人》，發表于《當代》1998年第3期上，并獲“《當代》最佳報告文學獎”。羅布人幾乎人人都知道《最后的羅布人》與楊鐮。熱合曼的遺孀一再提到這部書，她說，在熱合曼晚年，《最后的羅布人》與他形影不離。

“寫小說只是楊鐮的副業，我們社科院的研究成果主要是看專著和學術論文，小說不計在內，在評定職稱時，最多也只是作為參照而已。”鄭永曉說，“楊鐮既有文學才情，也有創作熱情，又有這么多年新疆生活的積累和歷練，所以他既寫小說，又做西域歷史文化的研究，他的主業元代文學和文獻研究還有這么多的成果，真的很了不起！”

“寫作過程，成了我為自己定位的過程。”楊鐮說。

走遍天山南北，近50年的不懈追尋、求索，留下了跋涉者楊鐮的匆匆足跡，也留下了他的汗水與淚水。

楊鐮曾說：“我急切希望能行走在天山南北的古道，呼吸千年綠洲的空氣，感悟深山老林的生機……無論做研究還是搞創作，完全是自己喜歡做的事。”

“他一面用嚴謹、縝密與開拓的治學方法，做著煩瑣、細致的學術研究工作；一面又用浪漫與寫實的方法，創作著文學作品，同時更是用無限激情與執著的精神，做著探險考察的事業，幾方面結合得嚴絲合縫，融為一體。”張頤青說。

“我用六個字來歸納他的人品和學品：執著，認真，坦誠。應該說，他是干一行像一行，真是一個很認真的人、很干事兒的人。”馬大正深有感觸地說：“一生做了自己喜歡的工作，又被社會認可，是最幸福的事情！”

這，也正是楊鐮對自己生活的認定。

（作者：計亞男，本報高級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