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人求 和溪：東亞《朱子家禮》的承傳與創新

作者系國家社科重大課題“東亞朱子學的承傳與創新研究”首席專家和核心成員、廈門大學教授；廈門大學副研究員

中國古稱“華夏”，《春秋左傳正義》云：“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作為“衣冠上國，禮儀之邦”，“禮”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擔負著調節社會秩序、維系國家穩定的功能。傳統禮制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中華禮制文化中流傳最廣、影響最深的典范文本，朱子《家禮》秉承《儀禮》及宋代官方禮書，以《溫公書儀》為藍本，斟酌古今、折中損益、集諸家之長。

歷史貢獻及其傳承

朱子集宋代理學之大成，承啟古今禮學之變革，《朱子家禮》成書于南宋末年，是朱子對自己禮學思想的實踐性著作。這套禮儀制度，在制定時秉承禮儀，刪繁就簡，中和官方禮儀與民間禮儀，貼近普通百姓，具有很強的實用性，對中國封建社會后期的民間通用禮儀影響頗深。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朱子家禮·昏禮》被國家禮典所采用，自此《朱子家禮》上升為國家通用禮儀。

在中國禮學發展進程中，宋代是承上啟下的關鍵時代，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義。《朱子家禮》成書于南宋，是宋儒對傳統禮儀承傳與創新的標志性成果。《朱子家禮》的編訂與宋代科舉取士、庶民社會勃興、兩宋時期私家修禮之風興盛等社會現象密切相關。北宋立國采用科舉取士，打破了過去貴族門閥把持朝政的現象，出身寒微的士人可以通過科舉完成階層的跨越，同時士家大族若想繼續維持較高的社會地位，也需要與普通士子一起通過科舉求取功名，這一制度加速了社會階層的流通。同時，宋代商品經濟快速發展，人們的財富意識逐漸增強，庶民社會勃興，富人階層以其雄厚的財力為后盾，交通權貴、聯姻仕宦、納財買官及培養子弟入仕，對過去固有的社會等級制度形成沖擊，并引發一系列的社會問題。

官僚士大夫群體對推行禮儀、教化導民逐漸形成統一認知，官修禮書日趨接近庶民層面，私家修禮之風興盛。但官修禮書多尊古禮，程序繁縟；私家禮書對行禮儀節雖有損益，卻常常言辭難懂、程序不詳；民間仍舊自依俗禮行事，而民間俗禮亦有不少粗陋、悖禮之處。朱子早年目睹此中亂象，深曉其弊，因此編定《家禮》程序時以實用、易行為上：他打破古代廟制限制，首創“祠堂制度”；簡化古禮程序，將婚禮“六禮”刪為“三禮”；同時秉承“兼及士庶、化民成俗”的原則對冠、婚、喪、祭及日常居家諸禮進行了明確而細致的規定。朱子在不違禮義的原則下，特別注重禮儀制度的時代性與創新性，努力使《家禮》成為貼近士庶實際生活，規范冠、婚、喪、祭及日常居家諸事的士庶通禮，以期真正實現禮儀制度的普及化、家庭化。

《朱子家禮》自成書后廣為流傳，至元、明、清三代，其地位已由私家之禮上升為官方之禮，各種注釋、節編、改編本也紛紛問世。明朝建立后，明太祖將《家禮》之部分儀程納入《大明集禮》中，以官方禮書的形式呈現《家禮》程序。明成祖更將《家禮》全書直接頒行天下，不再透過官方禮書對其進行節選，顯示《朱子家禮》已經具有官方禮書的地位。在官方的大力推廣下，《家禮》不但被官方刊刻的《性理大全》《明會典》等書收錄、刊布，亦在民間出現了注釋本、節編本、附圖本、綜合改編本等不同形式的《家禮》相關書籍，如楊復的《家禮附注》、劉垓孫的《家禮增注》、劉璋的《家禮補注》、丘濬的《家禮儀節》等，這類書籍加強了《朱子家禮》的實用性，使其傳播更為廣泛，更易為庶民階層所接受。進入清代，《朱子家禮》的傳播呈學術化和世俗化雙軌趨勢發展：在學術研究層面，伴隨著清初禮學思潮的復興，對《家禮》制度及名物進行訓詁考辨之類的著作不斷涌現；在實踐傳播層面，《家禮》延續明代的發展趨勢，繼續深入庶民階層，進一步走向世俗化。清代民間對《朱子家禮》進行節編、簡化活動極盛，《家禮》也由此盛極而衰，在與俗禮充分融合的過程中，《家禮》逐漸流于形式而變得有名無實。1911年，隨著清王朝的解體，朱子學由國家最高統治哲學走向民間，《朱子家禮》也由官方走向民間并日漸式微。

《朱子家禮》遠播東亞

禮樂文明為華夏文明之精髓。朱子認為，家禮乃“日用之常禮，固不可以一日不修”。朱子這一思想不僅是中國的共識，也是近世東亞世界的共識。《朱子家禮》不僅對宋代以后的中國社會影響深遠，并且遠播東亞諸國，成為15世紀之后東亞世界普遍遵循的生活方式。韓國學者盧仁淑認為“《文公家禮》在中國所發生之影響，實未若韓國之深遠”。

明清時期，朝鮮李氏王朝與中國為宗藩關系，在政治上接受中國冊封，在文化上則“經與禮，一遵朱子，無敢少差”。李朝太祖李成桂認為“冠婚喪祭，國之大法”，令本朝禮儀“一用朱子《家禮》”。太宗三年（1403），李朝政府下令將《朱子家禮》納入科舉內容，“令初入仕者，并試《朱文公家禮》，使曹請之也，雖已入仕者，七品以下亦令試之”。在官方的大力推動下，民間對《朱子家禮》的研究、應用亦蓬勃發展，各種實用文本、變通文本紛紛涌現。如星湖先生李瀷之《星湖禮式》“折衷古今之禮，斟酌士庶之制……隨事立式，要為一家之則”。再如李縡之《四禮便覽》，尊為朝鮮《朱子家禮》的民間改良版和通用版。中宗更于納妃之際親踐婚禮之儀，以正禮制。

在朝鮮半島，《朱子家禮》被士大夫視若國禮，奉之為圭臬，家禮學也成為朝鮮李朝之顯學。李朝儒者本諸朱子之說，對《朱子家禮》進行多角度研究闡發，自成宗六年（1475）敕命編定《國朝五禮儀》后，《朱子家禮》研究日盛，即便目錄學大家李圭景在面對汗牛充棟的禮書著作時也只能說：“未嘗知詳有幾家，隨得隨錄，以便考閱，兼作證辨。”由此可知，《朱子家禮》在朝鮮封建社會制度鞏固與社會倫理道德發展中作用極為重要。時至今日，每年春秋兩季，韓國成均館仍會舉行祭孔的釋奠禮，《朱子家禮》對朝鮮半島禮俗影響之深由此可見一斑。

據文獻記載，15世紀，即室町時代中期《朱子家禮》傳入日本。雖然日本學者牧野巽認為《家禮》在日本并未觸及實際生活，吾妻重二、田世民卻認為實際情況并非如此。其實，仔細翻閱著于日本寬文七年（1667）的《大和家禮》，冠婚禮內容及程序與《朱子家禮》相差無幾。在日本江戶時代，知識分子對《朱子家禮》表現出濃厚的興趣。日本知識分子研習《家禮》，尤重喪禮和祭禮，并有大量論著和實踐。江戶初期林羅山、中江藤樹、山崎闇齋、野中兼山、林鵝峰、德川光圀等，都有《朱子家禮》喪祭禮的實踐經驗。自江戶后期以降，日本祖先祭祀中的牌位乃遵循《朱子家禮》的制式，可見《朱子家禮》已經普及到家家戶戶。

《朱子家禮》對越南的影響始于15世紀前半期，在黎朝仁宗完善科舉制度之后。圣宗時代繼承前朝，向中國明朝學習，旨在建設以朱子學為理想的儒教國家。《朱子家禮》似在此時開始受到關注，圣宗時代的婚禮及服喪均依《朱子家禮》進行。在琉球方面，從18世紀初期蔡文溥的《四本堂家禮》中能清楚地看到《朱子家禮》的影響。就目前所掌握資料看，朝鮮半島受影響最大，日本、越南次之。

綜上所述，自南宋以來，《朱子家禮》逐步由私家之禮演變為官方之禮，由士大夫之禮兼及庶民之禮，由中國走向東亞世界，并影響東亞世界五百多年，最終滲透生活，成為東亞世界共同遵守的禮儀規范。盡管朱子學作為主流意識形態已退出歷史舞臺，然而在當今東亞地區仍然是活化的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