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景春：民間文學的社會記憶建構

作者系上海大學中文系教授

民間文學是民眾口頭創作、口頭傳承的文學，具有口頭性、集體性、傳承性、變異性等四大特征，其中口頭性是最核心的特征。跟作家的書面創作、書本傳播相比，口頭創作和傳播是眾人共同參與的過程，每一次講述（或講唱）都是一種創新，每一次表演都是一種再創作。每個人都可以加入表演隊伍，在表演中加入自己的經驗、情感和想象。所以，我們說民間文學是一個在表演中不斷汲取新思想的開放的意義系統。正因為如此，民間文學能夠建構社會記憶，成為體現社會記憶的標桿。

“社會記憶”最早為法國社會心理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所使用。他認為一個人的記憶從來都不是個人的特別定制，而是產生于集體交流的過程中，個人只能在集體的、社會的框架內進行回憶。關于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的關系，他說：“個體通過把自己置于群體的位置來進行回憶，但也可以確信，群體的記憶是通過個體記憶來實現的，并且在個體記憶之中體現自身。”（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畢然、郭金華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集體記憶的本質是立足當下需要而對過去的回憶。集體記憶總是根據某種當下觀念、利益和要求對過去進行重構。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集體記憶也被哈布瓦赫稱作社會記憶。與哈布瓦赫同時代的阿拜·瓦爾堡也曾使用“社會記憶”這個概念，并討論了人類“回憶共同體”的問題。20世紀后期，記憶研究進入新的階段，學者們不再滿足于討論集體如何決定個體的回憶，轉而探討整個社會如何記憶。哈拉爾德·韋爾策將社會記憶定義為“一個大我群體的全體成員的社會經驗的總和”（韋爾策《社會記憶》，季斌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實際上，社會記憶不僅應當下需要而產生，也承接來自古代的經驗。德國的揚·阿斯曼集中討論了跨世代、長時段傳承的“文化記憶”問題。他認為，文化記憶在文字產生以前主要依賴口頭講述、儀式活動傳達信仰和價值觀，保持文化的一致性；文字產生以后主要依靠傳習文本，特別是闡釋經典文本，保持民族文化的一致性。他稱前者為“儀式一致性”，后者為“文本一致性”。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記憶，這是保持一個民族的基本特性、維護內部成員相互認同的根基。阿斯曼指出：“民族認同及其穩定持久性是受制于文化記憶及其組織形式的。民族的消亡（除了印加帝國這種極特殊例子），不是有形物質的消失，而是在集體、文化層面上的遺忘。”（阿斯曼《文化記憶》，金壽福、黃曉晨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因而，維持一個民族共同的文化記憶，對于維系民族的生存活力具有重要意義。文化記憶從古代延續到當代，也參與到對當下社會記憶的建構，并呈現出當代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認同。

古老的神話被當代社會征用，在新時代發揮新的記憶功能，也為新時代作出新的貢獻。今天追述中國悠久的歷史，我們常說“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是通過引用古代神話來表達的。我們稱中國是“華夏”“九州”“赤縣神州”，其來源于上古流傳、至今仍口頭講述的神話，包括堯舜神話，特別是大禹治水神話。我們自稱是“炎黃子孫”，源于我們經常把自己的姓氏追溯到上古神話中的炎帝、黃帝。有人說中華民族是“龍的傳人”，也跟我國幾千年來的龍神話、龍崇拜密切相關。伏羲、女媧、西王母、夸父、嫦娥、嫘祖、倉頡等神話，至今仍為人們所講述，也不斷為人們所征用，并被賦予新的意義。中國的探月航天器以嫦娥命名，有一種中文輸入法叫“倉頡輸入法”，這些都是用相關神話人物命名的。中國古老神話至今仍在被講述和引用，為我們今天的生活服務。今天我們討論中國在發展過程中取得的光輝成就和面臨的各種問題，征用古老神話營造共同的歷史氛圍，構建共同的社會記憶，從而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相互認同感和凝聚力。可以看出，神話在國家團結、社會和諧方面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民間傳說也在當代語境下參與社會記憶建構。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推出了新的婚姻法，為宣傳婚姻自主、反對包辦婚姻，著名民間傳說梁山伯與祝英臺被改編成越劇《梁祝抗婚》，宣傳青年男女追求婚姻自由的正當性。這部戲曲的演出反過來影響民間口頭講述，在此后搜集整理的梁祝傳說各種文本中，反對包辦婚姻、反抗邪惡勢力、追求愛情自主成為富有時代特征的故事情節。后來，此傳說與牛郎織女、孟姜女、白蛇等傳說一道被歸入“中國四大民間傳說”，它們都表達了追求愛情自主、反抗封建壓迫的思想。古老而優美的傳說體現了新時代的思想內涵，成為一個時代社會記憶的載體。再如，在上海流行的黃道婆傳說中，黃道婆原本是一位善于種植、加工、紡織棉花的農婦，但在“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話語環境中，她的身份發生了較大變化，被塑造成紡織女工、紡織技術革新家。同時，在20世紀50年代提倡民族團結的大背景下，她從海南歸來，因而被演繹成向黎族人民學習紡織技藝的民族文化傳播使者、民族團結典范。后來在階級斗爭觀念作用下，她又被描述成從小就受盡欺壓的童養媳，為反抗封建家庭的壓迫而離家出走，來到海南。學成技藝后，她返回上海烏泥涇，向家鄉人民傳播技藝，還改良紡織工具，體現出工人階級勇于創新的精神。20世紀90年代在“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口號下，黃道婆又被描述成科學家。可以看出，新涌現的傳說構建了新的社會記憶，因而在歷史悠久的傳說人物身上總是映現出當代的社會價值觀。

民間文學由口頭性引申而來的變異性，讓民間文學成為開放的知識系統。正因為如此，民間文學不僅承載跨越世代的文化記憶，也能體現當代社會的精神特質。民間文學不斷因應當下需要而敘說過去的事情，所以我們能在其中看到古代中國的歷史風云，近代中國的屈辱與貧弱，現代中國的革命與勝利，當代中國的社會變革和建設成就。當代民間文學的面貌，就是當代中國社會記憶的面貌。民間文學建構社會記憶的獨特價值與貢獻應受到更多重視，得到更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