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

疾病、疫情與人類社會相生相伴。自人類產生以來，各類疾病、疫情就與人類共生共存，人類文明發展史就是一個不斷與各類疾疫進行斗爭的歷史。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不斷地與各類疾疫進行斗爭，經受住了一次又一次考驗，并在有效應對風險、克服困難、戰勝挑戰、破解危局的過程中充分彰顯了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卓越的治國理政能力和水平。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應對疫情采取的重要舉措

新中國成立前，鼠疫、霍亂、天花、黑熱病、血吸蟲病等廣泛流行，再加上經濟落后、自然災害、戰爭以及國民黨疾疫防治措施不得力等因素，民眾貧病交加、大量死亡。新中國成立初期，傳染病仍然是人民群眾生命健康的重要威脅，不僅如此，這些疾疫如同一塊塊試金石，檢驗著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也檢驗著黨員干部的宗旨意識和為民情懷。應對這些疫情，中國共產黨采取的重要舉措主要有以下方面：

注重疾疫預防。在新中國剛剛成立的1950年1月，衛生部就在全國各城市以推廣卡介菌苗接種的方式開展了結核病的預防工作，預防接種費用由各級人民政府來承擔。而且，新中國在成立初期就建立了疫情報告制度。在這方面，北京市走在了前面。1950年11月，北京市率先頒布《傳染病預防及處理暫行辦法》，對14種法定傳染病規定了不同的報告時限，如霍亂、鼠疫、天花等，一經發現應立即報告，至遲不超過12小時；對于白喉、流行性脊髓膜炎、流行性腦炎等，應在發現后24小時內報告。五年后，衛生部頒布了《傳染病管理辦法》，建立了傳染病疫情報告制度，并對傳染病的防治工作提出明確要求。這次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強調“五早”，即“早發現、早報告、早診斷、早隔離、早治療”，目的就是控制傳染源，有效防止患者、疑似患者和無癥狀感染者傳染他人，避免引起更大范圍的流行。

建立健全疾疫組織領導機構。早在1941年的陜甘寧邊區，中國共產黨就成立了防疫工作委員會，專門應對鼠疫、霍亂等傳染病。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從中央到地方都設立了由黨委主要領導負責的傳染病領導與防治機構；衛生部成立了中央防疫總隊，各級政府紛紛成立了衛生防疫站，專門負責傳染病的防治工作。這些組織機構和領導機構的成立有利于協調各方、整合資源，為防控疾疫提供組織保障。正是在強有力的組織保障下，我國在1958年全面消滅了在中國流行2000多年的血吸蟲病，這在世界血吸蟲病防治史上是一大奇跡。為此，毛澤東特作《送瘟神》詩二首，其中“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形象地說明“瘟神”走投無路后人們的喜悅心情。再比如，在防治天花這種傳染性強、病死率高并在全世界流行的烈性傳染病方面，黨的組織、領導力度更是可圈可點。1955年衛生部頒布的《傳染病管理辦法》將天花列為甲類傳染病。為了有效防治天花，我國各生物制品研究所專門組織交流學習，統一天花痘苗毒種和生產規程，并嚴格規范天花痘苗的生產秩序，提高了痘苗的質量。而且，我國還在緬甸、印度、尼泊爾邊境建立國境免疫帶，加強國境衛生檢疫。在這些措施綜合作用下，我國在1960年代就基本消滅了天花，比全球消滅天花病毒早十多年，這在世界范圍內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和貢獻。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中國共產黨充分發揮組織優勢，全國形成了全面動員、全面部署、全面加強疫情防控工作的局面。

健全完善疾疫制度法規。新中國成立后，我國陸續出臺了一系列管理辦法、條例、政策文件和正式的法律法規。1955年，衛生部頒布我國第一部《傳染病管理辦法》。1978年，衛生部頒發《中華人民共和國急性傳染病管理條例》。1988年，上海暴發甲型肝炎，雖然這次疾疫很快得到控制，但由此促使我國加快傳染病立法的步伐。1989年9月，我國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正式施行，在2003年SARS疫情后，我國又對這部法律進行了修訂。而且，SARS疫情促使我國建立了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體系。從管理辦法、管理條例到正式的法律文件，我國對傳染病的制度文件逐漸升級，疾疫防治工作有規可守、有制可循、有法可依。

加強科學研究和科技支撐。成立專業科學研究機構，加大對各類傳染病的病因、疫情傳播途徑和方式等的研究力度，是有效預防、科學治療疾疫的關鍵。比如，為攻克鼠疫，我國于1954年組織鼠疫自然疫源地調查研究隊開展調查研究；為更好地掌握血吸蟲病的規律，我國從中央到地方成立血吸蟲病研究所。除了加大對疾疫的研究以外，中國共產黨還特別重視科技利器在防治疾疫方面的助力作用。隨著網絡科技的發展，在SARS疫情的驅動下，2004年，我國啟用了全球規模最大的傳染病監測網絡。在2020年這場來勢洶洶的新冠肺炎疫情面前，高科技戰“疫”的力量可以說是無處不顯，無人機消毒、3D打印隔離病房、AI防疫師等硬核科技紛紛上場，就連隔離在家的普通居民，也能利用微信、美團、京東等在線上購買日用品，這都得益于科技的力量。

重視社會動員。疾疫與每個人息息相關，防控疾疫離不開社會力量的積極參與和通力配合。因此，重視社會動員、調動社會力量參與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疾疫防控的基本措施，也是最為重要的歷史經驗。在1950年8月召開的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上，我國確立了“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三大方針。其中，“面向工農兵”就是重視群眾力量的典型表現。兩年后召開的第二屆全國衛生會議又在三大方針的基礎上增加了“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的第四大方針。1952年，在中央防疫委員會的領導下，我國開展了一場全民參加的群眾性愛國衛生運動，這場運動雖然與美國在侵朝戰爭和我國東北等地的細菌戰有關，但普及了全民的衛生觀念，客觀上防控了鼠疫等傳染病的流行。1955年，毛澤東號召全民動員，采取群眾運動與科學防治相結合的辦法控制長期困擾群眾生活的血吸蟲病。在2020年這場與時間賽跑、與病毒抗爭的阻擊戰中，更是沒有一個人置身事外，同時彰顯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辦好事、辦實事、辦難事的顯著優勢。

中國共產黨何以能夠帶領人民戰勝疾疫等風險挑戰

疾疫的發生是我們國家和民族的災難，但也考驗了黨、鍛煉了黨、淬煉了黨。中國是一個大國，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大黨，其遇到的艱難險阻是世界上任何其它政黨都不能比擬的。那么，中國共產黨何以能夠在一個大國執政70年有余，何以能夠戰勝疾疫等風險并不斷把革命、建設、改革事業推向前進？

其一，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黨。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是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中國共產黨是基于這一使命而成立的，由于這一使命的驅使和激勵，無論面臨什么樣的風險和挑戰，中國共產黨都能義無反顧、風雨兼程，團結帶領人民譜寫氣吞山河的壯麗史詩。早在1933年，在《長崗鄉調查》一文中，毛澤東同志就曾指出：“疾病是蘇區中一大仇敵，因為它減弱我們的力量。如長岡鄉一樣，發動廣大群眾的衛生運動，減少疾病以至消滅疾病，是每個鄉蘇維埃的責任”。針對2020年春節前后的新冠肺炎疫情，習近平總書記作出重要指示，強調要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堅決遏制疫情蔓延勢頭，正是基于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

其二，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密切聯系群眾、善于走群眾路線的黨。密切聯系群眾是中國共產黨的最大政治優勢。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在極端惡劣的社會條件下生存下來、發展壯大，根基就在于它植根于人民群眾之中，并始終為了人民群眾的利益而奮斗。正因為此，在歷次重大風險來臨時，中國共產黨總能把群眾動員起來、組織起來。今天，在與新冠肺炎疫情斗爭的這場全民保衛戰中，最早發現、拉響警報的張繼先，身患漸凍癥仍堅守一線的張定宇，“削發明志”的美女護士單霞，誓死不退的人民子弟兵，不舍晝夜火速建設醫院的建筑工人，還有在城管、交通、治安、快遞、環衛等戰場上默默奉獻和戰斗的無名英雄們，一個個個體的人構筑了聯防聯控、群防群治的嚴密防線。

其三，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組織嚴密、紀律嚴明的黨。中國共產黨是按照馬克思主義建黨原則建立起來的，具有包括中央組織、地方組織、基層組織在內的嚴密組織體系。從三灣改編“支部建在連上”到長征路上黨小組“保證一個不掉隊”，從救災“臨時黨支部”到抗“疫”突擊隊，每個黨員都是一面旗幟,每個支部都是一座堡壘。在與新冠肺炎疫情這場不見硝煙但生死攸關的戰斗中，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指揮、密集指示批示；大年初一，黨中央審時度勢、綜合研判，成立了應對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并派出指導組奔赴武漢，并提出堅定信心、同舟共濟、科學防治、精準施策的總要求，及時制定了疫情防控戰略策略；廣大黨員紛紛把請戰抗疫當成一種榮譽、一種責任，爭當抗擊疫情的排頭兵、急先鋒，沖鋒在前、深入一線。

在最近召開的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部署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華民族歷史上經歷過很多磨難，但從來沒有被壓垮過，而是愈挫愈勇，不斷在磨難中成長、從磨難中奮起。今天，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奮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偉大征程中，各種風險挑戰相互混合、累加，中國共產黨必須時刻做好風險治理的精神準備、能力準備、本領準備，善于運用制度優勢、制度威力應對各種風險挑戰，領航“中國號”巨輪乘風破浪、行穩致遠。

（作者為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科社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