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人文交流的文化基因與時代意蘊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加強中外人文交流，以我為主、兼收并蓄。推進國際傳播能力建設，講好中國故事，展現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加強中外人文交流是黨和國家對外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提升中國對外開放水平的重要途徑，具有深厚的文化基因與鮮明的時代意蘊。

人文關懷

“人文”一詞源于《周易》：“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華傳統文化向來重視人文關懷，中國先哲更將人文置于與天文同等的位置。《尚書》認為，人是“萬物之靈”。《老子》將人與道、天、地并列，曰“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歷史上，中國雖曾出現過眾多學說、流派，但幾乎都將人文關懷放在重要位置。例如，儒家“內圣外王”重視人的道德修養，體現以仁義禮智信為核心的人本主義精神；道家主張“道法自然”“返璞歸真”“形神兼養”，充滿對人的健康、生命、生活的關注；佛家以慈悲為懷，提倡“眾生平等”。以上種種特質，彰顯著中華傳統文化所特有的人與人之間的關聯性思維和交互性倫理。

“國之交在于民相親，民相親在于心相通。”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是文明交流互鑒最好的載體。深化人文交流互鑒是消除隔閡和誤解、促進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徑。”人文交流是人與人之間情感溝通、心靈交匯的橋梁，是國與國之間加深理解信任的紐帶，它以增進國家及民眾間相互理解和信任為基礎，以塑造良好的國家形象、奠定堅實的民意基礎為目標，具有基礎性、廣泛性、先導性和持久性特征。中國倡導的人文交流，內容涵蓋教育、文化、體育、衛生等多個領域，通過各種形式推動民心相通，推動務實合作。

包容互鑒

《楚辭》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神有所不通。”這就需要我們秉持“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的精神，葆有“三人行，必有我師”的態度。《周易》認為，“一陰一陽之謂道”，指出陰陽二者并非對立關系，實為一種互補、對應和包容的關系。莊子、荀子認為，陰陽二氣是宇宙最基本的構成要素，彼此為對方提供存在條件，二者的互補互動構成了世界。儒家的“一物兩體”，道家的“無為”與“有為”，佛家的“出世”與“入世”，都在說明事物之間互補的重要性。歷史上，中國長期秉持“有容乃大”的胸懷，對西方文化保持交流學習的態度，中華文明在同世界各文明的交流互鑒中發展壯大。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明是包容的，人類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鑒的動力。”當今世界有200多個國家和地區、2500多個民族、70多億人口，人類文明豐富多彩。不同文明凝聚著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貢獻，它們都是人類共同的寶藏，沒有高低、貴賤、優劣之分。交流互鑒是文明發展的本質要求，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鑒有利于促進各國民眾精神層面的溝通，厚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根基。中國堅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美人之美、美美與共，開放包容、互學互鑒，與時俱進、創新發展，不斷加強同世界上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鑒，既讓本國文明充滿勃勃生機，又為他國文明發展創造條件，在中外人文交流中構建相互尊重、豐富多彩的世界。

和諧共生

中華文明在本質上是一種“和”的文明。《老子》講“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論語》曰“君子和而不同”“禮之用，和為貴”。中華文明所崇尚的“和”，包含和諧、和平等多重含義。就和諧而言，要求既肯定和接受事物的多樣性，又包容和接納事物的差異性，并將不同事物融合到一個和合體中，即“和而不同”。《國語》講“和實生物，同則不繼”，把多樣性的和諧統一作為萬物生長繁衍的基本條件。就和平而言，追求和平是中國數千年文化積淀的必然要求。《尚書》提出的“協和萬邦”就反映了這樣一種理想。孔子提倡“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孟子斥責“春秋無義戰”，主張“善戰者服上刑”。老子認為“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強于天下……大軍之后，必有兇年”。莊子提出“齊物論”，主張萬物平等和諧相處。兵家雖以戰爭為研究對象，但在本質上依然追求和平，如孫武指出戰爭的最高境界是“不戰而屈人之兵”。

中華民族自古愛好和平，沒有稱王稱霸、窮兵黷武的基因。但在推進中外人文交流過程中，中國卻面臨來自西方國家“中國威脅論”“文明沖突論”等論調的攻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類只有膚色語言之別，文明只有姹紫嫣紅之別，但絕無高低優劣之分。認為自己的人種和文明高人一等，執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認識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災難性的”。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文明標準，任何試圖用強制性手段來解決文明差異的做法都必然帶來災難性后果。尊重文明就意味著尊重文明產生的土壤及其獨特性，尊重文明創造主體及其思維方式的獨特性，尊重文明在歷史上發揮的獨特作用，以及在當下、將來產生影響的合理性和持續性，進而在加深對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異性認知基礎上，推動不同文明和諧共生。

創新發展

與西方機械論的宇宙觀不同，中國哲學的宇宙觀習慣上將世界看作一個生生不息的運動存在。孔子說“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莊子指出“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中國先哲認為世界是一個如同大河奔流的運動總體，一切無時無刻不在流動和變化之中。這種變化和發展的特性在《周易》中體現得最為明顯：“天地之大德曰生”“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易有兩義：一是變易或變化；二是常道，即天道。變易是事物普遍存在的基本方式，但變化不是簡單重復，而是包含著創新。“日日新，又日新”，只有不斷創新才能賦予生命更加深刻的內涵，才能使德業不斷充實和完善。“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之所以要有變化，是因為“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這種變化生生之道是中華文化的固有精神，正是它支撐著中華文明綿延不絕、與時俱進。

新時代的中外人文交流既要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又要與時俱進、推陳出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任何一種文明都要與時偕行，不斷吸納時代精華”“應該用創新增添文明發展動力、激活文明進步的源頭活水”。中華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斷交流互鑒中形成的開放體系。近年來，我國對外人文交流既充分發掘本國珍貴的歷史資源，又從他國不同文明中接受啟發；既對自身傳統文化加以繼承和保護，又對其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既避免優秀傳統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遺失，又運用現代高科技創新手段激發其活力，不斷以更加開放的姿態擁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貢獻世界。

（作者：邢麗菊，系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孫鶴云，系中國傳媒大學外國語言文化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