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生態之美陶冶人格

自然萬物不僅是人類審視觀照的客體和對象，更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朋友與伙伴。尊崇和敬畏自然萬物，使人性人格從俗世拘囿和欲望束縛中擺脫出來，臻于率性恣意、自由灑脫的人生境界。這是中華傳統文化所秉持的人文立場，也是最為當代人所傾慕與向往的價值追求。

在我國古代知識分子看來，自然萬物的主要特征是自在與自由的結合與統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莊子的《逍遙游》告訴我們，理想人格是人們在自然萬物的閑適悠然中熏陶和實現的。文明社會的一個重要缺憾與不足，就是人類與自然萬物的脫節分離，人類以揮霍自然生態為代價，逐步遁入世俗歧路，成為內在精神的仆役和外在禮法的奴婢。

西漢辭賦家枚乘在《七發》中虛擬了一位沉溺于驕奢淫逸狀態下的“楚太子”，罹患疾病，癥狀為“久耽安樂，日夜無極”，于是“吳客往問之”，探視其病情后，從音樂、飲食、車馬、宮苑、田獵、觀濤等方面啟發誘導楚太子，調整和矯正他的生活觀念，使他知曉除了物欲生活，世上還有更美妙的萬物生態令人心馳神往，從而使楚太子“據幾而起”，振作醒悟、卓立奮發。

自然環境和生態萬物不僅呈具審美價值，而且在禮法居主導地位的封建社會中，還具有抵御萎靡頹唐心緒、頤養高蹈人格的意義。例如魏晉時期，政治渾濁，社會浮躁，許多文人士大夫不滿于當時統治者的顢頇昏聵，將心思和情趣寄寓于文藝縱情于山水，以此陶冶品性化育人格，特別是文人士大夫所居處的江南秀麗山水，為他們涵育超凡脫俗的獨立人格提供了有利條件。文人士大夫對自然萬物和田園山水的體味和感悟，已經超越了兩漢時期的比德說，而與更深遠的審美人生相牽相依，成為孕育清朗人格的源頭和津梁。阮籍在《達莊論》里說得非常清楚：“山靜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君子之實也。”當時許多知識分子游放流連于自然山水之中，心境潔雅，心緒明澈，有組織地催發了我國生態文學創作的第一次高潮。梁代博物學家陶弘景賦有一詩，是應齊高帝蕭道成征召而作的，詩中寫出了自己以山林自娛的志向：“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此詩在很大程度上也為陶弘景博取“山中宰相”名聲起到了加分作用。就人的審美心理過程而言，當人們駐足秀麗山水觀賞旖旎景色時，主客體就會吸附互洽、融為一體，從而也就淡化了欲念驅役與功名束縛，自然生態美對人格美的熏染陶冶，在這個意義上可能較之漢代“比德說”更富于人文精神。

自然生態之美鑄塑升華著人格，也洗滌凈化著飽受現代文明襲擾的人類心態。一位曾橫穿過塔克拉瑪干沙漠的作家寫道：無論是地理的、生態的，還是心理的、象征的，塔克拉瑪干都是一幅可怕的地圖，令人心驚膽戰。貧瘠和荒涼是沙漠的主宰，最可怕的是缺水，更可怕的是它的一望無垠，對于疲憊不堪形容枯槁的旅行者來說，它似乎永遠沒有盡頭……千百年來，進入沙漠的探險隊、商隊、尋寶者、劫匪、朝覲者絡繹不絕，心懷的目的各有不同，吸引他們的也許不是湮沒的文明和黃金寶藏，而恰恰是沙漠令人恐懼的魅力。這是一位當代國人在類似于莊子所描述的遠古洪荒時代的自然環境下，對人際生存狀態的記述和感懷。由此可見，我國傳統文化美育思想中對于自然萬物之美與人格建構的話語體系，大體上是與時下國人思維相對接相契合的。

在日趨開放的多元化的文化語境當中，中華傳統文化所蘊含的“天人合一”“生生和諧”等思想，既是今日國人脫離浮躁之心氣、建樹完美之人格的精神源流，也是時下蕓蕓眾生與自然萬物平等相處、詩意棲居的思想根蒂，應予廣布弘揚踐行。

（作者為黑龍江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哈爾濱工業大學兼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