攜手世界構建新型國際分工體系

國際分工是連接各國經濟從而實現全球協同發展的重要機制。得益于改革開放戰略，中國發揮要素稟賦優勢，融入并推動國際分工持續深化和擴展，促成了過去40多年中國與全球經濟協同共進，取得經濟發展結構性增長奇跡，不僅實現了中國人民從站起來到富起來，更充分釋放了推動全球經濟發展的獨特外溢效應。

從當前應對國際經濟新局勢、破解結構性失衡難題、推動構建面向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的全球經濟體系使命看，中國與全球經濟的新一輪協同發展，從根本上來說，不取決于特定國家與中國的經貿關系，而取決于中國始終堅守改革開放戰略定力，攜手世界構建新型國際分工體系。

為此，新時代的改革開放，要著力推動面向新型國際分工的三大轉化：將要素稟賦優勢，轉化為市場、技術、制度和資源“四位一體”系統集成優勢；將要素參與型分工合作，轉化為創新驅動型分工合作；將數量增長型協同，轉化為質量發展型協同。

從全球視野看中國改革開放進程

作為后發轉型大國，改革開放是驅動中國經濟發展并實現與全球經濟同頻共振的“啟動機”。市場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使中國融入國際分工體系并推動國際分工演進。分工帶來的貿易和投資擴張、消費增長以及要素生產率提升，成為經濟增長的強大動力，創造了中國改革開放40年GDP年均增長9.5%的奇跡。市場取向的改革，賦予了微觀企業和民眾配置資源的決策權，對外開放政策則成為先進要素融入中國經濟體系的“加速器”。其中，經濟特區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試驗區和對外開放的窗口，充分發揮了早期制度變革獨特而強大的要素集聚效應。實踐證明，改革開放戰略不僅為中國經濟騰飛開辟了加速通道，同時也為全球經濟增長注入了新動力，在中國和全球兩個空間維度實現了企業發展、民眾就業、民生改善、經濟增長等多元目標，創造了企業、民眾、中國、全球互利共贏的開放發展模式。從經濟增長維度看，1988—2007年的20年間，世界經濟保持了年均近4%的增長率，被視為戰后經濟全球化的“黃金20年”。從企業發展維度看，在美、日、英、德、法等工業化強國之外，更多國家和地區的跨國公司進入全球500強名單。到2018年，傳統五國之外的跨國公司已占全球500強企業的近50%。

改革開放之于中國和全球經濟的特殊意義，還在于其應對經濟、金融危機的“穩定器”功能。2008年以來，由美國次貸危機誘發的全球性金融和經濟危機，嚴重影響了經濟全球化進程。在此期間，中國及時出臺以擴大內需為抓手的危機應對措施，第一時間遏制危機向縱深蔓延，為包括歐元區和美國在內的各國贏得了應對危機的時間和空間。與此同時，中國還主張更多發揮聯合國、世貿組織、20國集團、亞太經合組織、金磚國家等國際和區域組織的作用，更高效地協調各國應對危機的宏觀經濟政策。此外，中國積極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呼吁構建包容、共建、共享的新時代開放發展機制和模式。

進入新時代，中國更堅定地推動改革開放戰略，開啟了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高水平對外開放為支撐的高質量發展轉型，成為經濟全球化“航船”的穩定器、壓艙石。這與“美國優先”原則下以鄰為壑的危機轉嫁邏輯形成鮮明對照。

從國際分工視角解讀百年變局內涵

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從國際分工演進和經濟全球化變遷的歷史長河看，這個變局絕非“后向倒退邏輯”，即“逆全球化”和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可能引致的倒退，而是更為宏大的“前向發展邏輯”，即依托科技進步、制度變革和文明交流互鑒的發展邏輯重塑，以及在此基礎之上的產業體系、國際秩序再造。明確這個以國際分工體系再造為基石、以“前向發展”為內核的邏輯認知，有助于推動變局的危—機轉化。從這個意義講，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深邃內涵，即在于人類社會發展共識下國際分工和經濟全球化演進的動力格局出現歷史性變化，也即以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為背景的全球發展動力機制重塑。于中國而言，百年變局的風險與機遇轉化，取決于對改革開放發展定力的堅守。

近年來，美歐等發達國家已率先啟動面向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的發展戰略，包括美國的“先進制造業”戰略、德國的“工業4.0”戰略、英國的“高價值制造”戰略、法國的“新工業法國”戰略等。其主要目的，大體在于謀求或鞏固全球價值鏈鏈主地位，或者依托新興技術和新興產業建構新的全球價值鏈。由此推動以發達國家利益訴求為動機的發達國家之間以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經濟關系的重構。對此，我們應該既肯定其科技創新的引領意義，也必須意識到由利益博弈而帶來的新一輪技術和產業鏈沖擊。

與此同時，以新興市場為代表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地區）擁有著占全球人口絕大多數的民眾，他們空前強烈的發展訴求所孕育的發展動力，必然推動價值創造機制、價值分享機制變革，最終推動國際秩序重構。從戰后經濟全球化發展實踐看，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地區）已經成為推動經濟全球化和國際分工深化的基礎性力量，是工業化先行國家及其跨國公司實現價值增值目標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戰后經濟全球化的“黃金20年”，以新興市場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地區）GDP年均增速超過5%，是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撐力量。尤為可貴的是，當前，越來越多的新興國家和地區在開放合作中參與到全球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進程中，在推動人類科技創新的同時，也為建構更為和諧高效的全球經濟治理體制創造了條件。

從新方位思考中國與全球經濟協同

過去40多年的改革開放使中國與世界在國際分工中融為一體，成為戰后經濟全球化最具影響力的經濟體之一。戰后經濟全球化和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實踐充分證明，一個開放繁榮的中國，對世界極為重要；一個和諧包容的世界，對中國極為重要。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全球金融危機背后深層次的全球結構性失衡矛盾，在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戰略指導下，中國已經擘畫出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基本理念，攜手世界推動高質量發展和全球經濟持續包容發展的圖景。支撐實現這一圖景的基本動力，必然是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背景下，開放大國與世界經濟日益深化、更加緊密、更為和諧的分工合作關系。

從連接中國與世界的國際分工紐帶看，新時代的改革開放，應面向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順應全球發展和包容性增長大勢，聚焦新型國際分工體系建構，在全面深化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高水平全方位開放中，培育和釋放大國特有的市場、技術、制度、資源（特別是面向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的人力資源、數據資源）“四位一體”價值系統集成優勢，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再造，從而促進高質量發展維度的中國與全球經濟同頻共振。從國際分工演進方向看，中國必須實現從傳統分工體系中的要素參與者，向新型分工體系中的創新驅動者、產業建構者的角色轉換。在這一過程中，中國要致力于打造面向全球先進要素的價值創享平臺，努力成為面向全球輻射高質量發展紅利的國際分工中心，攜手建構全球創新鏈、產業鏈、價值鏈“三鏈合一”的新型國際分工體系和演進機制。

以改革開放定力“做好自己的事”

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中國要達成上述協同發展目標，最重要的是“堅定做好自己的事”。我們要在改革開放發展基本共識基礎上，聚焦國際分工演進的技術創新、制度創新及其協同發展需求，著力提升大國市場質量、制度質量、科技質量和資源質量。

一是在更廣范圍、更深層次凝聚改革開放發展共識。高質量發展是解決結構性、周期性矛盾的根本之道，而改革開放則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要牢牢把握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基于“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凝聚全社會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共識。其要義，是以民眾共享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成果為價值導向，在“發揮市場配置資源決定性地位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以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線上形成基本共識。與此同時，還應借助聯合國、世貿組織、20國集團、亞太經合組織等國際和區域合作平臺，積極推動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通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擴大制度型開放，使更多國家和地區充分理解中國新時代改革開放的內涵，并在達成更廣泛深入的發展共識基礎上推動全球開放和多邊體制改革。需要強調的是，政府行政體制改革、職能轉型及效能提升要成為凝聚發展共識的“先手棋”。

二是著力提升開放條件下的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水平，構建制度創新與技術創新的協同機制。要把握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發展大勢，在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下聚焦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的協同。作為制度創新的主體，政府要聚焦知識產權保護、市場準入、要素流動、公平競爭等制度型開放和市場經濟體制的提質升級，為全球先進要素創造集聚和協同的體制機制條件。要高度重視并充分發揮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在制度型開放與現代化市場經濟體制建設中的示范引領意義，著力增強制度創新對技術創新的基礎性支撐作用。作為技術創新的主體，企業要認清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背景下高質量發展轉型的大勢，在加強自主創新的同時，更加注重開放條件下的創新協同，包括加強與國（境）內外企業、高校、科研機構之間的協同創新，在全球構建起以技術創新協同為基礎、以產業鏈為載體的新型價值鏈分工合作關系。

三是以更大力度實施區域發展國家戰略，推動構建區際開放與國際開放聯動的高水平分工合作機制和平臺。長三角、長江經濟帶以及京津冀、粵港澳大灣區等區域，是我國市場空間最大、創新資源最豐富、經濟活力最強的地區。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指導下，通過實施區域發展國家戰略，打破區際要素、商品流動的制度壁壘，將有助于實現區域創新協同，進而建構區域創新鏈基礎之上的產業鏈和價值鏈，形成有內生生長能力的現代化經濟體系。通過區域建設和“一帶一路”沿線節點城市的平臺支撐，推動區域產業鏈、國家產業鏈延伸，實現與全球高端價值鏈的高效對接或建構新的全球價值鏈。由此而言，國內區際開放可能是當下更具戰略意義的舉措。此外，要發揮自貿試驗區、自貿港在區域開放和對外開放中的制度高地效應，同時也要發揮其面向全球先進要素的集聚效應。

四是要構建激發內需持續升級的體制機制，夯實開放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需求基礎。著力培育內需，是更好地集聚全球先進要素并面向全球輻射高質量發展紅利的戰略性舉措。當前的要務是降成本、優環境，其關鍵是政府要做好做足公共服務。從消費需求看，主要是通過強化政府民生保障職責和能力，降低居民家庭在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基本民生領域的成本及支出預期。同時，以消費者權益保障和消費品質提升為導向，以法治手段優化消費市場環境，提升民眾的消費能力和消費預期。從投資需求看，主要是降低企業的各類稅費負擔，以政府“放管服”改革和法治化、市場化、國際化營商環境建設以及投融資體制改革，降低企業隱性成本支出，增強投資者的發展預期。

（作者單位：廣西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