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結互助：中華民族精神的瑰寶

中華民族有上下五千多年的歷史。最近一百多年，在風云際會、中西沖突的背景下，中華民族從自在的民族實體轉變成了具有深層自覺認同的民族共同體，是中國多民族相互依存的命運共同體。

在動態交流融合的過程中，中華民族共同體大家庭的群體精神、共同心靈愈益彰顯

中華民族共同體是歷經磨難而得以發展壯大的。從炎黃部落等遠古部族發軔，經過夏商西周、春秋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古代并存于中國廣大疆域范圍內的多民族就不斷發生沖突融合，在動態交流融合的過程中，統一的力量愈摧愈堅，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硬核從華夏族到漢族逐漸成形，共同體大家庭日益龐大，其群體精神、共同心靈愈益彰顯并化為觀念和思想表達形態。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可以說一部中國思想史就是中華大地上眾多民族文化與精神不斷交融發展的歷史，中國思想史展示的就是中華民族精神的變遷、成長。

宋元明清時期，多民族國家統一與其文化整合呈同步演進之勢，認同中國文化傳統而共存共榮的民族精神得到強化鞏固。晚清民國之際，中華民族遭遇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中華民族精神在救亡圖存的激發下重新覺醒和升華。

回顧中華民族形成和中華民族精神發展的歷程，有三個特點尤為顯著：中華民族的壯大不僅來自內部族群人口繁衍的增加，更是來自不同民族的融合；文化結構整合的生成與民族認同同步發展，鑄就了有深厚的優秀傳統文化作為底蘊的中華民族精神；中華民族統一與國家統一的概念趨向交叉會合，使得“民族大義”“民族氣節”與“國家大局”“國格意識”成為國民的標志化信念與行為范式，這是中國典型的愛國主義特質的基點。

“和”的精神構成了中華民族成員從思維到實踐行動上的普遍準則

中華民族在存亡興廢過程中留下的最大財富就是中華民族精神，這是中國之國家、民族、文化精神交融滲透、熔于一爐、凝為一體的精華所在，所謂“文化中國”的說法很好地把握了這個特點。

中華民族精神的內涵異常豐富，諸如“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守常知變”“仁義和平”“大同日新”等，這里主要談談“和”的理念與團結精神。

早在西周末期，史官史伯就說：“夫和實生物，同則不濟。”“和”，是多樣性事物之間有差別的同一性，用黑格爾的說法叫做具體的同一而不是抽象的同一。“和”是中華文化核心價值理念之一，在社會政治倫理生活領域更是中華民族的主導性精神信念，其發展貫穿了整個中國歷史。

三千多年前也就是西周初年，中國思想史上最早的經典《易經》中就包含了一種從奇數、偶數衍生出來的陰陽爻的卦畫系統，戰國時期解釋《易經》的文本《易傳》稱：“一陰一陽之謂道”。莊子說：“《易》以道陰陽”。這套系統通過陰陽兩種對立統一的符號的滲透消長來展演、推導世界萬有之間的復雜關系、轉化與過程，其中蘊含著中國先民所發現的樸素辯證法原理，構成了古代中國人對世界演變規律的主導性看法。中國古代辯證法將“和”作為變化的前提、動力、原則和目的。

在我國政治社會生活中，這種“和”的精神構成了中華民族成員從思維到實踐行動上的普遍準則，有多種表現，相應地古代思想家有多種經典論述。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老子說：“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莊子說：“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周易》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中庸》說：“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國歷史表明，這種萬物并生共榮的價值情懷是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不斷克服艱難險阻而長期綿延且興旺發達的精神動力。

“和”的理念發育轉化為多種具體形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國特色的愛國團結精神，這是相當超越的精神，在大敵當前、民族御侮的特殊時期，凝聚為成仁取義、保家衛國、團結奮斗的民族精神。

發揚民族精神，全民團結，共克時艱

歲末年初至今，中國不幸遭遇了一場波及全國范圍的新冠肺炎疫情。但令世界驚嘆不已的是，中國的經濟社會大局穩定，人民需要的生活物資供給充分，公共秩序有條不紊，同時全國上下有組織地抗擊時疫的行動蓬勃開展、井然有序，各方群眾自覺自愿，踴躍捐資捐物，組成醫療救援隊馳援武漢，其情感人，將一個文明深厚、治國有方、治理良好、萬眾一心的新時代大國風貌展示給了世人。

這一切何以可能？筆者以為，除了執政黨具有卓越領導力、國家有實力、政府運轉高度有效等之外，必須指出的是：中華民族具有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不畏艱險、團結互助、共渡難關的優良精神傳統和文化資源。

戰“疫”當前，我們需要更加自覺地弘揚中華民族精神，堅定信心，依靠科學，全社會動員，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團結一致徹底降服病魔。

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以此為契機進一步思考如何更好地推進我國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今天我們處在一個整體上和平安寧的世界，但世界永久太平還遠沒有實現，人與人的戰爭之外早已出現了新的情況，諸如自然災害、環境公害等，我國遭遇的新冠肺炎正是人類面臨的新挑戰之一。“反者道之動”，辯證法告訴我們，世界總是在矛盾過程中演進的，人類的未來不可能高枕無憂、一帆風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途中需要溫故知新，需要貫通、發揚和創新優秀的民族精神傳統。

在微觀層次，病毒肆虐的背后隱藏著沉重悠長的因果鏈條，其中一個重要的環節就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先秦的中國道家學派思想家就高揚順應自然的大旗。中華民族、中國、中國文化之所以能夠綿延長久，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她能夠因任自然、自然而然地健康發展。因為遵循自然，中國文化孕育出了豐富的環境保護與生態倫理思想資源，特別醒目的如“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萬物一體”“民胞物與”等思想綱領，昭示了中華民族數千年可持續發展的深層原因。這些是我們面對未來自然可能給我們帶來的新挑戰所擁有的戰略資源。

中國當下引領的人類生態文明轉型的核心就是謀求人類與自然的友好，生態文明體系正是中華民族精神適應時代、與時俱進、成長壯大的標志，我們應該無比珍視。抗疫之戰本質上隸屬于生態文明建設，生態文明需要長期自覺地維護生態，維護健康中國倚賴的生態條件。如此方可謂化危機為契機，借歷史機緣抖擻民族精神，激揚數千年民族志氣，提升新時代生態文明水準，直至臻于天人和諧，長治久安！

（作者為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導、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