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圈發展與疫情防控的空間策略

都市圈是我國經濟的核心增長空間。恢復都市圈高速發展的經濟社會秩序，需要依托完整的都市圈經濟空間體系。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都市圈跨界流動及其治理問題凸顯，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前提下，各類生產企業復工復產，主要都市圈迎來人口回流潮，對都市圈發展與規劃提出了新要求。

都市圈建設要做好重大疫情或災害的防控規劃

都市圈是一個高度融合的網絡狀城鎮體系，人流、物流、信息流等要素聯系密切。既有人口集聚、經濟發達的特大城市，即都市圈的核心依托，也有以交通廊道為載體、鏈接中心區和周邊中小城鎮的發展軸線，即都市圈發展的主動脈；既有中心區輻射帶動周邊城鎮所構成的圈層區域，即支撐核心城市發展的廣闊腹地，也有在都市圈發展腹地中起到關鍵支撐作用的節點城市，構成了都市圈的新增長極。

以往的都市圈發展規劃與實踐聚焦城市職能、產業空間、交通系統等的組織和優化，缺乏系統應對全國性重大疫情或災害的防控規劃及治理預案。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對我國都市圈建設提出了新要求。

當前，地方疫情防控主要以行政屬地為主，城市封閉式疫情防控已取得了階段性結果，有效阻隔了疫情傳播。然而，企業復工在即，經濟活動亟須恢復，國際跨境、全國各大區域及都市圈內部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即將恢復，區域疫情防控態勢發生新的變化，亟須形成新的常態化的都市圈跨界流動及跨界地區的疫情防控空間策略。

都市圈統籌疫情防控與經濟社會秩序恢復的建議

長江三角洲是我國經濟發展最活躍、開放程度最高、創新能力最強的區域之一，針對都市圈疫情防控需要及長效治理體系的構建，以長三角都市圈為例提出以下三點建議：

第一，區域內部構建分階段、分級、分類疫情空間管控體系。長三角區域防疫圈內，人流與物流運轉頻繁，有必要進行整體協同防疫，以都市圈為防疫資源與防疫空間的調配與操作單元，上海都市圈、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合肥都市圈等分別形成體系化、分類分級的疫情治理與防控物資及設施保障圈，在穩定內部疫情的同時，重點對日常跨界通勤流較大、同城化程度較高的邊界地區，如“上海—蘇州（昆山）”“南京—句容/馬鞍山”等，進行協同防控，制定和實施都市圈疫情綜合防護應對計劃。在地方性防疫資源短缺問題上，以都市圈為基本單元統籌調配，實現就地就近的生產和供給，如口罩、消毒水及特效藥物等，建立區域性“生產—供應”體系，逐步解決跨區域長距離防疫物資調動問題。

第二，制定城際跨界流動人群健康監測及應對方案。復工潮開啟，居民跨界流動難以避免，疫情防控工作更加迫切，城際聯防聯控是解決疫情跨界傳播的關鍵。當前，城際防控理念將逐步從“圍堵、封閉”轉向“跟蹤、監測”。城際聯防聯治對恢復都市圈經濟社會秩序至關重要，要求對跨界人口流動的規模、職住空間的分布、城際流動人口健康狀態的跟蹤與監測、城際疫情信息的互聯互通等掌握得更為精確，并及時找到“關鍵接觸點”，實施有效的應對舉措。此外，針對疫情治理的階段性變化，跨區域的規模化人口流動已開始出現，“地方飛地”“地方性聚居”等人口流動情況也在增多，可以社區或園區為基本單元進行綜合疫情防治，特殊時期及時劃定防疫片區，快速改造集中收治空間，集中收治疑似病例及患者，避免疫情進一步擴大。在本次疫情治理工作中，社區在城市治理體系中的作用和功能不可替代，未來要進一步強化社區功能，繼續賦予社區層級一定的事權與物權，持續提升社區自組織能力，強化社區居民出行軌跡跟蹤調查及健康狀態監測，為經濟社會秩序的恢復做足準備。

第三，探索極端條件下的都市圈危機應對預案。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國經濟社會的沖擊是多方面的，應重新評估城市的現代化水平和抗風險能力。面對風險，應做好應急管理工作，提高預警預測預防能力。在高度一體化的現代社會中，偶發性事件隨時可能因為“蝴蝶效應”而快速擴散，破壞性能級不斷提升，危及社會的穩定和可持續發展。都市圈治理要全面評估城市及區域的抗風險能力，探索極端條件下都市圈發展與治理預案，建立都市圈尺度的危機時期“生產—供應”空間體系。特別是對都市圈生產體系的規劃和政策干預要有危機意識。例如，避免對目前單位產值較低但關系百姓民生的第二產業（如紡織業）實施“一刀切”的騰退清理，保護都市圈尺度下的全產業生態系統。

（作者：陳宏勝，系江蘇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東南大學基地研究員；王興平，系東南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