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開國：宋代“三禮”詮釋研究的重要成果

作者系四川師范大學教授

中國作為禮儀之邦，自周公制禮作樂，禮就成為最重要的社會規(guī)范，禮學也成為中國文化的核心學說。禮學最重要的經(jīng)典是十三經(jīng)中的《周禮》《儀禮》和《禮記》，統(tǒng)稱“三禮”。“三禮”的內(nèi)容涉及社會歷史、政治倫理、禮制官制、人文價值等各個方面。但“三禮”學絕不僅限于“三禮”本經(jīng)，還有歷代學人從事“三禮”的詮釋，“三禮”學發(fā)展史，就是通過歷代學人的詮釋形成的。然而在“禮學”研究中，往往重視“三禮”本經(jīng)的研究，而疏于對“三禮”詮釋文獻的探討。這種狀況既不利于對“三禮”本經(jīng)的深入認識，更無從做到對“三禮”詮釋的歷史把握。西南財經(jīng)大學潘斌教授數(shù)年關注“禮學”研究，早在2011年就出版了《宋代〈禮記〉學研究》，去年又將以優(yōu)秀結(jié)題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成果《宋代“三禮”詮釋研究》在人民出版社出版。這部七十余萬字的巨著，從詮釋學角度，對宋代“三禮”學作了全面細致的研究，具有厚重的學術價值。

完整呈現(xiàn)宋代“三禮”學面貌

全書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個案研究，主要是對宋代“三禮”詮釋的名家名著展開具體研究。該部分又細分兩章，分別是“北宋‘三禮’詮釋名家名著研究”和“南宋‘三禮’詮釋名家名著研究”。每一章又按照《周禮》《儀禮》《禮記》和“三禮綜論”的順序分節(jié)，每節(jié)各擇影響最大、最具有代表性的“三禮”學家或文獻進行探討。

第二部分是專題研究，主要辨析宋代“三禮”學中的重要問題。該部分細分為五章，分別是“宋儒于‘三禮’之辨疑”“宋代‘三禮’詮釋之體式”“宋儒‘三禮’詮釋與理學思想體系之建構”“宋儒‘三禮’詮釋與修身齊家”“宋儒‘三禮’詮釋與治國理政”。這就將名家名著研究與專題研究有機結(jié)合起來，做到點與面、縱與橫的統(tǒng)一。該書不僅提供了對宋代“三禮”學名著名家各自理論建樹的全面認識，也對宋代“三禮”學討論的主要問題作了深入研討。這是一幅精致的宋代“三禮”學全貌圖。無論是對名家名著的選擇，還是對專題的擬定，都可以看出作者對宋代“三禮”學的真切體認，表現(xiàn)了作者對宋代“三禮”學的精深造詣。

獨特的研究視角

該書在研究中還以獨特的研究視角，將文獻史料學、學術史與思想史交織成一個交互作用的立體闡釋網(wǎng)絡，最大限度地呈現(xiàn)宋代“三禮”詮釋學的面貌和特點，探求宋代“三禮”學的深層內(nèi)涵。比如學界于宋明理學之研究，最重視的是宋人的《易》學、《春秋》學，而于“三禮”與理學的關系則少有關注。該書則通過《禮記》的《大學》《中庸》《樂記》等篇的經(jīng)典詮釋與宋代理學關系的辨析，證明了禮學是宋代理學研究中的重要內(nèi)容，理學家對“三禮”之學仍有精深的造詣，“三禮”之學在宋代學術中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這一研究視角的揭示，對于今天的宋明理學研究具有積極意義。

同時，作者十分重視從時代學風、政治環(huán)境等角度對宋代“三禮”學家及其著作進行研究。如在張載的《周禮》詮釋研究中，與王安石相比較，揭示了張載對于《周禮》等儒家經(jīng)典的詮釋顯得較為保守；王安石的《周禮》詮釋不乏古典理想主義氣質(zhì)，然而在詮釋以及操作過程中與《周禮》已漸行漸遠，在對《周禮》等儒家經(jīng)典進行詮釋時的自由度更大，從而使得他的古典理想主義與現(xiàn)實主義實現(xiàn)了一定程度的結(jié)合。與王安石相比，張載的理想主義成分要多一些，他將解決現(xiàn)實問題的法寶幾乎全部押在了他所尊崇的儒家經(jīng)典之記述中；雖然其經(jīng)典詮釋的范圍及解決社會問題的主張與王安石沒有太大的區(qū)別，但是其產(chǎn)生的影響卻比王安石變法要小得多。從思想史的角度對張載與王安石的《周禮》詮釋所作的比較論述，對于認識張載與王安石的學術差異頗有參考價值，發(fā)人深思。正是注重各種方法的運用，該書能夠從多維的視角，對宋代“三禮”學提出諸多具有創(chuàng)新意義的看法，從而提升了本書的學術價值。

扎實的文獻與史料基礎

文獻與史料的功夫，是史學研究最基本的保障，這一基本功的高低常常決定研究的得失。本書的宋代“三禮”學研究，不僅全面搜集宋人的“三禮”學論著，并作了認真的爬梳，而且在此基礎上對各家各派的研究狀況進行了歸納和總結(jié)。由于年代久遠，書缺有間，宋代的“三禮”學文獻大多數(shù)已亡佚，但作者迎難而上，從現(xiàn)存南宋時期的禮學著作中尋找材料，進而考察兩宋時期許多為人們所忽略的“三禮”學資料。比如在考察張載、王安石、方愨、陸佃、馬希孟的《禮記》學時，通過南宋的《禮記集說》，獲得不少新材料。這對全面準確地說明張載等人的禮學思想，提供了堅實的史料依據(jù)。作者在運用這些文獻時，不是人云亦云，而是以對文獻的源流、版本等的考證為前提。比如對衛(wèi)湜《禮記集說》進行考察時，涉及此書作者的生平、文獻的版本、單篇的分布等，這就保證了史料的可靠性。

同時，作者不僅重視禮經(jīng)文獻，還重視史書、筆記、文集中的記載。比如在考察宋人利用“三禮”從事政治、教育活動時，所依據(jù)的材料除禮經(jīng)文獻外，還涉及《宋史》《續(xù)資治通鑒》《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宋會要輯稿》《開寶通禮》《太常因革禮》《宋大詔令集》及宋人詩詞、奏議、碑刻、考古資料等。由于采用的文獻史料特別豐富，并以扎實考辨為保障，該書對宋代“三禮”學研究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

但該書也有值得商榷之處。比如聶崇義的《新定三禮圖》是以禮圖聞名禮學界，然而對聶氏此書所作的考察，并沒有列出聶氏的禮圖，而僅以文字進行表述。這對于全面說明聶氏的禮學成就是不夠的。不過瑕不掩瑜，該書可以說是迄今為止宋代“三禮”學最有學術價值的成果，配稱一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佳作。